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家林立的有清一代，晚清的张裕钊与杨守敬是书法艺术史上两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们在书法领域均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张裕钊，字廉卿（1823——1894），湖北武昌人，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杨守敬，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1839——1915），湖北宜都人，清末书法家、金石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张、杨二人都生活在晚请时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际，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逐步深化，政治昏庸腐败，国家外患内忧纷至杳来的时期。
张裕钊比杨守敬大十六岁，两人都活到七十以上高龄。他们刻苦学习书法，各自成家，对当时和后来的书法都有很大影响。杨守敬四十二岁时，应日本钦使（公使）何子我之招赴日。第二年，清廷又派黎庶昌接任驻日公使。按照官场惯例，何去黎来，使馆旧人随之换新。此时杨守敬正愁与黎素不相识，准备回国；忽得故人张裕钊来书，告已主动向黎庶昌（张、黎是儿女亲家）力荐事成，杨守敬旅心始安。
因为这对杨守敬继续留日四年中能够完成《日本访书志》，协助黎公使刊印《古逸丛书》，并著《丛书举要二十卷》起到了支援的作用。使杨守敬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声誉。当杨守敬从日本载誉归来后，张裕钊在致老友吴挚甫的信中说，从黎庶昌东游诸君，还有像杨杨守敬那样饱学之士相助协理没有？由此可见张对杨的推重和友谊！
张裕钊、杨守敬在“中举”后，并没有在“会试”的道路上有所着迷，而是把精力和兴趣放在钻研学问和勤练书法上。张裕钊是古文家，通易经，还对某些水系地理穷源溯流，表现出知识渊博的学者风度。
张裕钊勤习北碑，篆隶皆能，集大成而有所创新，书风雄健，榜书尤为擅长。康有为在名著《广艺舟双楫》里说张书用笔：“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处含蓄，以圆为方。”康有为又说：张裕钊书“高古浑穆……千年以来无与比。”可说是极尽了赞美之辞。由于书法界长期存在北碑南帖之争：“崇帖轻碑”和“尊碑薄帖”，似乎鸿沟很大。康是“尊碑薄帖”的倡导者，他的议论就难免偏颇不全。张裕钊是“尊碑”的力行者，虽多浑朴雄健之气，由于帖意不足，故少秀润奇变之妙。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一个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密切关联，如没有多方面的修养和素质是很难出现书法人才的。杨守敬认为历代书法名家，必须具备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梁山舟答张芭堂书》）又说：“而余又增加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学书迩言》）杨守敬论述《学书迩言》的引论和补充，把学术之道，列成五要是很有见地的。
杨守敬生平勤学实践，使他成为晚清著名的舆地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他善考证、精鉴别、日本人且为之倾倒。他的篆、隶、真、行，皆入佳境。杨守敬四十八岁后，绝意功名，专心著书，写成著作达数十部之多。他在书法上涉猎之广，用心之勤，似乎比张裕钊更全面，也更深入。他到了晚年，两次到上海鬻书，声誉为之大显。
张裕钊、杨守敬书法成就影响所及，远播日本。张裕钊在湖北时，日人宫岛诚一遣其子航海西来，从游求教；杨守敬在上海时，日人水野疏梅来渴献诗，愿为弟子，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传为佳话，可以相互媲美。
张裕钊、杨守敬对书法另一姊妹艺术诗词方面，一个是讳莫如深，一个是无心及此。其实张能写诗，杨也能率尔操瓤。如水野向杨守敬索诗时，杨守敬口占两首为答。其一云：奇书万卷冠群伦，爱惜殷勤到外人。遥望烟雾迷蒙里，哈护犹当有鬼神。在这之前，张裕钊写了一首偶感的诗。
他在给吴挚甫的信中说：“近事使人愤惹，幽忧无杰，偶成一律，幸无心示人。”偶感诗云：竟触凉平抨虎须，咄哉此举谓良图，积薪不解先移突，发弩能禁后说弧；岂有疗饥餐毒药，可怜从警问迷途，噬脐他日宁堪说，十万横磨一掷输！这首诗中隐隐地说出了对身居高位者昏庸无能的一种愤债不平溢于言表。
据说张裕钊曾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论际遇优于杨守敬。但他没有利用这一关系为自己谋利禄，他为官不过内阁中书，为名不过孝廉。他为人比较澹泊，故能潜心著述，终以书法名家。他在处理与曾国藩的的师生关系中，可能是“学问”服膺，“功业”不能苟同。或许他已察觉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谓“中兴事业”是大不义；但又没有采取鄙夷的态度。年龄小于张裕钊的杨守敬，则少了这种心理负担，倒是潜心在书法与学问上了。
,用墨？不应该啊！,非常深厚古拙！,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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