【高闲】高闲,僧人,生卒年不详,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主要活动于唐代武宗、宣宗时。高闲善书,尤以草书最负盛名。他的草书师宗张旭而旁及怀素,在狂素谢世后的晚唐书苑里,也是一位书法高手。

《千字文》残卷

此残卷,现存52行,有款为“吴兴高闲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残卷从“莽,抽条枇杷”起,至“焉哉乎也”止,连款在内共248字。其笔力雄健,体势豪迈,气韵生动。时掺以淡墨枯笔,丝丝露白,瘦硬劲挺。在结体上,他时常出人意料,将字的左右上下错位,或有意识地将左右结构互相糅合,险中求稳,变化无常。

此《千字文》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结尾处,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整体来看,高闲草书性情放纵,笔画粗壮,实取法张旭;而在干湿、枯润、浓淡变化上,则汲取了怀素草书的用笔,因此后人多将高闲列为颠张狂素一派。

高闲的今草

高闲的草书属于今草。今草是相对于古草(章草)而言,是在章草草法(也包括楷书体势)基础上衍进而成的一种新草体。其特征:减省了章草的隶意波磔,结体由扁方趋于狭长,笔画更简约,增加了萦带,有的笔顺也有新变化,同时还打破了章草字的区别与规矩,可以大小、轻重、斜正相同,上下字间注重牵连。今草的书写比章草更为流美、便捷。

高闲的草书,结体偏扁方或偏狭长,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

“二王”今草以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为基础,表现出浓纤折衷的特点。高闲草书深谙“二王”,先以正书打基础,而后求自然,富变化,重厚实。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是无道也。”说明写草书之前一定要先写好正书。

作为高闲生活的唐代,其楷书成就孤独求败,没有哪个朝代可与之相比,它也成为一种工具被广泛使用。高闲本人也擅长楷书,遗憾的是其书作未流传下来。不过从高闲草书的厚重、沉稳中可窥其楷书功力。

从《送高闲上人序》看张旭与高闲

《送高闲上人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主要位置,文章描述了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草书创作情形,对其创作实践进行了言简意赅地分析和总结,揭示了书法的根本规律,指出了高闲书法无法达到张旭高度的根本原因。

韩愈认为:在书法创作中应以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为主,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对张旭草书给予了充分肯定;“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在韩愈看来,最终决定书法的,是创作主体性情的表露。

而“一死生,解外胶”,一心出世的高闲上人,一切归于淡薄,自然不可能像张旭那样心有所感、情动于衷,借书法将自己的情感淋漓畅快地抒发出来。高闲因无张旭之心,没有激情,形式空洞,无法得其精髓。

韩愈还认为:书家心中必须具备丰富的意向,才能创造出丰富感人的作品。张旭草书意向的多样化,在于从客观世界的各种形、质、意、变中积累感受,提炼意象,化为艺术语言,创造出了丰富奇特的书法形象。而高闲于心既“泊”,于世必“淡”,故书“无象”,难臻高妙。

在韩愈看来,无论是从大自然、生活中捕捉意向,还是孕育情感,前提是书家必须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韩愈给高闲写这篇序文,也许是想告诉高闲:学张旭,不要一切无动于心,而要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孕发自己的书法创作激情。

,难怪米芾跟鲜于枢的论草书对他评价都没有那么高,转发了,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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