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著名书法史学家、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在浙江省医院与世长辞。在农历则为九月十五日，岁在壬申，属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终年九十三岁。在前一年，他还作七言联一副云：到处溪山如旧识；此间风物属诗人。书法稳健，气势宏大，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而这前一年的年初，所书摩崖“海滨邹鲁”四个大字，一反沙翁过去出锋的戛然而止，亦无浓墨干擦的效应，一派温润中带有无可争议的斩钉截铁，仿佛古佛的尊严与慈善而恩泽人间。如果不属年款与年岁，被误认为是壮汉正当年所书也不稀奇。即以如此的状态，何以说走就走，给国人以猝不及防。尤其他身边的人不能释怀，书界也不免为之惋叹：一代书坛泰斗，就这样走了啊！
惋叹之余，也该欣慰，毕竟，九十三岁，也是寿星级人物了。
寿星沙翁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即以他的生平经历，不要说长寿，就是能活过来也是奇迹。那场暴风骤雨让很多大人物不能释怀，甚至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全国的孩子们身上。和很多人不一样，他没有过多的交代与冤屈告诉世人，我们对他在那场暴风骤雨中如何逃生所知甚少。只知道，让他痛惜不已的是，从2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所积累的日记付之一炬，烧了。自己不烧的话，恐怕也得遭到别人查抄而毁灭，到那时候，毁灭的不仅仅是日记了。
我所说的沙翁生平经历，可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10月第三十八辑里找到确切的信息——沙孟海著《<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一文，详细记录了沙翁在国民政府工作二十年，前后三年为蒋瑞元介石修撰宗谱的历史。态度和蔼，即无一贬词，也无一赞词，中性运笔，以成可靠的叙述。而这一期间，多与主人公接触……我想，我对此事的叙述到此为妙。我的兴趣在书法史学文化——我进一步想，沙翁是否与我要写的另一位主人公相遇并有交往呢？这个叱咤风云书名早已远播的人谓谁？三原于右任也。
遗憾！没有两位书学巨人交往的任何记录。在沙翁三年为蒋氏修宗谱期间，右老正以七十岁高龄参选副总统，得493票居第四位落选而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以教育部秘书的身份与部长见面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若是平起平坐讨论书学，可能性就不大了。尽管书学这一课题不因为职位高就高，也不因为职位低就低，还是让我们后人得用文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又非一点信息也没有，沙翁所自述《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一文，说道“三原于伯循右任，服膺，北碑大字高手”，他是对右老赞誉有加。我们以当时的时间邀请林散之老人，林老正在乡间野老中，安徽省聘顾问而不就，又于芜湖旧货摊购得吕留良虫蛀砚台一方，喜极之余，继之以长诗。沙翁与林老也没有机会切磋书学，各自游荡在未卜的前程之中。
沙翁是个没有政治热情的人——以他的位置，不要说处心积虑往上爬，就是积累的资本，也足以让他步入青云。然而，到了仍就是秘书的身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升迁。他对史学的亲昵，他对文字的不可分割，他对书法的密切，从懂事起就显现出了良好天才。关于天才，以我宽泛的理解，人人都有天才，只是表现方面不同而已。有的人一辈子蹉跎，怀才不遇状；有的人却如鱼得水，干什么什么成，即被冠之以天才。何也？扬长避短是也！发现自己的天才，比生努更为重要。我们常常说业精于勤，这又是何等的误导。即以沙翁论，其于政未必不勤。然而，他在那方面没有天才，所以随遇而安。但是，对书法表现出来的天赋，则是从小就显露出来了。和历史上海瑞、李叔同、欧阳修、欧阳询那些著名的人物一样，沙翁也是早年丧父。我不知道这是否给男孩子以暗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生存，靠山是没有了。支撑家、家族的人物就是你了，你若想成人，就得自己去干。你若想成为人物，你就得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你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之后，就用上那句话了——业精于勤。
沙翁出生在浙江省鄞县沙河村一个中医之家，这鄞县可以遥望舟山群岛，与宁波相近，亦可向西遥望书法圣地——绍兴兰亭。虽为乡间，却不闭塞。尤其与奉化相去不远，可以让用他的人视为乡谊。先考虽然远去，却给他留下了《集王书圣教序》，据先生自己说，临习五、六年，一无进展。为藏拙起见，继承父亲所好，写篆书，小小的年纪便有了名气。因为我喜欢吴昌硕，早就知道他们间的师生关系，我就想马上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吴昌硕的书法，虽被讥评为乱头粗服，但是，缶公字法的笔笔认真不苟且，却是因了长期在石鼓文上下功夫所致。看沙翁的书法则不是，那是一些东涂西抹的东西，他的条幅横披，甚是不认真。你只有认真地阅读，才知道写的是些什么，才明白他如何的运笔，如何结构。如果你想临习，却总是没有效果。其实，他是运用了国画的着墨方法——叠加法。写字讲究不描，用叠加法若是不当的话，有可能产生描字之虞，而沙翁的叠加法，则是不留痕迹的，这就是沙翁的创造。其实，笔画重叠，在任何一种字体都是不可避免，横竖交叉，撇捺交叉，都会使笔墨重叠造成叠加。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重叠，然而，若是不相干的不用重叠的笔画重叠的话，则是叠加了，我想沙翁是故意的。如果没有目睹过沙翁写字，看着他的法书临习的话，那是永远也没有沙翁书法状态的。吴昌硕的门生众多，一看他们的书法，便知师承缶公，而沙孟海则完全不是那个状态。书学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西天取经、东土朝圣，还是南方取火、北方移冰，最终还是要实现自我的中心，那便是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与艺术理念。那么，这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或者说艺术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书法有法，也有技艺，但绝不是靠法靠技艺就可以称之为书法艺术。称之为书法并不难，难在称之为书法艺术。学谁像谁固然难并且可以成家，更难的则在于学谁不像谁，那才是气象。技艺是不能没有的，书法的法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没有技艺，没有法，则是自由体了。有人在自由体上下了一辈子功夫，终究是连书法的大门也没有进去；相反，还有芸芸众多的书法家，家是可以称之了，却一辈子在技艺、书法的法上下功夫。技艺纯熟、法度也森严，就是格调不高，没有内涵。这样空泛地说下去，等于弯弯绕了。我们回到沙孟海沙翁那里，寻找书法艺术，寻找书法艺术的格调。
“就是除技法之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学，或是史学传纪，或是金石考古……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这是1980年6月沙翁在北京治病期间给刘江先生的信。其实，沙翁说了三个问题，即书家要有学问，是学问家——转益多师——抗志希古。如果真的如沙翁所说都做到了，不是大书法家那还能是什么。
青年沙翁是幸运的，缶公亲授其法，目睹缶公这样的一代大家挥毫，这与仅仅读帖临帖还不是一码事，这种幸运又有几人能遇到呢！古人讲名师出高徒，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假如你遇到的是个平庸之辈，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诸如“取法乎上”一类的道理，自己悟性又非那么高，走上歧途积习就难改了。庸师勿授业啊！沙翁评价吴昌硕时说：“赵之谦作篆，不主故常，随时有新意出来；吴先生做篆，也不主故常，也随时有新意出来。可是赵之谦的新意，专以侧媚取势，所以无当大雅；吴先生极力避免这种‘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代钟鼎文字的体势，杂糅期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多了。”
如果我们今人说出这番话来，或许不算什么。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许多书学史上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兰亭序》的真伪，不用再争论，业已水落石出。须知沙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公元1928年，沙翁29岁，作《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吴昌硕于前一年去世，虽然可以说“作古了”可还算不得古人。而赵之谦的名声随着扬碑抑帖之风炽，捧势正浓。说他的当代人已经超越了前人，没有点胆识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重习此话，你就不得不佩服沙翁的眼光了。
古人讲究诸般学问的才、学、识。我所说的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积累与磨砺，即书法是一门学问，这所谓的学问，是看个体的才学识了。然则，才是什么、学是什么、识又是什么？诸般的高下决定着你可以达到的艺术程度。
我们在何绍基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颜真卿书法的影子；在刘墉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钟繇的气体；在王铎的书法里，可以看到米芾的体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可以想见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书法一定相去不远了，或可说，最得缶公笔势的、最像缶公书法的，莫过于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样。在沙翁的书法里，你连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么学吴字呢？既然是师承关系，既然沙翁常常说吴与他的书学关系是“亲灸”，怎么就没有影子呢？“吴字出名后，都以邓字为不足学，怕犯赵之谦的老毛病，一个个去写吴字……”然而，那所谓的学，一样的犯赵撝叔习邓完白之疾，这是一般书家没有注意到的。个中奥秘，只有体会到了书法乃是书学的人才能够有这识见的。沙翁很少称书法这个词，他说到书法的一系列的学问时，必以书学相称。这是准确的把握了书法与书学的关系才能做到的，也与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以我浅陋的认识，学吴昌硕的后来人所以难以超越缶公，就外形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书体都有石鼓文的笔力，或者说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摆脱缶公的影响。吴昌硕的字有接近于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为会让人上瘾，更可以理解为习气，不独缶公，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都会有。我不是说学吴昌硕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书大家，但是，对篆书笔力一无体会，学吴昌硕等于闭眼捉鼠。如果这个说法大体能够通顺的话，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资格成为吴昌硕第二了。他早年专习篆书，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岁间多多受到“亲灸”，这是多么的得天独厚啊！可是没有，他既没有成为吴昌硕第二，也没有吴昌硕的习气，更没有吴昌硕书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传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么就没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于是“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从此“转益多师”，临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欢的，必定下功夫，无论真伪说。据沙翁自己讲，他的进取，在于“穷源竟流”——所谓穷源：无论碑还是帖，那些碑帖体势从哪里来，这些“古人”又从他们的“古人”那里吸取了哪些精华；所谓竟流：亦无论碑帖，“对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谓的弯路，提高识见的能力，岂不乐哉！如此说来，书法当然是书学，那书学岂止是“拂丝操缦”的笔画张弛，岂止是技艺的演进，岂止是法度的森严。
嵇康在《幽愤诗》中说：“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志节高尚，则再以古代的贤人为榜样。沙翁说“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显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书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
手中有数种《中国书法史》，几乎没有什么用途。看了这本，不必再看别的，因为都是资料汇编。说是著，其实说编著更合适。如果通读过历代书学著作（很容易通读，不多），那么，一本书法史没有也没有什么遗憾。对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上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则是不可或缺的。署名处曰编著，其实真的是著作。缩写之史全而有见地，数语明了。粗略算下来，也不过一万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关田先生编选《沙孟海论艺》中收录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关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书名为《沙孟海书学》更贴切。虽然有印学文章，印学亦然在书学的大范畴之中。论艺就大多了，虽然书学、印学也是论艺的一种，但是，除了大书学之外，并没有其它艺术门类掺杂其中。
我查阅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岁前后也没有退休。倒是七十七岁调至浙江省博物馆，八十岁当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可见，在承担的工作中认真干点事情，不一定会影响创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学问的扎实与深厚。他将自己的一生浸淫在书学中未想自拔，有豪迈之诗云：“百岁古来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为，七十正得时，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为书坛的佼佼者，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壮心不已，人们多注意了沙翁81岁《与刘江书》。激励后学，自然是沙翁导师的职责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对碑的无限夸大，即是另一种误导。这误导持续的时间虽然比馆阁体、台阁体恶劣影响的时间短，但是，流风席卷，那白虎堂的深度与宽度，一点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岁，其《与吴公阜书》，说的就是碑学的致命缺陷——“近代书人，或寝馈于大小爨龙门造像，终身弗能自拔。执柔翰以拟利锥，其难可想。二爨龙门，非不可参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纪的书坛，正逐晚清碑学的风波，沙翁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后参加国际书学研讨会，又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千辛万苦写成刀痕齐切收笔，无论怎样的努力，也成病态。理解沙翁的，莫过于启功先生，“平生学笔不学刀”。沙翁之为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书家，与他高瞻远瞩的识见分不开，而他的识见，则来自于他的学养。
沙翁以写大字被誉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据说为杭州灵隐寺书“大雄宝殿”四字，每字四尺见方，用三只楂笔捆在一起挥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风骤雨中被误毁，三十年后以沙孟海落款复书的“大雄宝殿”，与原来所书又非一个境界，与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诉了世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的名不虚传。所谓的才学识，是无分先后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谁把握了其中的节奏，谁就会有心得而成为佼佼者。
这佼佼者得益于西子湖畔的滋养，温润之气扑面而来，尽管他们的形态不同。他们用不同的书学形态，为西子湖畔抹上了浓重的色彩。苏东坡太守的苏堤，白香山的白堤；吴昌硕、黄宾虹成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征。甚至是苏小小的宁可死也要留给后人的青春气息，也不免让苟且者掉下几抹汗滴。沙翁在其间，无疑是得天独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会有克己复礼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也不免要坚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发生冲突时，只要不危及总体的格局，他都会在不变中应对万变。我想，这是沙翁之所以长寿的内在因素，也是他躲过本难躲过的灾难之所在。实际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迈，其内心深处是个倔老头。他的豪迈之气没有成为粗粝的外相，即是地缘文化赐给他的滋养。纵观沙翁的书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两个版本沙翁所书陆游学书诗的两句，其八十九岁所书，还带有沈曾植方笔翻转，到了九十一岁所书，则多是沙翁自己用笔的圆方之间了。见过录像资料，是写全文的，则一派清雅。书法这东西，得讲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虚实之间，真可谓“瘦蛟出海挐虚空”。虚空又是如何挐呢？蛟龙与猛虎各异，老蔓与新藤殊然，不求于一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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