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蔡邕,东汉末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因曾任左中郎将，故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捕处死。 在文学方面，蔡邕的成就是很高的。,他的文学思想显然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思想。他的散文、诗赋，工整典雅，深受文坛推崇。另外，在经史、天文、音律等方面他也精通，是位博学多才的人。

一、蔡邕的文学思想与“赋”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蔡邕曾著诗、赋、碑、诔、铭等共 104篇。他的辞赋以《述行赋》最为知名。据赋序说,延熹二年秋,他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时,有感于宦官擅权，大兴宫苑,“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又有感于当时朝中直言之士多遭惨死，心中愤愤不平，因此写了这篇赋，借途中所遇古迹,陈古刺今。赋中“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而无粒”等句，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在历来用于歌功颂德的汉赋中，这样的思想内容是难能可贵的。蔡邕的散文字句典雅，音节协谐，多用偶句，表现了汉末文风的转变。其中以碑志为多，《郭林宗碑》最有名，其余多为谀墓之作。又曾著《汉史》未成。 蔡邕是继张衡之后的一位“赋学大家”，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显然是受蔡邕的影响，也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蔡邕的赋或散文中也不乏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如《宗庙叠毁议》在称赞了东汉前期各代君主的清明政治后说“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建议废除东汉中后期各代君主的庙号，对东汉中后期政治加以否定。又如《荐太尉董卓表》说：“周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权，累叶相继，六十余载，火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内嗷嗷，被其伤毒。”批判的态度更为严厉。蔡邕所续修的东汉国史，也被王充比作与《史记》一样的“谤书”，遭到焚毁。

二、蔡邕的文学思想与书法

蔡邕工书法，善篆、隶，而尤以隶书闻名。他的书艺特点是：结构严整，点画俯仰，法度有素，变化得体，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之评。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由他主持并有堂典、杨赐和马日磾等人参加而书写的“熹平石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蔡邕亲自书丹上石的。这些石经碑刻文字，长期以来被人视为“典范”作品之一。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即屡遭破坏，几乎荡尽无存。后世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其中最大的一块残石是1925年在洛阳出土的，现存西安碑林，另外，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亦收藏残石数块。现存“熹平石经”残石，隶书、字形多方正，笔画粗细、间架疏密、部首比例及字形大小，均布置匀称，取势中规入矩，稳美雄建，艺术成就是比较高的。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 《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其《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 ，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 、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九势》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 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接着，他又阐述了八种运笔规则，要求通过运笔来表现生 动有力的笔势。故亦有题作《九势八字诀》的。蔡氏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书法与儒学的合流已成为一种自觉趋同——儒学成为书法须臾难以脱离的内在文化支撑。

三、蔡邕的文学思想与音乐蔡邕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而且还培养了一位颇受世人关注的琴家，即他的女儿蔡文姬。蔡邕的音乐感受力极强。一日，邻居请他过去喝酒，可刚到主人家门口，就听见屏风后面有人在弹琴。蔡邕很有兴趣，便在门边偷听，听着听着，只觉得这曲子里有浓浓的杀气。心想：“不对呀，说是请我来喝酒，怎么杀气重重？”想到这里，还是逃命要紧，蔡邕转身就走。门人告诉主人；“蔡大人刚才来过了，可到门边又走了”。蔡邕向来受人尊重，主人一听，急忙追去，把他拖至家中，再三追问其故。蔡邕便把刚才的感受一一相告。主人家的人都觉得奇怪，结果还是弹琴的人道出了原委： “我刚才弹着琴，看见一只螳螂正向着一只鸣蝉进攻，当时蝉作势欲飞，螳螂对着它一进一退的。我心里很紧张，惟恐螳螂捕不住它的猎物，这样就可能就把杀心表现到乐曲里去了。” 有关于蔡邕识音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有关“焦尾琴”的传说亦与他有关。说的是某天，蔡邕看到一位农夫在烧火作饭，火势甚大，且噼啪作响，闻其声，蔡邕知其中定有好料，于是请求农夫把木料抽出来一看，蔡邕大喜，果是上等桐木。蔡邕把桐木带回家后，用它制成了一把七弦琴，声音浑厚古朴，只是琴尾仍是烧焦的模样，于是就命名为“焦尾琴”。蔡邕也是琴门圣手，其《琴赋》、《琴操》是影响深远的琴学名著。其《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是千古名曲，曾被隋炀帝列为考取进士的必考题目。可见蔡邕的音乐修养已经与其文学思想融会贯通了。《琴操》是一本现存的介绍早期琴曲的琴学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内容丰富，它汇集的作品大多是先秦的题材，只有两、三首是西汉题材，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多首，并介绍了每首作品的相关故事，如关于著名琴曲《聂政刺韩王曲》的解释，即可与今存之琴曲《广陵散》相对照，后世琴人也多有认为《广陵散》就是《聂政刺韩王曲》的异名。

综上所述，汉代蔡邕的书法理论、音乐修养和他的人文思维已融为一体，建立起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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