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陈留郡。
陈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南开封一带。为什么叫陈留呢？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有个地方叫留邑，后来这个留邑为陈国吞并，所以取名为陈留。
陈留是个好地方。相传曾有凤凰在这里栖息，后人在这里修了一座凤凰台，陈留也因此得了个美丽的名字叫“凤凰城”。不愧于它的美名，陈留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辅佐成汤建商灭夏的首席执政官伊尹就是发迹于这里。汉初著名的参谋官张良，汉献帝刘协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一代枭雄曹操也正是从陈留挥兵南下，活跃于三国时代的狼烟战火之中，为曹魏政权奠定了根基。
除了曹操和汉献帝这两位以外，东汉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咖也是出自这里的，他就是蔡邕。
蔡邕（133年－192年）
蔡邕是个牛人，他是汉末的文坛领袖，是一名难得的文学通才。通才这个就很厉害了，比如说西汉的张衡，就是一个文理双修的通才。文能写个《二京赋》，理能发明地动仪。蔡邕也是个通才。蔡邕从小就天资过人，他的老师胡广是汉代六朝元老，在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很有很高的造诣。史书上说蔡邕“少年博学”，大概跟胡广的教导是脱不了关系的。
胡广像
文学上，蔡邕的涉猎非常广泛，诗词歌赋，碑铭诔文。他样样都写，而且样样都写的精。他的诗词生动质朴，铭也代表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最精的要数他的赋，作为汉代的最后一名辞赋大家，蔡邕认为诗词歌赋这类东西应该是抒情的、审美的，不应当和政治朝堂联系在一起。这就好比很多人现在热衷于打卡游，反正这个地我是打了卡了。至于去了哪，玩了什么，心里是一团混沌。当时的灵帝耽于享乐，设立鸿都门学，将诗词歌赋之类作为取士的标准。许多人为了取仕而作辞赋，蔡邕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这就像是面试的时候考你都去哪些地方打过卡一样。选出来的人既没有真正的治国之略，也不能做到由衷地领略文学之美。蔡邕自己也写赋，但写的多是些小赋。比起司马相如相对“高门槛”的长篇大赋，蔡邕的小赋更接地气，更为侧重表现自我情感的表达，《青衣赋》就是他写给美貌婢女的一封小情书，其花边程度可达五颗星。蔡邕的直抒胸臆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学自主的觉醒，所以有人说，正是蔡邕开了后世的建安之风、甚至是整个魏晋文学之风。
此外，蔡邕还撰有《独断》、《月令章句》、《释诲》、《女训》、《劝学》等文上百篇传于世，可以说是相当高产的作家了。尤其是《月令章句》这样的巨作，不仅是研究汉代文化历史的资料，甚至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篇篇章章，无不昭示着蔡邕过人的才华。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蔡邕不仅会写自带粉红泡泡效果的小情书，他还具有文艺青年必备的一项技能——吉他弹唱……不对，是鼓琴。史书上说蔡邕“妙擅音律”，蔡邕这一生和琴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后汉书·蔡邕传》的记载我们知道，蔡邕一生两次出仕，他的第一次出仕是在汉灵帝时期。但是其实早在桓帝在位的时候，年轻的蔡邕就因为善鼓琴被征召入京。蔡邕当时懵了，皇帝征召竟然不是看中了自己的满肚子学问，而是要他去内廷里吹拉弹唱,给他们消遣的。蔡邕越想越意难平，拖拖拉拉地走了数日，他就称病折返，顺带还旅了个游。不过通过这件事也侧面反映出，蔡邕的琴技是真的是非常高超。
古琴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蔡邕与琴的两件轶事。一件是说蔡邕有次听见木头在火中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块上好的木头，于是把这块木头从火中抢救了出来，还把它做成了一把上好的琴，但是因为当时这块木头的尾部已经烧焦了，所以又叫“焦尾琴”。另一件事说的是蔡邕有一次受邀去友人家里作客，蔡邕走到友人家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抚琴，曲子里有森森杀意。蔡邕担心有异，于是溜之大吉。后来才知道，这股杀意不是冲他来的。是琴师在弹琴时恰好看到了螳螂捕蝉的一幕而无意识地将这种杀意融入了琴中。这样的音乐敏感度，真的是非音乐天才不能有。也因为蔡邕是这样的音乐天才，才能培养出蔡文姬这样优秀的闺女，这不正是“虎父无犬女”的完美诠释吗！
除了会弹、会听，蔡邕还能把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领悟写出来。除了在《琴赋》等词赋类作品中大量运用音乐术语外，蔡邕还著有《琴操》一书，里面包含先秦至两汉的五十余首曲，是我国第一部琴曲方面的专著。其附录中的歌辞，对研究古代乐府诗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蔡邕抚琴
当然，只是这些诗词歌赋，文学著述，还远远不能满足蔡邕。蔡邕的心中一直装着一个梦想——他想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书！在中国古代，“发愤著书”与“治国平天下”似乎一直都是天下文人的愿望。关于发愤著书，历来有许多精彩的典例：文王姬昌在被拘禁的时候写出了凝结古人思想智慧的天下奇书《周易》；孔子的政治主张无人接收，寄情著述而作儒家大义之言《春秋》；屈原受谗被放逐，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骚体诗《离骚》；孙膑被剜去膝盖骨才有《孙子兵法》问世；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司马迁受了宫刑，方有了万口称颂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独尊儒术”的汉代，这种著书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蔡邕对于身残志坚、发愤著书的司马迁崇拜异常，他也想要写一部不朽于世的史书著作。他为修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蔡邕的老师胡广奉行的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庸之道，虽然有人吐槽他老奸巨猾，但他所作的《百官箴》和《汉官解诂》都为人们研究汉代官制留下了宝贵资料。蔡邕撰写《独断》，显而易见也是深受了老师的影响。
《东观汉记》节选
蔡邕跟修史还有一次缘分，就是《东观汉记》的修撰了。我们纵观蔡邕的两次出仕，先是建宁三年，蔡邕受司徒桥玄的征召第一次出仕，受召拜郎中，在东观校书，参与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的修撰。在《后汉书》出来之前，《东观汉记》是非常牛的，与《史记》和《汉书》合称“三史”。蔡邕作为当时非常有才华的大儒，一去做官，自然也就加入了国史的编撰中去，他在里面主要负责志的撰写工作。“志”是史书中非常难写的一个部分，需要有相当的史学才能和文化修养才能胜任。蔡邕在这里专心修史，一待就是六年。但是他的“十志”撰写还没有完全竣工，就因为“金商门之祸”被流放了。为什么有此祸事呢，大概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蔡邕为人比较正直，看不惯当时的宦官内侍弄权，也看不惯一些投机取巧分子凭着诗词歌赋、拍照打卡上位，总是上疏劝谏，一来二去得罪了不少人，终于被人构陷，遭此横祸，流徙朔方。在流徙的过程中，蔡邕还不忘上书奏灵帝，乞求灵帝可以让自己继续修史，修史的信念也是相当坚定了。
蔡邕的第二次出仕就是去董太师那了。当然，蔡邕不是自愿的。当时董卓上位以后，为了稳固政权，粉饰清流，广辟天下的名儒隐士。蔡邕当然也在受邀之列。董卓的暴行臭名远扬，蔡邕不愿意屈节侍奉他。但是董卓说了：你蔡邕如果不来，我就杀光你一家老小！蔡邕一想，杀我不算，还要杀一家老小，累及家人，这是万万不行的。何况他还想留着有用之躯去修史呢。左思右想，还是应召去了。
《三国演义》影视剧中的董卓形象
去了以后，蔡邕发现董卓还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得一塌糊涂。董卓虽然性情暴虐，却十分看重蔡邕这样的有才之士，三日之内，给他连升三级，官至高阳乡侯。蔡邕提出的意见，董卓往往也能予以采纳。董卓曾想杀卢植，正是听了蔡邕的劝谏，卢植才幸免于难。董卓急于立威，想称“尚父”，蔡邕劝止了他，说您现在威望虽高，但还不够。董卓于是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说来董卓对蔡邕也是好性子，董卓当政之前，蔡邕也入朝为官，但却总难提防官场上的明刀暗箭。数次被构陷，几次都险些掉脑袋。相比之下，竟是在董卓这里更受礼遇。
后来董卓被杀，蔡邕念及董卓当日恩惠，心中有万种感慨，终化为一声长叹。
也正是这声长叹，最终要了他的命。
蔡邕知道自己必将受到牵连，他不惜命，但自己的修史之志未竟，他是不能甘心的。他苦苦请求王允，请受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继续完成汉史。但是王允一听更不乐意了，他认为，正是因为汉武帝当时没有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写出了一部《史记》，里面多有诽谤之词，难道他蔡邕想做第二个司马迁吗？于是下令将六十岁的蔡邕处死狱中。蔡邕身死后，当时的学者郑玄禁不住发出感叹：“蔡邕死了，这汉代的事还有谁说的清楚啊！”试想如果蔡邕当时没有死，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会有另一番不同。
除了是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之外，蔡邕还是一个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书法家，是“中华书脉的始祖”。书法虽可以说是从李斯而始的，不过真正把书法艺术这条脉络传下去的，还得是蔡邕。我们都知道，在秦汉的时候，书法基本还是以实用性为主的，抒怀遣兴什么的，那是完全的没有。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蔡邕主张“把娱乐和工作分开”，不能把“拍照打卡”变成选仕的标准。文学在这种观念下被独立了出来，注入了新的美学意义。书法也是同样。到了汉末，隶变已经十分成熟的时候，书法的美学价值开始抬头。
而蔡邕在当时，不仅是国服一级琴师，还是国服一流写手，以一手好字闻名天下。他最擅长的是篆书和隶书，尤以隶书最绝，点画俯仰，体态多变，把书写的艺术型发挥到了当时可以达到的一个顶峰。楷书鼻祖钟繇在给儿子钟会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自己三十年来精研书法，有此造诣，主要是得益于蔡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蔡邕的笔法，实在可以看作是楷书的滥觞。
蔡邕在书法上的创新性还表现在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草篆”书，后人更习惯称之为“飞白书”。光听名字就非常帅了。这种“飞白书”一如其名，鸟头燕尾，一笔一画，仿佛随时振翅欲飞，点画中丝丝露白，就像是用缺少墨水的枯笔写成一样，别有一番韵味。“飞白书”的创作，完全是一个偶然。据说蔡邕在汉灵帝手下做官时，有一天路过鸿都门，看见工匠们正在用笤帚蘸着石灰水刷墙，刷过的地方灰一道白一道。别人看了都说，真难看。但是蔡邕灵光一现，他觉得这样的刷法很美。虚实相生，阴阳结合，这不正暗合了书法的美学吗？蔡邕回家以后闭门思索，终于创出了这种“飞白书”。“飞白”一问世，就受到众多书家的喜爱追捧。尤其是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率性脱俗的书体变得非常流行。就连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也都热衷于此。
偶悟飞白
蔡邕在书法领域，甚至是文学领域还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就是为后世留下了我国第一部官定刻经《熹平石经》。
汉代是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正统思想，是读书人入仕的重要标准。（虽然灵帝想要的可能只是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的人吧）可是要知道，那时候的儒家经典不像我们现在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印刷的，一印就是千万册。那时候都是手写的，你写的版本这样，我写的版本那样，错字、漏句那是屡见不鲜。关键谁写错了谁还不承认，始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蔡邕对儒学也是十分信奉的，在这样一个儒学之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蔡邕与当时的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等人一起上书，奏请正定《六经》的文字。汉灵帝虽然没觉得正《六经》是一件多么必要的工作，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就许可了这件事情。
在蔡邕的主持带领下，《熹平石经》的刻制工作就开始了。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作。在刻碑前，首先由学者们对当时通行的经本进行参考比较，然后选出一个看起来最靠谱的，确定为标准。再由蔡邕用朱砂笔以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然后请最好的工匠镌刻出来。历时九年终于完成。洋洋20多万字，因为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又称“一体石经”。这部石经是蔡邕书法与镂刻艺术的完美结合，虽然因为是官方刻石，不能完全随心率性地作书，但依然是蔡邕书法的经典代表。
《熹平石经》
写文章十分高产的蔡邕，在书法上也秉承了这种优良的习惯。作为中华书脉的起点，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书家之一，蔡邕的书法理论著述也十分丰富。他的书论《篆势》、《隶势》、《笔论》、《九势》每篇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书法艺术理论史上的伟大丰碑。他的这些书法理论著述对于后世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卫夫人那流传千古的《笔阵图》，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了蔡邕的书法理论而来。
作为汉末一位独步古今的大家，蔡邕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史、艺术史上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历史上，他为史书的撰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秦汉和魏晋史学间的重要桥梁；文学上，他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声，为文学的自主发展铺下了康庄大道；艺术上，他集书法、音乐等诸艺于一身，留下了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篇章。中国艺术的发展走了百年，千年，回头看起点时，辉煌仍是蔡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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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与镂刻的完美结合——《熹平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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