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之——金农，书法、绘画都非常耐人寻味书法品品

金农是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在诗、书、画、印以及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称得上是大家。金农从小研习书文，文学造诣很高。浓厚的学养使他居于“扬州八怪”之首。但是金农天性散淡，他的书法作品较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来说，传世作品数量是非常少的。今天我们带来十分罕见的金农手札欣赏，非常有文书味道。

金农工书法，他首创的漆书，是一种特殊的用笔用墨方法。“金农墨”浓厚似漆，写出的字凸出于纸面。所用的毛笔，象扁平的刷子，蘸上浓墨，行笔只折不转，象刷子刷漆一样。这种方法写出的字看起来粗俗简单，无章法可言，其实是大处着眼，有磅礴的气韵。最能反映金农书法艺术境界的是他的行草。他将楷书的笔法、隶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融进行草，自成一体，别具一格。

金农天性散淡，他的书法作品较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来说，传世作品数量是非常少的。他生活在康、雍、乾三朝，因此他给自己封了个＂三朝老民＂的闲号。金农初不以工书为念，然书法造诣却在“扬州八怪”中成为最有成就的一位，特别是他的行书和隶书均有着高妙而独到的审美价值。

再介绍下金农，1687-1764，是清朝画坛扬州八怪之一。他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此他给自己封了个“三朝老民”的闲号。浙江仁和或钱塘（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别号很多，有：金牛、老丁、古泉、竹泉、稽梅主、莲身居士、龙梭仙客、耻春翁、寿道士、金吉金、苏伐罗吉苏伐罗（佛家经典上“苏伐罗”即汉文“金”字，苏伐罗吉苏伐罗就是金吉金）、心廿六郎、仙坛扫花人、金牛湖上会议老、百二砚田富翁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信手而写的诗稿信札，古拙淡雅，有一种真率天成的韵味和意境，令人爱不释手。非常的耐人寻味。

金农有几个怪里怪气的名号，如“心出家庵粥饭僧”、“苏伐罗吉苏伐罗”。“苏伐罗吉苏伐罗”，汉字和梵文夹起来，挺拗口的，故弄玄虚，没意思。至于“心出家庵粥饭僧”就更没有意思了。既然要出家，就应该真心真意，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一个人“心”出了家，身子还要留恋“粥饭”之类的俗物，岂不是自相矛盾口是心非不可思议。

金农是在雪浪斋看见了这样一块奇石，叹为稀世奇宝，遂忍不住把它画了下来。

其实，这样的理解过于表面化，调换一个角度就会得到不同的解释。“苏伐罗”（译成汉语为“金”。）梵文，“吉”是汉文，前者隐喻一个佛陀的世界，后者隐喻凡人俗界。这样一个“苏伐罗吉苏伐罗”——“金吉金”也就演变成非凡非圣，亦圣亦凡意思了。同样，“心出家庵粥饭僧”亦可得到同样的解释。“心出家”者乃“出凡入圣”，“粥饭”者乃衣食住行，为俗事，演绎为“出圣入凡”。这样“心出家庵粥饭僧”不亦成了非圣非凡、亦凡亦圣的意思金农为什么要起这样怪的名号实际上是委婉地向人们表述自己的艺术思想——以禅宗为主体的美学思想。

金农《为马曰琯作画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二没料到自己习书卖画

金农出生在一个佞佛的家庭，父亲母亲都信佛。十三、四岁时其父曾带他到杭州长明寺去礼佛，十八岁至二十岁间他曾在杭州水乐洞亦谙和尚处住过相当长的时间，诗文和尚亦谙的宗教思想对其影响很深，以致他每遇挫折动辄便产生出家的念头。他四十七岁时于《冬心先生集》自序云：“孤露以后，旧业随废，欲求天随子松江通潮之田、小鸡山樵薪已不可得，旅食益困。念玉溪生有打钟为清凉山行者誓愿，因亦誓愿五十之年便衣入林，得句呈佛。”这说明佛家思想一直是金农思想中的潜在因素。乾隆元年金农应荐博学宏词科失败，给年已五十的金农以致命的打击，割断了他兼善于天下的梦想，自此走向内心反省式的更大消沉。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来到当时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扬州，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卖书卖画为生。也许连金农自己也未曾预料过，这位在仕途累遭挫折的诗人，竟然在扬州书画坛上大显身手，名声大噪，成了扬州八怪的起首画家。亦可谓入圣不成反成怪，实非金农平生所愿。他晚年在其诗歌中写道“始悔广陵城中作羁客，徒抱恶食形拘狞”。这是金农在扬州卖书卖画时的真实写照。

金农漆书中堂

三牛吹大了，要补～～～

乾隆年间杨法于枝上村昔邪之庐拜访金农，金农看了杨法的大作后云：

怒割乖龙耳，笑除风后奸。

落笔众妙之妙，知卿舍我其谁。

七十四岁时，金农在其《自度曲》中云：

置身天际之外，目不识三皇五帝。

郑板桥狂起来骂地方官，骂秀才，骂和尚，骂秃子，就是不敢骂皇帝。你看金农的胆子大多了，敢“割乖龙耳”，且“目不识三皇五帝。”此时，他大概已忘了文字狱的刀，快砍到他的脖子上来了。

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大张个性，睥视一切权威：

先生自是如云乎，先脱南宗与北宗。

对人的“自性”——精神的自觉领悟和追求，正是传统艺术精神之所在。一个艺术家对于距离——审美距离的领悟和把握，既是艺术家审美创造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艺术家的人格不断走向自我实现、自我圆满的标志。当艺术家把这种审美距离当成一种“自身目的”（布洛语）时，艺术家便可在一种无我又如此有我，有我又如此无我，似又不似，不似又如此似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上自由，用《坛经》的话说叫做“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这种“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就是所谓的“美”。笔者认为，也许正是这种距离成就了金农晚年绘画的艺术及艺术风格。

胆敢独造、前卫精神及他的绘画风格和那个时代的画风反差太大，这就难免不遭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围攻和责难，所以金农时常表现出“圣代空嗟骨相癯”的孤独和悲哀。然而，金农对现世的种种围攻责难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他一方面声明他的画“不求形似，出于町畦之外”、“观之者不（可）在尘坌中求我”；一方面是不予理睬。他说“画此遣兴，胜于猫儿、狗儿盘桓”，迫于无奈，他又说“客嘲宾戏，乃遣中山毛（驴）先生答之”，更多的是付之一笑曰：“放狂近日得笑疾，不计人间责与呵”。这种于现世以谐谑的方式与社会作依然故我的周旋、游戏，亦可谓是禅宗思想的表现。一个艺术家有了金农这样的心态，大概是无所不成亦无所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