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闲】高闲，僧人，生卒年不详，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主要活动于唐代武宗、宣宗时。高闲善书，尤以草书最负盛名。他的草书师宗张旭而旁及怀素，在狂素谢世后的晚唐书苑里，也是一位书法高手。

《千字文》残卷

此残卷，现存52行，有款为“吴兴高闲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残卷从“莽，抽条枇杷”起，至“焉哉乎也”止，连款在内共248字。其笔力雄健，体势豪迈，气韵生动。时掺以淡墨枯笔，丝丝露白，瘦硬劲挺。在结体上，他时常出人意料，将字的左右上下错位，或有意识地将左右结构互相糅合，险中求稳，变化无常。

此《千字文》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结尾处，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整体来看，高闲草书性情放纵，笔画粗壮，实取法张旭；而在干湿、枯润、浓淡变化上，则汲取了怀素草书的用笔，因此后人多将高闲列为颠张狂素一派。

高闲的今草

高闲的草书属于今草。今草是相对于古草（章草）而言，是在章草草法（也包括楷书体势）基础上衍进而成的一种新草体。其特征：减省了章草的隶意波磔，结体由扁方趋于狭长，笔画更简约，增加了萦带，有的笔顺也有新变化，同时还打破了章草字的区别与规矩，可以大小、轻重、斜正相同，上下字间注重牵连。今草的书写比章草更为流美、便捷。

高闲的草书，结体偏扁方或偏狭长，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

“二王”今草以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为基础，表现出浓纤折衷的特点。高闲草书深谙“二王”，先以正书打基础，而后求自然，富变化，重厚实。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是无道也。”说明写草书之前一定要先写好正书。

作为高闲生活的唐代，其楷书成就孤独求败，没有哪个朝代可与之相比，它也成为一种工具被广泛使用。高闲本人也擅长楷书，遗憾的是其书作未流传下来。不过从高闲草书的厚重、沉稳中可窥其楷书功力。

从《送高闲上人序》看张旭与高闲

《送高闲上人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主要位置，文章描述了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草书创作情形，对其创作实践进行了言简意赅地分析和总结，揭示了书法的根本规律，指出了高闲书法无法达到张旭高度的根本原因。

韩愈认为：在书法创作中应以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为主，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对张旭草书给予了充分肯定；“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在韩愈看来，最终决定书法的，是创作主体性情的表露。

而“一死生，解外胶”，一心出世的高闲上人，一切归于淡薄，自然不可能像张旭那样心有所感、情动于衷，借书法将自己的情感淋漓畅快地抒发出来。高闲因无张旭之心，没有激情，形式空洞，无法得其精髓。

韩愈还认为：书家心中必须具备丰富的意向，才能创造出丰富感人的作品。张旭草书意向的多样化，在于从客观世界的各种形、质、意、变中积累感受，提炼意象，化为艺术语言，创造出了丰富奇特的书法形象。而高闲于心既“泊”，于世必“淡”，故书“无象”，难臻高妙。

在韩愈看来，无论是从大自然、生活中捕捉意向，还是孕育情感，前提是书家必须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韩愈给高闲写这篇序文，也许是想告诉高闲：学张旭，不要一切无动于心，而要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孕发自己的书法创作激情。

,难怪米芾跟鲜于枢的论草书对他评价都没有那么高,转发了,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