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像赞》（十五开之二）
书家、侠客、神仙，这看似迥异的三种身份，却奇迹般地重叠于一人：他在艺术史中被尊为书画大家，留下了大批经典之作；他被梁羽生写进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塑造成肝胆侠客；他在民间被百姓供奉为普度苍生的神仙，妇孺皆知，“文章气节真仙骨，忠孝神仙本意图”。然而，这三种身份的交叠还不足以全面地概括他，这个人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明末清初，山西太原府阳曲县出了一位博学多才、重情重义的道学人物，他的事迹在地方县志、府志中记载寥寥，却在民间产生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傅山出身于官宦书香世家，家学渊源与长期熏染使得傅山年少之时便饱读诗书，能书善画，后求学于山西提学袁继咸门下，颇得袁继咸青睐。傅山由此感念袁氏为师之恩，在后来袁氏被诬陷入狱后，变卖家产，联络数百人联名上疏，一路从山西步行至京城，为袁氏鸣冤，后经数月的争斗，终使袁继咸沉冤昭雪。这一事件也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节点，被称为傅山的第一次进京，也成为他侠肝义胆、真性真情的体现。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亡明遗老，泯除这一群体的反清意识，令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 傅山被召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这是傅山的第二次进京。傅山后来多次称病拒绝出仕，但康熙后来也为他授予了内阁中书的职务，但傅山依旧多次拒绝，不接受官职，这也是他刚正气节和忠于前朝铮铮铁骨的体现。
近日，由北京画院和山西博物院共同主办的“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书画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进行展出，被称为是傅山的“第三次进京”。展览由“学问之妙莫过深”、“心懒手闲治迂事”、“一丘一壑画家禅”、“从来老笔不降钱”四个板块构成，汇集了山西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五家文博单位收藏的傅山书画精品近六十件套。
对于傅山，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他“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书学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书学中有着普遍的意义和影响，即使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傅山政治理念在艺术上的浓缩，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此次展出的书法作品中看出“四宁四毋”的体现。如此次展览中所展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十二条屏、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草书《李商隐赠庾十二朱版诗》和山西博物院藏《凭高瞰迥天怡心》等作品，傅山水墨入笔，酣畅淋漓之气尽著纸端，结字如参差散松，结体若崩崖老树。邓散木在《临池偶得》中评价道：“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我们于傅山现存的绢素墨宝间可窥见他笔走龙蛇的自如流畅。往往乱世出狂草，在明清交替之际，傅山作为明朝遗民，其书体不局限于固定的某一种，他从颜体出发，兼擅各体，并将书体之间的界限打破，自立一书，独树一帜。有人将傅山称为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最后一位草书大家，他与王铎都是推动明末清初书风巨变的关键人物，且皆具有极强的现代性与实验性特征。
《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
相较于傅山的书法而言，他的绘画作品数量寥寥，其画之名声也与书法相较甚远。清代许奉恩《里乘》中记载了傅山说自己的作画过程：“画虽末艺，然必须笔补造化。我每作画，先择其时，非遇良辰，不肯下笔。”除此之外，傅山作画时还需“天气晴爽，风定月明”、“痛饮至晚，待月上树梢头，东向秉烛，屏退诸人，方可动笔。”由此我们可见傅山在作画时对外在环境气氛的要求之高，用今天的话来说甚至有些“作”的程度，他的画需在这些万事俱备的条件下完成，因此绘画作品数量不多也便不难理解了。
这次展览中有傅山为数不多的几幅精品之作，如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户外一峰图》、《霜红余韵》册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汴堤春色图》以及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傅山、傅眉《山水合册》。从傅山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绘画特征，以极为简洁的笔触刻画物象，尤其在山水画中以大量留白来表达意境的深悠，表达他的落寞之感。以傅山与其子傅眉合作的《山水合册》为例，其中有几幅如《帛金湖图》、《飞瀑秋枫图》等，虽都为实景写生，但布局章法一反传统样式，以淡墨构建出一个更具有形式感的画面组合，个性鲜明，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对于一个遗民画家来说，这种创作方式准确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正如与傅山同时代的朱耷、石涛、渐江等人一样，这些都成为遗民思想的一种表情符号，也成为傅山在复杂环境中倔强生命意志的体现。
《傅山傅眉山水合册》十六开之一
对于傅山的书法与绘画于后世的影响而言，二者并不平衡，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将傅山定位在一位遗民书家的角色，然而，除了书画之外，“来历行事奇”的傅山还兼擅医学、子学、史学、文学等，特别是他的医学研究，至今仍为中医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宝藏，其著述《男科》、《女科》影响至今。在傅山的反清情绪消落之后，他隐居山林，开始专心精研子学、史学等，傅山隐居修为期间，因其影响力大而辐射邻里四乡，吸引了大量文人志士来访，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交流团体，傅山与其学术同仁一道开启了清代子学研究之先河。正是这种全面丰厚的学识和修养，使得傅山笔下的诗文书画得到浸润，更使得他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超前的水准，他也因此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
傅山在《霜红龛集》中有一首《青阳庵》的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翟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可知傅山隐居于此，是为心中愤懑之气，更是表达要与此世分道而行的孤傲，改朝换代的纷纷乱世中，大师频现，巨匠辈出，傅山作为一位“全才”、“纯才”，全在各学兼擅、百家皆通，纯在独树一帜、才高气傲，纯以己意。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遗民，而是文化的延续者，这一身份对于傅山而言更准确也更具有价值，恰如纷乱世道中所添的那一座不肯同流的潇散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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