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狂草一笔书经典：张芝（旭）《冠军帖》书法品品

大草狂草一笔书经典：张芝（旭）《冠军帖》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杨氏海源阁宋拓本）

历尽一千八百余年人间和自然的种种劫难，张芝的遗墨自宋代之后湮没殆尽，今仅见于刻本《淳化阁帖》第二卷中标为张芝书的四帖，其中第一帖即为大草《冠军帖》，是其突出的代表作品。鉴于此帖对研究张芝的重要性，因此版本问题尚需多说几句。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第二卷）

《淳化阁帖》在宋室南渡后祖本已不传。此后转相传刻，遂遍天下，不可悉计，杂厕丛生，各种复本传至今者已无一原拓，皆失庐山真面。就笔者所见游相本、肃府本、潘氏本三种《淳比阁帖》中的《冠军帖》，均摹刻甚差，殊少神韵，与笔者青年时所见并双钩一过的《冠军帖》大相径庭。笔者的双钩摹本版式较大，行款长，底本摹刻至精，奕奕动人，可谓妙意尽传，下真迹一等。惜早已严重损毁。此后，笔者所钩之底本一直未见刊出，常引为憾事。一九八五年，上海书画出版性出版的《行草》中册收入《冠军帖》，与笔者双均本无异，即为当年所钩底本（此帖被署名〈唐张旭冠军帖〉）。从版式和摹刻之精妙上看，此帖疑从宋拓榷场本《大观帖》出选刊（《大观帖》行款较长，摹刻远胜现存《淳化阁帖》诸刻）。因而笔者将《行草》中册中的《冠军帖》作为本文的持论依据。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海源阁藏宋拓本第二、四残卷合册）

此帖于二十年前勾摹至今，很少临读，然每每检阅，总不胜慨叹，心情难以平静，感到在这有限的形式里展示给人的实在是一个千态万状的意象世界，任凭欣赏者神驰八极，移情万里，令人神往、舒畅、振奋、遐想……一种无穷的魅力，夺人魂魄，发人深思。细细观之，又是一片“法”的海洋，在那里蕴含着“美”的无尽宝藏，无限“动”的生意，“动”的哲理……真可渭：“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无势不备”，这一切又都是那样的浑融浩渺、和谐自然。

张旭(芝)《冠军帖》（宋拓大观帖选页故宫藏本）

张芝特重于师法造化，这方面在张怀瓘的几篇论著中几乎都有涉及，如在《六体书论》中说张芝“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适化之姿，神变无极。”在《文字论》中说他“得物象之妙，均造化之理。”又在《书断·中》说“若青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岩谷，任于造化。”等等。我们从《冠军帖》里感觉和冥观到的可以邀游其间的万千气象的意境，是书家“体于自然，效法天地，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的创造。在这里‘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天人合一”的根本原则。

张旭(芝)《冠军帖》（绛帖山西新绛县图书馆藏十二卷本）

从创作上的感情因素来看，《冠军帖》汪放恣肆、飞动流走，似乎属于感性创作的范畴。然而，当我们深入地观察和加以审美体验时，张芝的狂放毫无所谓“野逸”、“狂怪”之气，更没有妄生圭角的那种“狂狷”、“狂獗”之气，而是在狂放中从心所欲，不逾规矩，即使行笔到惊心骇目之处（《如《冠军帖》中“过还复共集散耳”、“且方有诸分”、“竟不竟可恨汝还”、“奴粗悉”、“弥若论听”等处）大有“蛟龙骇兽奔腾拿攫之势”(张怀瓘《书断·中》)，出神入化而法度不失。它给人的感觉是“英气”的勃发，是超然旷达、一派逸越之气的流行。这种风度和精神状态，正如张怀瓘《书断·中》形象的描绘那“若达士游于沉默之乡，莺凤翔乎太荒之野。”《冠军帖》用笔数体俱入，刚柔互济，方圆曲直交相为用，穷灵尽妙。盘旋飞动中点画狼藉，密合无间，穷极造化，仪态万方；结构字字意别，平中求险，险不失正，奇正相辅，意势相发；字与字、行与行连绵纵横，灵变无常，皆生映带，妙合天成，其势如鸿飞兽骇，云龙游天，洒落变幻，不可端倪。构成整个形式美的诸因素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激越的情感驱动着迅疾的挥运，在挥运中情志又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极度敏感、微妙的理智的控制。既奔放豪荡、风驰云涌，又谨严缜密委曲含蓄。感性与理性自然完美地交融合一，从而展现了一个神变无极、生生不已的意象世界。它激起欣赏者无尽的联想和遐思，给人们的视觉和审美心理以极度的舒畅、自由和满足。《冠军帖》暗示的这种意境，就是明代项穆所说的“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的极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

张旭(芝)《冠军帖》（明肃府本《淳化阁帖》）

世人多认为，以“喷涌式”创作为特色、情绪表现为激越的大草，不属于“中和”之美的原则。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与意境》中说：“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喷涌式’或‘虚静式’创作方式都要求书家的心境处在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这两种创作方式都可以进行理智控制下的高速挥写。《冠军帖》的创作，是静穆观照下飞跃生命的展现，它没有超越‘中和’的审美规范，当然,更不是反‘中和’的。明朝项穆说：‘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作为大草的《冠军帖》在形、神、法、意的艺术表现上看，都没有偏执、过份、乖戾之处，笔者以为张芝的《冠军帖》是在大草领域里，最能体现‘中和’之美的典范之作。”

张旭(芝)《冠军帖》（淳化阁帖明肃府本卷二）

《冠军帖》的美学价值和意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书法艺术创造的“骨”与“筋”的观念上。传为卫夫人所作《笔阵图》中“多力丰筋者圣”的著名论断，是继承汉末到东晋书法艺术关于“骨”、“筋”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总结。《冠军帖》深刻地体现了这“多力丰筋”的审美内涵。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张（芝）劲骨丰肌,德冠群贤之首。”张（芝）的“劲骨丰肌”，就是卫夫人所说的“多力丰筋”。因为“骨”和“力”是互为表现的，“劲骨”即“多力”；“肌”是指“多骨微肉”(即“筋”)，故“丰肌”亦即“丰筋”。张怀瓘对张芝草书的这一论断，也是对前人评论张芝的总结和发挥。《冠军帖》用笔骨力劲健，筋肉丰满，阳刚阴柔相辅相成，因而达到所谓“圣”的境界。这种境界含蕴着无限深广的艺术内容，它给人的美感是极其复杂和难以名状的。就其形式美和意象美的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气势飞扬纵横、奔放雄肆的美。这属于“多力”的美学范畴（即“阳刚”之美)；然而它又给人一种清逸流宕、萧散丰满、沉着屈郁的美，这属于“丰筋”的美学范畴(即“阴柔”之美)。这“多力”体现出的“骨”与一般所指汉人的凝重、莽苍、刚健质直的“骨”,后来唐人的豪坟壮丽、峻拔雄强的“骨”均有所不同。它是“阳刚”和“阴柔”高度完美的结合，是既突出了骨力，又充溢着血融肉润的美。它更主要的是一种高逸旷达、潇洒蕴藉的风流气骨。它既是内在精神的体现，又涵盖了外在形式的美。这实质上己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史上的“中和”之美的高峰——“魏晋风骨”——的内涵了。

张芝是东汉未年人，先于曹魏仅二十年左右，张芝谢世时，作为曹操重臣的楷书大师钟繇已届不惑之年了，所以，从书法美学发展史上看，张芝正处于“汉魏风骨”向“魏晋风骨”的转化期。古典书法美学滥觞于汉代。西汉以降，崇尚一种有力、有势的偏于“阳刚”的美。到了东汉,特别是汉灵帝在文学艺术上的变革之后，过流到崇尚一神俊逸、超迈、浓郁、飞扬的气势美，即所谓“魏晋风骨”。这种审美理想必然影响当时盛极一时的草书艺术。生活在东汉、曹魏临界期的张芝，显然是承袭了两汉以来的艺术风骨的精华，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扬，而趋向于“魏晋风骨”了。由此，笔者以为张芝是开“魏晋风骨”一代新风的继往开来的大师。他为以“二王”为代表的“中和”之美的高峰——“魏晋风骨”的形成和确立，起着先导和启迪的重大作用。张芝以他的伟大艺术实践，奠定了自己至高无上的“草圣”地位。《冠军帖》不愧为他的千古不朽的杰作，它对汉以后的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张芝不仅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书法家，而且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造型艺术史、美学史上的精英。只可惜地的书论著作《笔心论》五篇失传了。

近代法国大雕塑家罗丹有一段相当出名的话：“一个规定的线通贯着大宇宙，付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罗丹在自己的雕塑里发觉了贯注宇宙一切的这一条线，而比罗丹早一千七百年的张芝，在中国书法艺术里就看到了这构成万千艺术形象的“线”，他的大草“一笔书”，作了最完美、最典型的创造。

张芝卒于汉献帝初平年间，两汉时期被经典化的儒家学说，必然浸染张芝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儒家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中和”之美，是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冠军帖》“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是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冠军帖》“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渗透了儒家精神的“中和”观。而在他晚年变法(即创造“一笔书”)时期，正值汉灵帝变革的时期,人们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文学艺术发生重大变革，书法艺术走上了自觉。范文澜先生说：“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中国通史简编》)。从质胜于文到文质相称是一种飞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史’泛指浮华之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只有文质对立的双方恰到好处地结合，才能达到美的最高境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步的。亦文亦质的《冠军帖》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伟大杰作。当人们摆脱经学的约束，转化对主体生命自身关注的时候，张芝其人旷达超逸的超现实功利的品格，又必然决定了他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的道家倾向。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张芝用“逸越”二字，并认为这种“逸越”之气是没有人能逾越的。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和袁昂在《古今书评》里评张芝使用了同一语言：“张芝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此三公的评价都是准确的，《冠军帖》一望便觉其气俊逸，充满着潇洒无羁、飘然欲仙的神韵，这又正是道家的审美理想。张芝特别注重师法造化，所谓“探于万象，取其元精”、“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等等，这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主张心灵关照的哲学观念，又实在是非常契合了。上述这些方面都说明了张芝是属于道家的。然而“集大成”的儒家“中和”艺术观涵盖了这种“飘逸”的道家观念，正如作为道教徒的王羲之，在他“中和”之美的典型作品里，透出他潇洒出尘的天性一样，《冠军帖》虽是大草，亦不出“中和”的审美范畴(前已论述)。所以《冠军帖》既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即是儒、道互溶互补的。

儒、道两家的传统美学体系和艺术观都是重“道”重“气”的。中国书法艺术和中国所有的古典文学艺术一样，也都重“道”、重“气”。“气”是“道”的体现，有些中国古典哲学家明确提出“道”即“气”。“气”是中国书法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本源，因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及其精神)都是相互依存、相互生发、联成一气的，都是禀“气”而生的。中国书法还重“势”，其实，“势”也几乎等同于“气”，故尔.书法艺术往往“气”、“势”并用，持别讲求作品的“血脉气势”。“气势”，又与“气韵”互通，互为生成，它既表现并赋予书法作品的外在形式的“形质”，又充实于“形质”之内的“神采”,“形质”与“神采”合二为一，从而产生意境，这种意境体现出书法家整个身心与宇宙元气的结合，展现书法家的情志、才性、意趣和气概。所谓“气盛而化神”(《乐记·乐象》)。如果书法作品乏“气”，就没有动人之情。张芝《冠军帖》的创作，是一纵奇纵的清逸之气，驱使行笔放纵变幻，倾刻成章，显然，这是在对“气”（亦即对“气势”和“气韵”）的追求和把握上的极大发挥。从而使作品内涵的意境得到充分的展现，达到了儒家的“天地与我同流”、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得“天地之大美”的最高精神境界，亦即最高的美学境界，这也就是宇宙本体无限自由意识的“道”。《冠军帖》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美感力量,就是因为它注刻地体现了“道”的内涵。当我们面对它时，犹如游心于生生不已、神气万端的宇宙万物之间，得到至美至乐的艺术享受。

“一笔书”就其实质而言，可谓“一气书”，它并非外在形式上的一笔连到底之谓，其真正涵义是，自始至终，笔势相揖顾盼‘连绵相属，其气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创作方式，适用于一切书体。于此，我们可以说，张芝创造的“一笔书”，其意义更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强化了书法这门艺术创作的根本要害——“气脉通贯”。在书法作品里,只有气脉通贯，才有可能浑然天成，真气弥满，从而充分展现书法家的创造力和书法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张芝生活的年代，是远在汉朝晚期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发篁期，他创造的“一笔书”如此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宇宙元气的流行，流出了自然万象的美，流出了他心灵的美，而且又是最能展现书法艺术特性的书体——大草，这对后世起了多么大的昭示作用啊！“一笔书”揭示了书法艺术重“气”的根本原理和艺术艺术创造的根本原则，从这一点上说，张芝是作为艺术的中国书法最早的先觉者和开创者，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最伟大的先驱。天道长存，张伯英的贡献是不朽的，他的嚆矢之功世不可没。

草圣张芝

“一笔书”开创的自由抒写性灵的最高样式——大草一艺。在中国书法的天地里，从此开始了“大写意”的新纪元，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二王”那里觅得了知音(王羲之中年后师法张芝；大令幼学于父，次习于张伯英，他的“一笔书”更直接得于张芝传薪)，到了大唐帝国“颠张狂素”的手中，得到了浪漫主义的发挥和张扬。这四位蜚声万里、荣耀百代的大师，都是伟大张芝的异代私淑，他们各有各的天地，然而，其书风共通的一面，都为张芝这座巍峨大山的流风之所被，而从属于他的世界。张芝的神皋奥府、《冠军帖》的高风绝迹以及它的美学价值和典范意义，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所推崇。张芝精神亟待发扬。他的辉煌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