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著名书法史学家、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在浙江省医院与世长辞。在农历则为九月十五日,岁在壬申,属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终年九十三岁。在前一年,他还作七言联一副云:到处溪山如旧识;此间风物属诗人。书法稳健,气势宏大,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而这前一年的年初,所书摩崖“海滨邹鲁”四个大字,一反沙翁过去出锋的戛然而止,亦无浓墨干擦的效应,一派温润中带有无可争议的斩钉截铁,仿佛古佛的尊严与慈善而恩泽人间。如果不属年款与年岁,被误认为是壮汉正当年所书也不稀奇。即以如此的状态,何以说走就走,给国人以猝不及防。尤其他身边的人不能释怀,书界也不免为之惋叹:一代书坛泰斗,就这样走了啊!

惋叹之余,也该欣慰,毕竟,九十三岁,也是寿星级人物了。

寿星沙翁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即以他的生平经历,不要说长寿,就是能活过来也是奇迹。那场暴风骤雨让很多大人物不能释怀,甚至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全国的孩子们身上。和很多人不一样,他没有过多的交代与冤屈告诉世人,我们对他在那场暴风骤雨中如何逃生所知甚少。只知道,让他痛惜不已的是,从2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所积累的日记付之一炬,烧了。自己不烧的话,恐怕也得遭到别人查抄而毁灭,到那时候,毁灭的不仅仅是日记了。

我所说的沙翁生平经历,可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10月第三十八辑里找到确切的信息——沙孟海著《<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一文,详细记录了沙翁在国民政府工作二十年,前后三年为蒋瑞元介石修撰宗谱的历史。态度和蔼,即无一贬词,也无一赞词,中性运笔,以成可靠的叙述。而这一期间,多与主人公接触……我想,我对此事的叙述到此为妙。我的兴趣在书法史学文化——我进一步想,沙翁是否与我要写的另一位主人公相遇并有交往呢?这个叱咤风云书名早已远播的人谓谁?三原于右任也。

遗憾!没有两位书学巨人交往的任何记录。在沙翁三年为蒋氏修宗谱期间,右老正以七十岁高龄参选副总统,得493票居第四位落选而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以教育部秘书的身份与部长见面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若是平起平坐讨论书学,可能性就不大了。尽管书学这一课题不因为职位高就高,也不因为职位低就低,还是让我们后人得用文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又非一点信息也没有,沙翁所自述《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一文,说道“三原于伯循右任,服膺,北碑大字高手”,他是对右老赞誉有加。我们以当时的时间邀请林散之老人,林老正在乡间野老中,安徽省聘顾问而不就,又于芜湖旧货摊购得吕留良虫蛀砚台一方,喜极之余,继之以长诗。沙翁与林老也没有机会切磋书学,各自游荡在未卜的前程之中。

沙翁是个没有政治热情的人——以他的位置,不要说处心积虑往上爬,就是积累的资本,也足以让他步入青云。然而,到了仍就是秘书的身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升迁。他对史学的亲昵,他对文字的不可分割,他对书法的密切,从懂事起就显现出了良好天才。关于天才,以我宽泛的理解,人人都有天才,只是表现方面不同而已。有的人一辈子蹉跎,怀才不遇状;有的人却如鱼得水,干什么什么成,即被冠之以天才。何也?扬长避短是也!发现自己的天才,比生努更为重要。我们常常说业精于勤,这又是何等的误导。即以沙翁论,其于政未必不勤。然而,他在那方面没有天才,所以随遇而安。但是,对书法表现出来的天赋,则是从小就显露出来了。和历史上海瑞、李叔同、欧阳修、欧阳询那些著名的人物一样,沙翁也是早年丧父。我不知道这是否给男孩子以暗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生存,靠山是没有了。支撑家、家族的人物就是你了,你若想成人,就得自己去干。你若想成为人物,你就得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你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之后,就用上那句话了——业精于勤。

沙翁出生在浙江省鄞县沙河村一个中医之家,这鄞县可以遥望舟山群岛,与宁波相近,亦可向西遥望书法圣地——绍兴兰亭。虽为乡间,却不闭塞。尤其与奉化相去不远,可以让用他的人视为乡谊。先考虽然远去,却给他留下了《集王书圣教序》,据先生自己说,临习五、六年,一无进展。为藏拙起见,继承父亲所好,写篆书,小小的年纪便有了名气。因为我喜欢吴昌硕,早就知道他们间的师生关系,我就想马上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吴昌硕的书法,虽被讥评为乱头粗服,但是,缶公字法的笔笔认真不苟且,却是因了长期在石鼓文上下功夫所致。看沙翁的书法则不是,那是一些东涂西抹的东西,他的条幅横披,甚是不认真。你只有认真地阅读,才知道写的是些什么,才明白他如何的运笔,如何结构。如果你想临习,却总是没有效果。其实,他是运用了国画的着墨方法——叠加法。写字讲究不描,用叠加法若是不当的话,有可能产生描字之虞,而沙翁的叠加法,则是不留痕迹的,这就是沙翁的创造。其实,笔画重叠,在任何一种字体都是不可避免,横竖交叉,撇捺交叉,都会使笔墨重叠造成叠加。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重叠,然而,若是不相干的不用重叠的笔画重叠的话,则是叠加了,我想沙翁是故意的。如果没有目睹过沙翁写字,看着他的法书临习的话,那是永远也没有沙翁书法状态的。吴昌硕的门生众多,一看他们的书法,便知师承缶公,而沙孟海则完全不是那个状态。书学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西天取经、东土朝圣,还是南方取火、北方移冰,最终还是要实现自我的中心,那便是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与艺术理念。那么,这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或者说艺术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书法有法,也有技艺,但绝不是靠法靠技艺就可以称之为书法艺术。称之为书法并不难,难在称之为书法艺术。学谁像谁固然难并且可以成家,更难的则在于学谁不像谁,那才是气象。技艺是不能没有的,书法的法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没有技艺,没有法,则是自由体了。有人在自由体上下了一辈子功夫,终究是连书法的大门也没有进去;相反,还有芸芸众多的书法家,家是可以称之了,却一辈子在技艺、书法的法上下功夫。技艺纯熟、法度也森严,就是格调不高,没有内涵。这样空泛地说下去,等于弯弯绕了。我们回到沙孟海沙翁那里,寻找书法艺术,寻找书法艺术的格调。

“就是除技法之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学,或是史学传纪,或是金石考古……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这是1980年6月沙翁在北京治病期间给刘江先生的信。其实,沙翁说了三个问题,即书家要有学问,是学问家——转益多师——抗志希古。如果真的如沙翁所说都做到了,不是大书法家那还能是什么。

青年沙翁是幸运的,缶公亲授其法,目睹缶公这样的一代大家挥毫,这与仅仅读帖临帖还不是一码事,这种幸运又有几人能遇到呢!古人讲名师出高徒,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假如你遇到的是个平庸之辈,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诸如“取法乎上”一类的道理,自己悟性又非那么高,走上歧途积习就难改了。庸师勿授业啊!沙翁评价吴昌硕时说:“赵之谦作篆,不主故常,随时有新意出来;吴先生做篆,也不主故常,也随时有新意出来。可是赵之谦的新意,专以侧媚取势,所以无当大雅;吴先生极力避免这种‘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代钟鼎文字的体势,杂糅期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多了。”

如果我们今人说出这番话来,或许不算什么。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许多书学史上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兰亭序》的真伪,不用再争论,业已水落石出。须知沙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公元1928年,沙翁29岁,作《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吴昌硕于前一年去世,虽然可以说“作古了”可还算不得古人。而赵之谦的名声随着扬碑抑帖之风炽,捧势正浓。说他的当代人已经超越了前人,没有点胆识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重习此话,你就不得不佩服沙翁的眼光了。

古人讲究诸般学问的才、学、识。我所说的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积累与磨砺,即书法是一门学问,这所谓的学问,是看个体的才学识了。然则,才是什么、学是什么、识又是什么?诸般的高下决定着你可以达到的艺术程度。

我们在何绍基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颜真卿书法的影子;在刘墉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钟繇的气体;在王铎的书法里,可以看到米芾的体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可以想见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书法一定相去不远了,或可说,最得缶公笔势的、最像缶公书法的,莫过于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样。在沙翁的书法里,你连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么学吴字呢?既然是师承关系,既然沙翁常常说吴与他的书学关系是“亲灸”,怎么就没有影子呢?“吴字出名后,都以邓字为不足学,怕犯赵之谦的老毛病,一个个去写吴字……”然而,那所谓的学,一样的犯赵撝叔习邓完白之疾,这是一般书家没有注意到的。个中奥秘,只有体会到了书法乃是书学的人才能够有这识见的。沙翁很少称书法这个词,他说到书法的一系列的学问时,必以书学相称。这是准确的把握了书法与书学的关系才能做到的,也与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以我浅陋的认识,学吴昌硕的后来人所以难以超越缶公,就外形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书体都有石鼓文的笔力,或者说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摆脱缶公的影响。吴昌硕的字有接近于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为会让人上瘾,更可以理解为习气,不独缶公,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都会有。我不是说学吴昌硕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书大家,但是,对篆书笔力一无体会,学吴昌硕等于闭眼捉鼠。如果这个说法大体能够通顺的话,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资格成为吴昌硕第二了。他早年专习篆书,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岁间多多受到“亲灸”,这是多么的得天独厚啊!可是没有,他既没有成为吴昌硕第二,也没有吴昌硕的习气,更没有吴昌硕书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传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么就没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于是“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从此“转益多师”,临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欢的,必定下功夫,无论真伪说。据沙翁自己讲,他的进取,在于“穷源竟流”——所谓穷源:无论碑还是帖,那些碑帖体势从哪里来,这些“古人”又从他们的“古人”那里吸取了哪些精华;所谓竟流:亦无论碑帖,“对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谓的弯路,提高识见的能力,岂不乐哉!如此说来,书法当然是书学,那书学岂止是“拂丝操缦”的笔画张弛,岂止是技艺的演进,岂止是法度的森严。

嵇康在《幽愤诗》中说:“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志节高尚,则再以古代的贤人为榜样。沙翁说“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显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书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

手中有数种《中国书法史》,几乎没有什么用途。看了这本,不必再看别的,因为都是资料汇编。说是著,其实说编著更合适。如果通读过历代书学著作(很容易通读,不多),那么,一本书法史没有也没有什么遗憾。对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上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则是不可或缺的。署名处曰编著,其实真的是著作。缩写之史全而有见地,数语明了。粗略算下来,也不过一万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关田先生编选《沙孟海论艺》中收录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关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书名为《沙孟海书学》更贴切。虽然有印学文章,印学亦然在书学的大范畴之中。论艺就大多了,虽然书学、印学也是论艺的一种,但是,除了大书学之外,并没有其它艺术门类掺杂其中。

我查阅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岁前后也没有退休。倒是七十七岁调至浙江省博物馆,八十岁当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可见,在承担的工作中认真干点事情,不一定会影响创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学问的扎实与深厚。他将自己的一生浸淫在书学中未想自拔,有豪迈之诗云:“百岁古来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为,七十正得时,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为书坛的佼佼者,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壮心不已,人们多注意了沙翁81岁《与刘江书》。激励后学,自然是沙翁导师的职责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对碑的无限夸大,即是另一种误导。这误导持续的时间虽然比馆阁体、台阁体恶劣影响的时间短,但是,流风席卷,那白虎堂的深度与宽度,一点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岁,其《与吴公阜书》,说的就是碑学的致命缺陷——“近代书人,或寝馈于大小爨龙门造像,终身弗能自拔。执柔翰以拟利锥,其难可想。二爨龙门,非不可参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纪的书坛,正逐晚清碑学的风波,沙翁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后参加国际书学研讨会,又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千辛万苦写成刀痕齐切收笔,无论怎样的努力,也成病态。理解沙翁的,莫过于启功先生,“平生学笔不学刀”。沙翁之为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书家,与他高瞻远瞩的识见分不开,而他的识见,则来自于他的学养。

沙翁以写大字被誉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据说为杭州灵隐寺书“大雄宝殿”四字,每字四尺见方,用三只楂笔捆在一起挥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风骤雨中被误毁,三十年后以沙孟海落款复书的“大雄宝殿”,与原来所书又非一个境界,与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诉了世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的名不虚传。所谓的才学识,是无分先后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谁把握了其中的节奏,谁就会有心得而成为佼佼者。

这佼佼者得益于西子湖畔的滋养,温润之气扑面而来,尽管他们的形态不同。他们用不同的书学形态,为西子湖畔抹上了浓重的色彩。苏东坡太守的苏堤,白香山的白堤;吴昌硕、黄宾虹成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征。甚至是苏小小的宁可死也要留给后人的青春气息,也不免让苟且者掉下几抹汗滴。沙翁在其间,无疑是得天独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会有克己复礼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也不免要坚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发生冲突时,只要不危及总体的格局,他都会在不变中应对万变。我想,这是沙翁之所以长寿的内在因素,也是他躲过本难躲过的灾难之所在。实际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迈,其内心深处是个倔老头。他的豪迈之气没有成为粗粝的外相,即是地缘文化赐给他的滋养。纵观沙翁的书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两个版本沙翁所书陆游学书诗的两句,其八十九岁所书,还带有沈曾植方笔翻转,到了九十一岁所书,则多是沙翁自己用笔的圆方之间了。见过录像资料,是写全文的,则一派清雅。书法这东西,得讲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虚实之间,真可谓“瘦蛟出海挐虚空”。虚空又是如何挐呢?蛟龙与猛虎各异,老蔓与新藤殊然,不求于一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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