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清·徐三庚书法特辑”书法品品

转载自“中国书法杂志”

清徐三庚篆隶二体节录古文册纵21cm 横18.5cm 私人藏

徐三庚生平交游及其书法艺术

张小庄

文献记载中的徐三庚

关于徐三庚（1826—1890）的生平，史料记载无多。《上虞县志》中有一则，仅记数语：

徐三庚……大勤乡西山村人。以“徐”字切音，名其室曰“似鱼”。生于贫苦农家，稍大即出外谋生，曾在一道观中当差打杂。观中道士擅长书法篆刻，得其传授，遂入此门……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十五《方伎》亦有简略记载：

徐三庚，字辛穀，世居南乡象山。尝绘《象田贻穀图》见志。工篆隶，尤精模刻金石文字，凡书画家图章多出其手，名动公卿。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濬、连将军成幕宾。别号金罍道人。有《似鱼室印谱》行世。（据《采访册》）

由上可知，徐三庚系贫苦家庭出身，迫于生计，“稍大即出外谋生”。此时年岁尚少，无甚谋生手段，只能在道观中以打杂度日，但亦由此得福—观中道士授其书法篆刻，这是徐三庚一生中赖以为活的主要谋生手段。徐氏所寄身的道观已无从查考，其在观中的具体时间亦不可知。后来徐氏屡以“道人”、“道士”自号，便应与此段经历有关。

《校续》称徐氏“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濬、连将军成幕宾”，此则关于徐氏曾为幕宾的记述，在文献中为仅见，但徐氏何时、缘何入幕，均语焉不详。按徐树铭（？—1900）于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末年督学浙江，杨昌濬（1825—1897）于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1877）任浙江巡抚，连成（？—1882）于同治五年至十二年任杭州将军。徐氏倘为幕宾，其在幕时间当不出此年限。查检徐氏印谱，有“程良骥印”白文印，款曰“庚午长夏于抚院署斋记”。“庚午”系同治九年，“抚院署斋”即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官署，此可证徐氏曾为杨抚军的座上客。另外，印谱中尚有为杨昌濬所刻“杨昌濬印”（朱文）、“石泉翰墨”（白文），为徐树铭所刻“徐树铭印”（白文），惜皆无印款，无法借以进一步考察徐氏与受印人的交游情况。徐三庚不以诗文鸣世，亦不谙兵农、钱谷诸政，故其入幕之所恃，便只能是“名动公卿”的书法篆刻之技了（徐、杨皆嗜金石书画）。晚清的文人，很多都有入幕的经历，赖幕府之平台，或广交游，或借以谋生，甚至得幕主的保举而踏上仕途。但徐氏的入幕，情况相对要简单些，徐氏不曾有科举的经历，而卖字鬻印则为其职业，故对他而言，所希冀的便是能借入幕而改善生计。

清徐三庚题博古图私人藏

印款中所记的徐氏生平踪迹

徐三庚的生平史料虽少（亦无诗文集），但他有印谱行世，其印款中往往记有创作时间及地点，据此可了解其一生行踪的大致情况：

咸丰三年中秋，渭长之不舍（“蓝叔诗画”）。四年秋，虎林（“心在山林”）。五年至七年，不详。八年七月，春申浦（“嘉兴徐荣宙近泉”、“字光甫行九”对章）。九年，不详。十年春，吴趋（“石董狐”）。十一年十月，浦沪（“海角畸人”）。同治元年，不详。二年七月，春申浦（“四馀读书室”）；十一月，春申浦（“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三年，不详。四年二月，甬上（“吴江叶镛印信”）；春暮，句余（“不足为外人道”）；六月，春申浦（“蒪鲈秋思”）；九秋，归自沪（“李唐启事”）；十一月，虎林（“丽卿”）。五年春，道出句余（“傅尔锳印”）；四月，自富春归（“新安西严”）；六月，盐官（“日爱评书兼读画”）；八月，虎林（“劫灰馀物”）。六年长至，句余（“曾经沧海”）；六月，盐官（“常欠读书债”）；九月，西泠（“上虞周泰”）。七年二月，假榻任阜长寓斋（“孟莲父”）。八年，不详。九年四月，虎林（“费以群印”）；长夏，抚院署斋（“程良骥印”）。十年，不详。十一年五月，沪垒（“头陀再世将军后身”）；荷花诞，沪（“以群临本”）；中秋，道经香港（“弢园藏”）；八月，五羊城（“桐溪范庆云印”）。十二年九月，郡城（“挹林、乐琴”隶书六言联款）。十三年至日，甬上（“徐三庚印”“上于父”对章）。光绪元年七夕，甬江寓楼（“臣陈炳文”“绰园”对章）；嘉平月，春申浦（“臣钟毓印”“雪塍”对章）。二年，不详。三年浴佛日，云津（“黄建笎印”“花农”对章）；夏五，都门（“杨文莹印”）；九月，云津（《临天发神谶碑》篆书四屏款）。四年午月，鄂垣（“长州谢榛日利”）；七月，鄂渚（“褎海”）；八月，客鄂垣将归（“槱湄”）。五年乍秋，沪上（“直榦、清风”隶书八言联款）。六年重九，春申浦（“十字、千年”隶书八言联款）。七年七月，春申浦（“庚辰翰林”）；冬至，沪上（“孝通父”）；葭月，客沪上，将之里门（“秀水蒲华作英”）。八年冬，颐塘（“震泽徐氏藜光阁所藏书画”）。九年四月，春申浦（“臣郭传璞”“怡士”对章）。十年，不详。十一年四月，买棹皖江，道经虎林，遇……于吴山（“下官卖字自给”）。十二年团圞节，春申浦（“应变、远心”篆书八言联款）。十三年乍秋，春申浦（《出师表》篆书册跋）。十四年至十六年，不详。

以上是徐氏印章边款（亦有书作题款）中所记的生平踪迹，但徐氏的行踪，定不止限于此。通过逐年罗列，可知：

1、徐氏外出鬻艺最迟始于咸丰三年（28岁），其离开道观至此年间的行踪，有待新史料的补充。

2、徐氏先后曾到过萧山（渭长之不舍）、杭州（虎林、西泠、抚院署斋、吴山）、桐乡（石门）、上海（春申浦、浦沪、沪）、苏州（吴趋）、宁波（甬上、任阜长寓斋、甬江寓楼）、鄞县（句余、鄮东）、富阳（富春）、海宁（盐官）、香港、广州（五羊城）、天津（云津）、北京（都门）、武昌（鄂垣）、湖州（颐塘）、安徽（皖江）等地。其中以在上海为最久，尤其是晚年，基本上在沪度过。上海作为晚清经济最为繁华的商埠，富绅云集，画家纷至，这对于毕生以鬻艺为业的徐三庚来说，是个理想的谋生之地。晚清的艺术家，大都在上海与北京两地获得发展（如赵之谦的艺术成就，便是在京师打下的基础）。相对地，在上海，主要与商人打交道；而京师的圈子，则须与官场往来，且亦需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徐三庚既无功名，又不问学，故沪上的氛围要比京师更适合于他。

3、其次去得较多的是杭州。杭州离家较近，又是省城，经济亦繁荣。《校续》云徐氏曾为幕宾，查检印款中所记的徐氏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年行踪，却发现只有同治五、六、九年到过杭城（同治八、十年与光绪二年的行踪不详），并且同治五、六两年在杭城的时间不会太长。此种情况，可能是徐氏在幕的时间甚短；抑或是徐氏仅曾为其座上客，而口耳误传，被记入《采访册》。

4、徐氏青、中年阶段的踪迹不定（晚年较为稳定），经常是一年奔波数地，如同治四年、五年、六年、十一年。此种情况，一方面大概是应鬻艺之需；另一方面，亦可能因他曾寄身道观，而受了道士云游习惯的影响。

5、徐氏很少回上虞，经常各地游寓，但大都在上海及浙江东北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活动。除此之外，亦去过苏州与安徽，南下（香港、广州）、北上（天津、北京）各一次。

清徐三庚楷书蘅花馆诗抄册（部分）纵32.5cm 横22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徐三庚楷书蘅花馆诗抄册（部分）

从受印人来考察徐氏的交游情况

徐三庚以篆刻鸣世，且又鬻艺，与之有往来者，应大都为他们刻过印，故而对徐氏交游圈的考察，须重视其印文及边款的史料价值。

与书画篆刻家

在徐三庚的交游圈中，书画篆刻家占了相当的比重。

“蓝叔诗画”，款曰“癸丑中秋作于渭长之不舍”，此印作记载了徐三庚与人交往较早的资料。由此可知，徐氏最迟于咸丰三年（1853）与“蓝叔”“渭长”已有交往。“蓝叔”，即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又号蓝叔），浙江萧山诸生，后官福建长乐知县。丁文蔚工诗，擅书画，且能竹刻，“家有大碧山馆，一时名士常与往还”（徐氏尚为其刻有“大碧山馆”印），是一位喜好交游的艺术家。（据《越中历代画人传》）当其时，丁蓝叔与江弢叔（湜）（1818—1866）、赵撝叔（之谦）（1829—1884）并称“浙东三叔”。值得注意的是，在刻此印之前，丁文蔚于咸丰元年顷已与赵之谦订交，而仍乞印于徐。赵之谦在篆刻上的声名与成就无疑皆高于徐氏，但在咸丰初年，两人均处于学“浙派”的起步阶段，无论声名与造诣，都未必能分出轩轾来。

“渭长”即任熊（1823—1857），“不舍”乃其斋号，与丁文蔚同乡且交契。徐三庚与任氏一门皆有交往，如同治七年二月所刻的“孟莲父”，款称“假榻任阜长寓斋”，“任阜长”即任薰（1835—1893），任熊弟。任薰青年时在宁波卖画为生，同治七年二月与任颐同赴苏州（徐氏此印亦当作于宁波或苏州）。徐氏外出鬻艺，任氏兄弟为其提供宿处，此颇可说明他们之间之交谊。还有同治二年所刻的“竹君画记”，款称“与竹君任丈同客沪上”。“竹君任丈”即任淇（一作琪，字竹君），渭长族叔，书法、篆刻、花卉皆能。徐、任二人同寓沪上鬻艺，皆有声名，王韬《瀛壖杂志》中云：“任竹君工临《十三行》楷法，精妙绝伦。徐金罍精写篆隶，刻画金石，艺倾辈流。二君并名重一时，作沪上寓公者尤久。”

清徐三庚楷书题跋纵24cm 横36cm 上海图书馆藏

从同治二年所刻的“谯国”、“馨”，可知徐三庚与袁馨有往来。袁馨（椒孙），浙江海宁人，寓居杭州，系浙中刻竹名手，亦善篆刻，《广印人传》称“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容庄（蔡照）两人而已”。徐氏亦擅竹刻，但他是由篆刻而兼竹刻。刻竹一艺，清代的篆刻家大都兼擅，有名者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

同治二年，徐三庚还为前辈画家张熊刻印（“张子祥六十以后之作”）。张熊（1803—1886，字子祥），浙江嘉兴人，流寓上海。张鲁庵《金罍印摭》叙中称徐氏与“胡公寿、张子祥、蒲作英诸辈相友善”。当时的张熊在沪上已颇有声名，而且自己亦善篆刻，徐氏为他刻印，说明其印艺已能得到沪上名家的认同，而名家的影响力，亦正可为徐氏的艺名作播传。蒲华（1832—1911）系海派重要画家，徐三庚与其亦有交往（为其刻有数印）。据钱筑人编《蒲华年谱》，蒲华在同治六年与徐氏结为金石交。

在沪上期间，徐三庚还曾为“萍花社画会”创始人吴宗麟刻印（“吴氏桥孙”款称刻于“春申江之牧龙道院”）。吴宗麟（桥孙），浙江杭州人，咸丰末年结“萍花诗社”于上海县学署问字亭，同治元年改为“萍花社画会”设于西城牧龙道院之自在楼船，一时江浙名士并集。徐氏与“萍花社画会”的接触，除了切磋艺事，对于提高其在沪上的知名度亦当有益处。

秦祖永（1825—1884，字逸芬），江苏无锡人，工诗、古文辞，擅书画。在徐氏印谱中，以刻给秦祖永的印章为最多，有将近七十方（惜皆无边款），由此可见二人交谊之非浅。又，徐氏曾为秦祖永同治三年开雕的《桐阴论画》《论画小传》《桐阴画诀》，十二年开雕的《画学心印》作篆书题耑，可见不仅是篆刻，秦祖永对徐氏的书法亦颇为青睐。秦凤璪（子仪），乃祖永侄，擅山水，同治时官广东候补知县，徐氏为其亦刻有印数方。

与徐氏同为“晚清六大家”之一的胡钁（1840—1910，字匊鄰），浙江石门（今桐乡）人，工书画篆刻。徐氏印谱中有三方印系为胡钁所作，耐人寻味的是，其中“胡钁印信长寿”（同治四年作于沪上）系二人合制（徐篆胡刻）。同治四年，胡钁才二十六岁，于艺事成就未显，则此方合制之印，是否亦从中透出胡曾向徐请益的消息？

除了以上所述，见于徐氏印谱的书画篆刻家尚有：杭州蔡鼎昌（1830—？，字春畴，擅山水，咸丰四年所刻“心在山林”“惟庚寅吾以降”）、嘉兴徐荣宙（工书画，咸丰八年所刻“嘉兴徐荣宙近泉”“字光甫行九”）、嘉兴高煃（1841—1893，擅花卉翎毛，“高煃之印”“次愚”）、杭州戴以恒（1826—1891，字用伯，熙次子，擅山水，同治二年所刻“谯国”，款称“以此石持赠用伯”；光绪十一年所刻“莲叶砚斋”，款称“假榻戴氏饱礼堂”）、吴江叶镛（画家，同治四年所刻“吴江叶镛印信”“笙父”）、乌程费以群（字穀士、鹄侍等，丹旭次子，擅仕女，为刻印十余方）、嘉兴钱青（？—1882，钱载后人，擅花卉，同治六年所刻“钱青之印”“云门”）、杭州陈彭寿（又名陈雷，工书法篆刻，篆刻受徐氏影响，“泉唐陈彭寿印信”）、上虞徐鄂（字子声，三庚族弟，工书画篆刻，为刻印数方）、通州葛同（原名起同，字青伯，工书法篆刻，曾辑《金罍山民印存》，为刻印数方）、上虞周泰（字伯安，擅山水，为刻印数方）、歙县吴介（又名李，字寿仙，大冀孙，擅花卉，同治九年所刻“桃花书屋”）、杭州金鉴（1832—1911，字明斋，工书，能刻印，精鉴别，善围棋，“金鉴私印”）、武进黄山寿（1855—1919，字勖初，工书画，为刻印数方）石门吴滔（1840—1895，字伯滔，工书画，“吴滔印信”）、绍兴任颐（1840—1895，字伯年，工画，“任颐印信”）等。这些书画篆刻家均为江南一带人，此亦正与徐三庚以沪上为中心在江南一带活动的范围相吻合。

徐三庚篆书十六言联纵117cm 横26.2cm ×2 杭州博物馆藏

与收藏家

在徐氏印谱中，有一些印作系为收藏家所刻。“石董狐”是刻赠给金石收藏家岑熔的。岑熔（仲陶、铜士），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收藏甚富，又喜集古今名印，为徐氏所推崇的吴让之曾为其刻印一百多方。咸丰十年春，徐三庚客苏州，走访仲陶先生。“石董狐”印款云：

董狐，古之良史也。昔有花董狐、鬼董狐，文寿承亦自号“石董狐”。仲陶先生笃嗜金石，精于鉴辨，集古今名印，裒辑成谱。庚申春，余客吴趋，走访于埜竹庵。出所集见示，搜罗之富，洵印史也，亦可曰“石董狐”。爰制是印以赠。

仲陶搜罗甚丰，徐氏称之为“石董狐”。此次晤面，徐氏得睹仲陶所藏，当获益非浅。在艺事上，出游后的徐氏并无专门之导师，在鬻艺的生涯中，一要赖于艺友间的切磋，来提高学识（如“竹如意居”印款云“芝九五兄先生，沪上风雅士也，戊午夏，余晨夕过从，相与讨论，获益不浅”）；二是靠见闻，所见古今名迹既多，眼界自然随之提升。因此与收藏家之交往，对徐氏的艺术实践颇有益处。晚清著名收藏家葛金烺，徐三庚亦为其刻过印（“金烺私印”）。葛金烺（1837—1890，字景亮，号毓珊），浙江平湖人，光绪十二年进士。葛氏藏书数万卷，且喜藏书画，品鉴书画尤具精识。有《爱日吟庐书画录》《传朴堂诗稿》等。“锡瑗长寿”，乃为何瑗玉所刻。何瑗玉（蘧盦），广东高要人，官翰林院待诏。何氏亦系晚清著名藏家，精于鉴别，藏金石书画甚富，且工花卉、摹印，有《书画所见录》。何的弟子凌师俭（徐氏亦曾为其刻印）有云：“上虞徐褎海能书，与蘧盦精鉴之名并著一时。”

何瑗玉胞兄昆玉（伯瑜），擅长篆刻，徐氏与其亦有交往（曾为其书楹联）。赵之谦的金石艺友沈树镛（1832—1873，字韵初，号郑斋），江苏南汇（川沙）人。沈氏富收藏，精鉴别，徐氏亦曾为其刻印（“沈树镛印”）。南浔顾寿藏（子嘉），系沪上由丝商发迹的巨富顾福昌（1796—1868）次子，子承父业，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顾寿藏财力雄厚，又喜搜罗古物、金石、书画，故收藏极富。同治十年，徐氏为其刻“顾寿藏印”“子嘉”对章。南浔另一位实业家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号梦坡），收藏书画、金石颇富，徐氏亦曾为其刻印（“周庆云印”、“梦坡易世后所得金石书画记”）。为富商兼收藏家治印，除了可能得睹其秘藏外，还可能得到不菲的酬值，这对于鬻艺为生的徐三庚而言，当有益于生计问题的解决。

“皕宋楼”“潜园鉴赏”二印，系为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所刻。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官至福建盐运使。陆氏家富于资，生平嗜书，精于金石之学，其所建“皕宋楼”专贮宋元旧椠，自称有宋本二百种，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鄞县蔡鸿鉴（字季白，号菉卿），候选员外郎，亦系著名藏书家，董沛《蔡君菉卿墓志铭》称其“又好客，琴者、弈者、歌者、能书者、能绘事者、能篆刻者，麕至其门，倚为东道主……光绪庚辰（1880）卒于上海寓园，年仅二十有七”，有《二百八十峰草堂集》。徐氏为其刻有“蔡鸿鉴印”。蔡鸿鉴子和霁（字涤峰，号月笙），幼慧，能作钟鼎文，兼工花卉，诗词亦清雅，有《餐霞仙馆集》，《两浙輶轩续录》称其年十九而卒。按徐氏早期曾为“涤峰仁棣”作有“烟霞问讯；风月相知”篆书联，颇疑受书人“涤峰仁棣”即蔡和霁，然与蔡氏年岁又不符，抑或乃年岁误记？待考。

顺德冯兆年（穗知），光绪十一年徐三庚为其刻“千泉一尺室”“冯兆年穗知父所得金石”二印，印款中称其“辑古泉千计”，“搜藏金石富甚”（十二年，徐氏又为冯刻寄印数方），说明也是一位金石收藏家。冯氏辑有《翠琅玕馆丛书》，丛书的篆书书眉即系徐氏手笔。

清徐三庚篆书扇面

与学人

张鸣珂（1829—1908，字公束），浙江嘉兴人，嗜书画，工诗词骈文，有《寒松阁谈艺琐录》《寒松阁诗》等。光绪丙子年（1876），张鸣珂秋闱报罢，纳粟为县令，遂分发江西，与赵之谦曾在江西通志局共事。江西巡抚刘坤一称其与赵之谦、董沛为江西“三贤会”。张鸣珂与徐三庚订交颇早，在徐氏印谱中，并无为张所刻之印作，但《寒松阁诗》中有《赠徐辛穀（三庚）》：

人生如断萍，风激始一聚。

识君岁戊申，英气扑眉宇。

舣棹鸳鸯湖，登楼眺烟雨。

俯槛发狂吟，意兴迈俦侣。

余技治印章，文字究孳乳。

力扫浙派纤，颇合汉人矩。

忽忽三十年，流光迅飞羽。

世事多坎坷，漂泊间寒暑。

访秋记游杭，避兵各趋沪。

握手辄匆匆，旅食同辛苦。

动足即天涯，离愁绕南浦。

朅来游京师，君亦翩然至。

曲江（同年家少兰庶常桢）雅好客，招饮入酒肆。

躞蹀风尘间，得君欣把臂。

须鬓各已苍，风神了无异。

为言耽名山，襆被纵轻骑。

避雨通潞亭，看云潭柘寺。

胜地恣流连，吊古辄挥涕。

摩挲断碑碣，椎拓满巾笥。

翦烛一评赏，翠墨饫心醉。

留证金石缘，夫岂酸咸嗜。

从诗中可知，张、徐的订交地在嘉兴（鸳鸯湖），时在道光戊申年，徐氏二十三岁，正是“英气扑眉宇”的年华。“力扫浙派纤，颇合汉人矩”，则是对徐氏印艺的推许。“忽忽三十年”后—光绪三年（1877），徐三庚北游都门，适去年秋闱报罢的张鸣珂亦在京师，两人虽“须鬓已苍”而“风神无异”，一同游览京师胜地，摩挲椎拓金石。嗣后，张鸣珂便为宦江西，与徐氏不再有晤面。咸丰十一年，徐三庚在沪上为“调老（调翁）”刻印数方，其中“浦西寓隐”款云“调老避兵沪浦，时以此自号”，“无长物斋”款云“庚申夏，调翁尽失所藏书画古玩，寓舍自题此额，索为作印”。按“调老”即叶廷琯（1791—？，号调生龙威邻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氏系晚清学人，一生科举不第，潜心于学问，有学术笔记《吹网录》《鸥陂渔话》与《楙花盦诗》等，《广印人传》称其“工铁笔，苍劲可爱。尝论历代印学，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咸丰十年四月，亦即徐三庚走访岑熔之后，太平军攻克了苏州，为免遭兵燹，文人、富绅纷纷避乱沪上。调翁的遭际，在印文及印款中亦有反映。查检《楙花盦诗》，有感怀诗二首，是对徐氏赠印的酬答：

沪城旅次，遇上虞徐辛穀（三庚），话旧感怀，得诗二首，即题其《象田诒穀图》后。倾盖言欢记虎丘，交联金石许同游（君工篆刻，曾乞数印）。

麦天各避吴门劫，萍水重逢沪渎秋。

我已无家拌蹈海，君犹作客感登楼。

手模双印劳持赠，敢道新诗报所投。

语我家林旧业存，象田舜井古时村（世居象田，在上虞郭外二十五里，相传有舜遗迹）。

溪山胜地安鸡犬，耕读良谋教子孙。

江左连城成梓泽，浙东片土是桃源。

待君归日应相访，画里先教认鹿门。

第一首系感怀话旧，第二首写徐氏家乡。从诗中可知，叶、徐在沪上系“重逢”，两人结识的地点则是在苏州。叶比徐年长三十五岁，因金石之缘，结成了忘年交。叶氏本人能刻印，且又通印学，而乞印于年仅三十六岁的徐氏，此亦可见对其之器重。

王韬（1828—1897，字紫铨，号仲弢、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徐氏与其亦有交谊，“弢园藏”款曰：“紫铨老友审之。壬申中秋，将之五羊城，道经香港，制此。”王韬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应英国传教士之邀到上海谋生，同治元年（1862）因事触犯清廷而逃亡香港，后漫游欧洲各国。同治十一年，徐三庚因事赴广州而道经香港，得与阔别十余载的老友王韬相见（时王已从国外归来），刻下此方椭形朱文印以赠之。王韬对徐氏的艺事亦颇为推许，在《瀛壖杂志》中称其“精写篆隶，刻画金石，艺倾辈流”。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徐氏光绪九年（1883）所作的书法册页，内容系抄写王韬的诗作，用色纸、魏体楷书写就，风格颇为典雅。

另外，据马国权先生云，徐三庚同治十一年的广州之行，还顺便去了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东莞可园。主人张敬修（德甫），广东东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咸丰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后因病回籍，辟可园。张氏雅好文艺，工书画，常邀集文人在园内联吟、传艺。其侄嘉谟以及嘉谟子崇光拜徐氏为师学习篆刻，故而徐氏的印风得以在广东传播。

清徐三庚篆书节临天发神谶碑纵24cm 横39cm

与清廷官员

除了徐树铭、杨昌濬、连成之外，徐氏印谱中尚有一些为清廷官员所刻的印作。兹罗列于下，以供参考。同治二年，在沪上为孙熹刻“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后又在甬上为其刻数印）。孙熹（字欢伯，署宋井斋），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监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官黄岩知县，与赵之谦交善，书宗欧、褚，有《宋井斋诗文集》。

同治十二年，为杨文莹刻“杨文莹印”“雪渔”对章；光绪三年，又在京师为其刻“杨文莹印”“丁丑翰林”对章。杨文莹（1838—1908，字雪渔），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三年进士，官贵州学政，工书法，笔姿瘦劲，有《幸草亭诗集》。

同治十三年，为褚成博刻数印（光绪七年又在沪上为其刻数印）。褚成博（字伯约，号孝通），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乡试会试考官、御史、给事中、兵备道等职。又有褚成亮（叔寅），浙江余杭人，光绪三年贡生，官内阁中书，喜藏书，有《校经室遗集》，亦与徐氏有交往。光绪三年，在天津为黄建笎刻“黄建笎印”、“花农”。黄建笎（花农），顺德（今广东番顺）人，工花卉，清末洋务派官员，以捐纳出仕，历任直隶通判、天津海关道台、湖南按察使等。

“长白瑞璋之印”（无边款）。瑞璋，总理衙门章京出身，熟悉洋务，为张之洞所倚任，曾任广东盐运使、广东臬司、江西按察使等。

“陈寿祺印”“陈寿祺书画之印”等印（均无边款）。陈寿祺（1829—1867，字子穀、珊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咸丰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有《纂喜堂诗稿》。“曹登庸印”（无边款）。曹登庸（字芗溪，号苑仙），河南光山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任山西副考官。

“陆廷黻印”（无边款）。陆廷黻（字渔笙，号己云），浙江宁波人，增祥子，同治十年进士，官甘肃学政，有《镇亭山房诗文集》。

“李鸿章印”（无边款）。

以上所列，孙熹、杨文莹、褚氏兄弟与徐三庚相对交往较密，其他诸人，则未必有实质性的往来（或仅为索印而已）。

与东瀛弟子

在徐氏印谱中，有两位受印人是徐三庚的东瀛弟子。“大迂”“寻常百姓家主人”系为日本篆刻家圆山大迂所刻。圆山大迂（1838—1916，名真逸，号大迂，斋名学步庵），出生于名古屋著名的酿造世家，篆刻师承贯名海屋，有《学步庵集》《篆刻思源》等。大迂系近代日本来华学习篆刻之第一人，《广印人传》（卷十六）称其“自幼好治铁笔，以中日篆法不同，遂游中国，师事徐三庚，尽得其秘”。大迂偶得清人印数枚，钦仰其刀法甚优，遂于明治十一年（1878）渡海入清，师事徐三庚学习篆刻，又从杨岘、张熊学习书法、花卉。篆刻一艺，大迂深得徐氏嫡传（且在徐氏生前为辑《似鱼室印蜕》）。大迂回国后，将徐氏的书、印技艺介绍到日本，值得指出的是—之前的日本篆刻界惯用单面刃的刻刀，而随着大迂传入中国的双刃刻刀，遂对日本篆刻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秋山纯（字俭为，号白岩、碧城），是徐三庚的另一位日本弟子。秋山纯渡清之前即已有书法基础，后听从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建议，来华学习书法。明治十九年（1886），秋山纯与何如璋一同离日赴沪，经当时在上海经营“乐善堂”的岸田吟香的介绍，于翌年入徐三庚的门下。

秋山纯随徐氏学习书法、篆刻三年，刻苦勤勉，颇得精髓。归国之际，徐氏为书一文凭，其文如下：

本立而道生，文字之道，独不然乎！日本俭为秋山纯，自丁亥春从予肄业，于今既三年矣。专习篆隶六朝，后潜心篆刻，迄无荒谬废弛等情，已上其堂极其奥。所谓根本先立者，其进有不测者焉。予门非鲜，谙练精熟如俭为者，盖不易得。况俭为异域之人，以身委道，涉海远来，不胜欣喜。予爱其心志之切，嘉其慧学之熟，立此文凭以与焉。然俭为犹富春秋，能不安于今日，益期他年闻达，潜精积思，庶几凌驾古人，是予所企望也。光绪十五年十月日立文凭，徐三庚。介绍：岸田吟香。

在华期间，秋山纯还曾向徐氏的金石艺友蒲华学习书法（徐因不擅行草，遂介绍与蒲）。归国时，秋山纯携回徐氏、蒲氏书作，在日本宣扬其在华所学到的书艺。他曾与圆山大迂一道，在日本为介绍徐三庚的艺术而积极努力，徐氏的书法、篆刻遂在日本得以传播，如西川春洞（1847—1915）、中村兰台（1856—1915）等，都是受徐氏影响较深的书法篆刻家。

清徐三庚蒲华秋山纯肄业文凭纵25.3cm 横53.6cm 日本藏

徐三庚的书法艺术实践

在晚清艺坛，作为印人的徐三庚颇有时誉。相对于篆刻，他的书法虽声名稍逊，但在当时的书坛亦有其一席之地。下面，且将其所擅长的篆、隶、楷诸体分而论之。

晚清的印家，都能遵循“印从书出”的篆刻创作模式，故于篆书一体，靡不究心。徐三庚的篆书风格，大致有两路：一是效法《天发神谶碑》，另一路则继承了邓（石如）、吴（让之）的小篆书风。《天发神谶碑》（276）笔法奇特，体势方正近隶而适于入印，晚清邓石如一系的印家多有从其取法者。入印的同时亦入书，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其书、印都曾取法此碑。

徐氏印作中风格类《天发神谶》的最早有纪年者，是二十九岁所刻的“心在山林”朱文印，这说明其在创作上接触到此碑的时间颇早。此类效仿《天发神谶》的风格更多的见于徐氏书作中，且贯穿其一生。相对不同的是，在吴、赵的篆书创作中，取法《天发神谶》的书风并非为主流，而对于徐氏而言，此类书风在其书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徐氏此类篆书作品的风格较为恒定，以三十九岁的《论画小传》篆书题耑与六十二岁的《临〈天发神谶碑〉》篆书四屏相较，区别并不大，只是到了晚年，用笔更为老苍，结体愈趋夸饰。具体地讲，字中笔画横粗纵细，显然是受了隶书写法的影响。而横画两端刀截的效果与纵画收尾“倒薤叶”的形状，则是直接效仿《天发神谶》的笔法。与吴、赵篆书柔畅的写法不同，徐氏的用笔迟涩而富有金石意味，此又与其篆刻取法“浙派”的切刀效果异曲同工。总之，在此类篆书中，徐氏能统摄起沉厚的用笔与婀娜的字形，赋予动静相结合的审美效果，这是殊为不易的。

相对地，徐氏另一路继承邓、吴的篆书更为世人所熟知。在徐三庚的时代，邓石如以汉碑额意趣所开创的篆书新风已成为习篆之正途。考察徐氏印作，有二十九岁所刻的“风流不数杜分司”朱文印，从印文来看，显然属于邓篆的风格。众所周知，“印从书出”的篆刻实践，需要印家有篆书技法的支撑，故此，徐氏对邓篆的学习，亦当在二十九岁前。在“汪守安印”边款中，徐氏曾这样表达对邓、吴的推崇之意：“完白晚年，苍浑神理，近代惟仪征吴让之能得其妙。”此虽系论印，但亦可移之于书法。显而易见，邓、吴二人，无论篆刻或书法，都是他学习的榜样。现藏于日本荣丰斋的“海上望云图”篆书额，用笔婉转圆润，风格绝肖吴让之，此作可证徐氏篆书与邓、吴之渊源。

清徐三庚篆隶二体四条屏纵137cm 横32cm×4 私人藏

作为一位具个性的书家，徐三庚对邓、吴的学习当然不会亦步亦趋。光绪九年（1883）所作的《人物传》篆书册（现藏上海朵云轩），是徐氏的篆书代表作。此册书风虽属邓篆一系，但与邓、吴篆体已有所不同。在用笔上，邓篆刚健婀娜，吴篆易为柔畅婉约，徐篆则更趋于轻盈；在字势上，邓、吴结体纵长，此册则取横势，易之为方扁，且字中笔画之弧度亦随之加增，而更显得姿媚绰约。对于徐氏此路篆书，誉者称之为“吴带当风”，但亦因其有时用笔纤弱或过于强调曲线而为人所诟病。

以上二路篆书，风格出入较大：前者效法《天发神谶碑》的用侧锋方笔，沉拙飞动；后者继承邓、吴篆体的用藏锋圆笔，姿态轻盈。能同时将两种不同的笔法、审美风格汇诸笔下，可见徐氏在技法、审美层面都有着出色的驾驭和把握能力。若仅从书写层面论，前者未必逊于后者（甚而过之），但徐氏此路篆书，毕竟有太多原碑的样子。而相对地，继承邓、吴的一路则更能反映其本人的精神，亦更能代表其篆书的成就，并且在徐氏“印从书出”的篆刻实践中，此路风格的篆书亦被应用得更多。

对于徐三庚的篆书（篆刻亦然），后人每将其与赵之谦相比较。两人的篆书风格接近，又是同乡（上虞属绍兴府），年岁亦相若（徐年长三岁）。徐三庚是职业艺人，一辈子以鬻印卖字为生，赵之谦则是文人、学者，虽亦卖过字画，但只是阶段性的。作为邓、吴书法篆刻的优秀继承与发扬者，赵之谦在晚清艺坛的地位自非徐氏所能比肩，无论学识与天赋，徐均要逊色。故而，后之论者多以为徐曾受赵的影响，如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说：

撝叔寻常朱文每参以完白之法，然其挺拔处非完白所能到。其后徐辛穀（三庚）更仿撝叔，变本加厉，遂致转运紧苦，天趣不流，有效颦之诮。

上文中，“效颦”之说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陈巨来说得很明白：徐三庚的朱文印“仿”了赵之谦。既如此，则徐肯定亦一并“仿”了赵的篆书。需要指出的是，徐三庚并非是受了赵之谦的启发才走上取法邓、吴的道路的（徐氏学邓篆甚早）。较为妥当的说法是：在学习邓、吴篆体的过程中，徐借鉴了赵的技法。徐与赵在艺术实践上颇有相同之处，二人都学“浙派”，都受邓、吴影响，又都写碑体楷书。而赵之谦在艺术创造力与综合学养上均高出徐氏一筹，故徐氏要借鉴于他，亦属情理中事。

毋庸讳言，作为同样接踵邓、吴之“并蒂”书家，徐篆的格局或意境都要逊于赵篆，这是由书家的个人能力所决定的。但作为晚清邓、吴之后的重要篆书家之一，徐篆在书坛亦自有其位置。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这一体飞舞纤巧，体态甚美。或者认为太侧媚不够端重，但印学界爱好这一体的人确实不少。”

与篆刻同样，徐氏的篆书有时过于妖娆亦是事实。可以说，徐篆的“侧媚”影响了其在艺术层面上的成就，但亦正因为“侧媚”—雅俗共赏，使得其传播力增大，从而亦使其有了更大的受众面。

清徐三庚书册（部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

徐三庚的隶书面目不如篆书突出，从其书作来看，主要是受了金农、邓石如等书家的影响。限于资料，考察只能从同治十二年（1873）四十八岁所作的“挹林、乐琴”隶书六言联开始。此联的风格略近邓石如，同时又有陈鸿寿的影子，字形平正，波挑含蓄，其用笔沉着内敛，接近四十七岁的《节〈新驿记〉》篆书轴的写法。此类风格在徐氏隶书中并不多见，应是未形成自己风格前的探索作品。

光绪五年（1879）所作的“直干、清风”隶书八言联（日本荣丰斋藏），显然是学习金农的作品。此联隶法精美，直入金农堂奥。此类风格的隶书作品较多，但在取法金农的大基调下风格又不尽相同。如：光绪七年所作的“道识、风标”八言联像《礼器》，十年为斝堂所作的折扇（浙江省博物馆藏）类汉简，十三年所作的“夏时、汉壁”七言联又全仿金农“漆书”的风格。金农是位隶书风格多样的书家，从上列作品，可知徐氏对金农的隶书做过认真而全面的学习。大体而言，徐氏此类作品字态秀美，与其小篆的审美风格相一致。金农的隶书，在晚清并不太有人学，徐氏的取法于他，除了偏爱之外，是否亦曾考虑到其篆、隶书风的整体一致性？再者，金农的隶书笔法曾受《天发神谶碑》的影响，这对于以《天发神谶碑》为筑基的徐氏来说，不但在技法上较易掌握，而且在审美上亦更能产生共鸣。

以上所述，并非是徐氏隶书作品中最具个性与艺术感染力者。光绪六年为铁耕所作的“十字、千年”八言联，是一件融合了金农、邓石如隶书风格的作品。邓石如的隶书，在晚清效法者较多（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的篆刻、篆书均曾取法于邓，则隶书受其影响，亦属自然。此联的风格，既讲姿态，又极有金石韵味，尤为重要的是，其风格更具有个人的面目，亦更符合徐氏作为碑派书家的气质。不过，此类风格在徐氏隶书作品中并不多见。徐三庚书作中的金石意味，无疑得益于其对金石的浸淫。徐氏精模金石文字，上海图书馆藏有其《金石图》册，系钩摹金石之稿本。此册凡三十九页，内容有碑铭、瓦当、残砖、钱币及各类青铜器等，而其中的隶书字迹（如汉隶书碑铭、砖文等），亦可能对徐氏的隶书实践产生影响。

清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中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尤著者：书家如……徐袖海之汉隶……类皆芳誉遥驰，几穿户限，屠沽俗子得其片纸以为荣。”可见在光绪年间，徐三庚的隶书在沪上已颇得时誉。但若从书法史的角度而论，徐氏的隶书尚不如其篆书更具有代表性。徐篆作为邓、吴一派的嫡系，能与赵篆一同成为当时婉约一派的代表，并且，其影响同时亦延伸到篆刻领域。而其隶书，虽亦写得不错，但毕竟尚难与晚清第一流隶书家（如杨岘）抗衡，更为重要的是，在晚清及民国书坛，徐氏隶书在风格上尚缺乏其篆书那样的影响力。

徐三庚的楷书传世作品很少。从徐氏篆、隶作品的题款来看，同治十年所作“一饮三百杯图”篆书诗堂、十一年所作《节〈新驿记〉》篆书轴的行楷题款均为帖派风格，而到了同治十二年（48岁）所作“挹林、乐琴”隶书联的行楷题款，则已经是带有碑意的风格了。由此可知，徐三庚在楷书实践上形成碑派的风格较晚，而同时代擅写魏体楷书的赵之谦，却早在同治四年便已彻底完成了由帖入碑的转变。

《蘅花馆诗钞》楷书册（浙江省博物馆藏）乃徐氏光绪九年（1883）所作。此册为碑体书风，书写颇佳，可看出徐氏对此类风格致力颇深。与篆书同样，徐三庚的碑楷风格亦与赵之谦接近。倘要作区分，则赵楷以颜字作底，巧中寓拙，近龙门造像记；徐楷结体近欧，精工雅致，类似北魏墓志。

徐三庚作为碑派书家中的一员，继承并发扬了邓石如以来的碑派技法，在篆、隶、楷诸体上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晚清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的书法、篆刻在清末、民国书坛颇具影响（尤其在江南一带），并且流风远播，波及扶桑，对日本近现代书法、篆刻创作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徐三庚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