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关键人物,是“章草演变发展到后来的狂草”这一系列发展脉络的开启者,他也是汉末魏晋书法群中书法成就最高的书法家之一。
一、张芝
唐代孙过庭在他的著名书法理论著作《书谱》中说:“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有二王之妙”。这就说清楚了张芝在书法史上是什么地位,要更进一步了解张芝,先从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期问题谈起:
张芝,字伯英,是东汉末年的章草大家,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即192年),张芝是魏晋之前的书法家,东晋的庾翼见到王羲之的章草书信时直呼“伯英再生”,赞誉有加。
史料中关于张芝的书法记载非常少,散见于有关张芝的书法论著中。《后汉书·张奂传》中就有关于他父亲的记载。仅仅略微提到了张芝的书法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书法家尴尬的处境。本身他们并非显贵之人,书法好也不能垂留青史,反映了古代儒家士大夫对于书法的看法,不仅张芝是这样,张旭也是如此,这两位在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在正史里面三两行就交代完了,这是题外话。
好在后世的书法理论家,诸如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张芝的情况,称其: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
这段话颇耐人寻味。首先卫恒先论述了一下章草的发展史。章草我们都知道,是隶书草书化的产物。章草经过杜、崔等人的发展,日渐成熟。这个时候,张芝出现了,卫恒认为张芝是超越崔、杜等前辈的“草圣”。
这是关于“张芝在书法史上的定位”这个问题一次比较详细的论述。实际上他就为我们指明了一个论证逻辑,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看待张芝的时候,应该从草书发展这一脉络体系中,对张芝进行考察评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了。
二、草书的发展
我们先给大家勾勒一个大致的草书发展史。中国书法草书的诞生应该是在隶书之后。实际上,各种书体诞生时间的前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限,但是章草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章草在汉代经过发展,魏晋时期,人们在此基础上,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熟,演变成为小草。小草其实是相对于大草而言的。
大草,也被称之为狂草,唐代的怀素、张旭在承接汉末魏晋书法遗韵的同时,加以创新发展,因此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狂草艺术。
这是一个极为粗略的描述。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草书从章草到小草然后再到大草这样三个时期中,草书发展是紧密相承,不可分割的。尤其是从章草到小草的过渡发展上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最紧密。
三、张芝属于汉末魏晋书法群中的书法家吗?
因此,如果单独割裂的看待张芝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定位,那么他就应该属于汉末书法群体。但是张芝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不同于其他汉末书法家,他的书法是具有发展性和一定先知性的,他在某种程度上为魏晋书法的发展奠基了一定的基础。如果割裂的看,就会将这种先知性、发展性阻碍了。
所以,张芝的书法如以汉末魏晋书法群中加以考察,然后在将其放置在从汉末魏晋到唐代草书的发展脉络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张芝的历史地位了,即草书发展的先导人物。
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早已经有此看法。比如,宋代刊刻的《淳化阁帖》就将张芝的书法刊刻了进去,而我们知道《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几乎主导了整个中国书法后续发展的逻辑,而且《淳化阁帖》的刊刻也被看作是确定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标志性事件。张芝的书法被编入,或许与二王一派魏晋书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人据此,将东汉末年的“草圣”张芝,曹魏时期的隶、楷书家钟繇,东晋末年的王氏父子称之为“书中四贤”,可见张芝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四、总结
总之,作为汉末魏晋时期特有的书法群中著名的人物之一, 张芝自然可以看做是魏晋书法的先导,甚至可以归入魏晋。
因为从章草这一发展脉络来看,张芝不仅是是中国书法史上草书发展的关键人物,而且还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到小草乃至于唐代大草发展的重要人物,张芝不仅与王羲之是处在一个发展脉络上的,更是和唐朝张旭的狂草艺术处在同一个发展脉络上。
张芝不仅是有魏晋神韵的,而且还是先导,是魏晋书法的代表人物,没有他的参与,魏晋书法很难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单纯的以“魏晋”看“魏晋”是不全面的,张芝必须纳入其中详加考虑。
关于张芝的书法史定位,我是倾向于将其归入魏晋,汉末书法确实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但是张芝其书法成就本身就应该放在魏晋进行表述才算合理。如果硬是扣细节,也未尝不可,将其放在汉末书法的这一阶段。但这将无法使张芝在书法史上的意义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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