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示表》 故宫博物院藏 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相传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
现在所能见到的《宣示表》只有刻本，一般论者部认为是根据王羲之临本摹刻，始见于宋《淳化阁帖》，共18行。后世阁帖、单本多有翻刻，应以宋刻宋拓本为佳。此帖较钟繇其他作品，无论在笔法或结体上，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此帖风格直接影响了二王小楷面貌的形成
（从《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等就可看出），进而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楷创作，如赵孟赵孟頫、文徵明、王宠、黄道周等。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帖所具备的点画法则、结体规律等影响和促进了楷书高峰——唐楷的到来。因此，钟繇《宣示表》可以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
——摘自《中国书画报》作者：晓飞
《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观后记
名曰宋刻《宣示表》所见拓本及印本不下二十余种，版本繁复绝不逊色于《兰亭序》，短短十余行字帖便于复制雕刻，彼时或宫廷或官府或民间多有刊刻，然而宋代刻石（或刻木）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明清二朝继而依旧拓或临本翻刻伪托，以讹传讹，致使《宣示表》面目纷呈，后人不得不将古拙的刻本视为钟繇亲笔，流美的视为王羲之临本，自欺并欺人，或以书法辩高下，或以藏印定是非，或以题跋寻真伪，或以文献讨依据，或以尺寸度大小，一厢情愿对号入座，致使聚讼纷纭。
宋刻《宣示表》最著名者见于丛帖者有：《淳化阁帖》、《大观帖》等，见于单刻帖者有：“宋徽宗刻本”、“贾似道刻本”等。然《淳化阁帖》由于祖本久绝人间，不得一见，历代翻刻面目各异，欲从传世《阁帖》辨《宣示表》真容，几近儿戏。还不如多看看故宫博物院藏《大观帖》卷二之《宣示表》（插图1）（注：《大观》应是《淳化》之宋代最佳翻刻，或云摹于真迹，然体例内容如出一辙），是目前较可信的刻本。理论上来说，“徽宗刻本”应与“大观帖本”同出一个底本，不然就不是徽宗刻本，上海博物馆藏有隔麻宋拓本，不妨拿来一校。
“贾似道刻本”笔者曾见过两种宋拓，其一原迹曾入北宋政和内府，淳祐十一年（1251）经俞松装裱，钤有“政和”、“宣和”、“悦生”葫芦印，后续《钟繇还示帖》，尾有董其昌墨跋，此本今不知下落。其二原迹北宋曾入宣和内府，宋徽宗细笔题签“羲之临钟繇帖”，南宋末年归贾相似道，钤有“贾似道印”及“悦生”葫芦印。震钧（1857～1920)旧藏《十篆斋秘藏宋拓三种》之一，标题“南宋贾氏世彩堂宣示表”，此卷宋拓本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本刻石明代在杭州西湖葛岭贾似道（1213~1275年）半闲堂旧址出土，为一寺僧访得，桐乡汪援鹑以湖田半顷的代价换购此石，汪氏好友金农（1687-1764年）在此石碑面刊刻题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帖石转归桐乡金德輿（1750年－1800年）之桐华馆。嘉庆初仁和（今杭州）赵魏（1746－1825）又以宋画易帖石，乃入赵魏竹崦盦。嘉庆二十三年（1818）赵魏将此石赠与张廷济（1768-1848），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十六岁的张廷济在此石碑面刻下最后一篇跋文。民国初，此石归镇江陈渭泉玉塔山房收藏（著名的西泠印社《汉三老碑》亦为陈渭泉旧藏）。上海图书馆藏有陈渭泉《宣示表》拓本，钤有陈渭泉七方藏印，其一云：“渭泉三十年精力所聚”。
值得庆幸的是，时隔将近百年，陈渭泉所藏《宣示表》帖石重现人间，笔者在翰海拍卖行有幸一睹真容，不仅原帖完好无损，就连题刻之石亦完好保存。又与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仔细校勘，定为宋石真龙，最有力的考据点是帖石第十六、十七行间宋本有石裂痕，今帖石石裂痕剥落（插图2、3），可谓证据确凿，宋石无疑。
令人产生联想的是，数年前在杭州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的宋贾似道刻《淳化阁帖》残石，此套《阁帖》旧传明代亦在杭州西湖葛岭半闲堂旧址出土，《阁帖》卷二所刻《宣示表》会否就是此石呢？也就是陈渭泉所藏《宣示表》会否出自贾刻《阁帖》呢？
贾刻《阁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此本还保留了三则清人题跋，值得注意的是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题记中称：此套阁帖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1782）题跋称：“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於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
从时间上推断，贾刻《阁帖》卷二之《宣示表》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七年（1782）间曾经与《阁帖》刻石群分离。目前浙江图书馆所藏《阁帖》残石又找不到《宣示表》。据陈渭泉所藏《宣示表》其后题刻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七年（1782）间，《宣示表》正在桐乡金德輿（1750年－1800年）之桐华馆。疑点顿生。所幸浙江图书馆所藏《阁帖》尚有宋拓本两套传世（今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民国时期亦有拓本流传。经校勘后得知，两者不是一物，陈渭泉所藏《宣示表》刻石第十七行“違”字，漏刻一短竖，“只”字刻在十八行首，贾刻《阁帖本》刻石第十七行“違”字，不缺笔，“只”字刻在十七行尾，十行末“信也”之“也”字刻在十一行首（阁帖宣示表系统均如此）。
综上所述，陈渭泉所藏《宣示表》确为著名的宋贾似道刻本原石，也是目前仅存的宋代《宣示表》单刻帖刻石。宋代刻帖原石传世极稀，均为国家重点文物，民间重现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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