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小者最胜王献之”

王献之碑帖（一）

唐《述书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说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有些人湮没无闻了，有些人却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二王”并称，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小圣”的王献之。 孤高傲世 宠辱不惊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如果说王羲之以“骨鲠”而著称，王献之则以“孤高”而闻世。有一天，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王徽之、王操之议论世事，滔滔不绝。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谈，还是什么原因，他竟一言不发。一次，王献之路经湖州，游一名园，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献之却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有人就当面指责他“非礼非道”，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王献之轻蔑地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过去，走了。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让他为太极殿题榜，以百世流芳。谁也没有想到，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可以衔远山，吞长江，送夕阳，迎素月，直与洞庭同其广，日月同其新。 对王献之来说，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在王献之那里，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从心灵中流出。有一天，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宣纸啊！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便以扫帚为笔，用泥汁作墨，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还有一次，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当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触动了他的书兴，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他不声不响地在桌上抓过笔来，饱蘸浓墨在羊欣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在王献之那一方，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地信手涂抹，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后一见，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却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苏东坡的话来说，这叫“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后，喜不自禁，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把它们珍藏起来。“偶其兴会”的激情发挥，“皆发于衷”的创作状态，把一个卓越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 勇于创新敢于超越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是，艺术是最怕重复的。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他决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而是大胆地寻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书名已经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一次，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他说：“固当不同！”(本来就是各有千秋)，谢安又说：“物论殊不尔！”(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王献之接着又说“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 好一个“固当不同！” 好一个“世人那得知！”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连“书圣”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根据笔者分析，“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不过，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俗传：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他七八岁时染翰，无间临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竟然纹丝不动。除了笔成冢，墨成池，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还需有感悟“锥画沙”、“印印泥”等妙理的灵气，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孤寂和苍凉，然后才能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后人评论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其书则“有若行风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对王献之来说，冲破先父的樊篱，更开一门，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可是，王献之成功了，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从此，“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字子敬。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曾有过“小者最胜”的赞誉。谢安毕竟是谢安，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 （刘长春）

王献之碑帖（二）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生于山阴，王羲之第七子，东晋著名书法家。由于其书艺超群，历来与王羲之并称“二王”，或尊称为“小圣”。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儿子都擅长书法，其中，最小的儿子王献之最为突出。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献之传授书艺。有一天，王献之走进父亲的书房，便问王羲之，希望王羲之能告诉他写字的秘诀。王羲之听了，就领着王献之来到后院，指着十八口大缸对儿子说：「写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缸水里，你只要把这十八缸里的水写完了，自然就知道。」王献之听了父亲的教导后，就再也不敢偷懒贪图捷径了，而是夜以继日，脚踏实地地练习。 　　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工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义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温尝清他画扇而，献之一时失手，误落了一点墨，索性顺势画成“乌驳牸牛”图，尤为妙绝，又在扇面上写《驳牛赋》，可谓机敏过人。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用笔挺秀直书，显然他改革了其父圆转善曲的书风，吸取西汉古隶的笔意。让隶方整多用直笔，献之正是以直笔人真书，才使得真书而貌又有新意。 他的著名书法作品《洛神赋》，传至宋代只存13行，有玉版刻本，世称《玉版十三行》。另外，《鸭头丸帖》、《中秋帖》、《东山帖》等作品，也都是书法艺术的瑰宝。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王献之碑帖（三）

延伸阅读（一） 王献之的“一笔书” 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也是书法史上惟一的一位真正能和父亲并称“二王”的杰出书法家，其他子承父业的著名书法家充其量只搏得一个“大小”的名称，如“大小欧阳”：唐代的欧阳询、欧阳通；“大小米”：宋代的米芾、米友仁。可见齐名之难。 王献之“劝父改体” 王献之很自负。一次朝中大臣谢安问王献之的书法与父亲相比谁的写得好？王献之毫不客气地说他自己的好，谢安又说别人不这样看，王献之立刻反击：“他们知道什么？”因此后人评论“二王”书艺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王献之把父亲的书艺全学到手了，在意境上还是略欠一筹，缺失了王羲之书艺那种从容自然的意态，书法与人格品行是息息相关的。 据说王献之认为父亲的字写得太古板，有一次，竟然对其父说：“大人宜改体。”改写当时通行的行草。 王献之说这话不仅仅反映出父子两人关于书法艺术观的“代沟”，而且反映了时代审美情趣的转换。所以在南北朝之际的南朝宋、齐时代，王献之豪纵的书风大受欢迎，以至“比世皆尚子敬（王献之）书，……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王羲之）亦然”。 然而，新潮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还要看境界的高度。最后，经过梁武帝和唐太宗的推崇，王羲之终于成为“书圣”，成为一座书法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一笔书”起自王献之 王献之书法的特点是好写“一笔书”。所谓“一笔书”就是字字相连，偶有不连，气势不断，非常豪放。有人说“一笔书”起自汉代张芝，如《淳化阁帖》刻有张芝的狂草，但又有人说《淳化阁帖》中的张芝书法实为唐代张旭所书。而张芝时期是否产生连绵草书还成问题。这样看来，“一笔书”起自王献之，应该是可信的。 王献之的传世书法大多是刻帖，临摹本墨迹有《鸭头丸帖》、《中秋帖》、《廿九日帖》、《东山帖》、《舍内帖》等。其中《鸭头丸帖》唐人临摹本较好，《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本。米临《中秋帖》是乾隆所收“三希”之一，极为有名，也能较好地体现王献之的“一笔书”书风，但却只是米芾临王献之《十二月帖》中的一段。 （王乃栋）

王献之碑帖（四）

延伸阅读（二） 王献之及其书艺考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和区分唐、宋、元、明、清朝书艺的时代特征，其风规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时期，按历史学的划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国（220），至东晋恭帝逊位禅让（420），前后达二个世纪。其间，有文献可征的书法家，近二百人。真正能影响规约后世书风的大家，当推钟繇与王羲之。其他如擅长古文篆书的卫觊、邯郸淳，精通行书的胡昭，以题额榜书见称的韦诞、梁鹄，章草圣手的皇象，今草名家的卫，索靖，由于名迹罕有或者不传，虽然声望彪炳书史，对后世的书艺发展并没有实在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去其未远的东晋，因为钟王盖世，朝野争相效法，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至多只是强弩之末的余势，一线单传的孑遗而已。形势比人强，谁能奈何得了身后的世风和趋势。 就在钟王披靡东晋之际，意想不到的是王献之异军突起，咄咄逼人。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宋、齐之际的一百年间，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迈钟王而独尊王献之的局面。这种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得最为透彻具体：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王献之作为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员，论行辈，他是殿军之位。论影响力，却远在众家之上，仅次于钟王。尽管梁武帝、唐太宗贬抑王献之，唐朝李嗣真却将王献之与钟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献之以他流美轻盈的书法，为“魏晋风韵”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这是最后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笔。 家世、经历及书法师承 王献之出身于东晋门阀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灵王太子晋。太子晋之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于是以“王为姓氏”。秦末天下大乱，王氏迁至琅邪。西汉时，王吉这一支始家皋虞，后迁徙到临沂都乡南仕里。①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宗族强盛起来，不乏清谈名士、廊庙权要、书画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这一支脉。 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字子敬。是王吉十一世孙，曾祖王正，祖王旷，父王羲之。他最幼，有六兄一姊。王献之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关于他风充倜傥的故事很多，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载。例如：“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盗惊走。”②王献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讷于言，但他寡言，言谈则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不投和，或者门第相异的人，他绝不与之交往。还善写丹青，擅长书法，秉性作派修养，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规范，又渗透着魏晋风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宠爱。东晋后期的名相谢安，当时正隐居会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赏识的是王献之。 在东晋，尽管士族耻于俗务，出仕仍然是门阀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门径，同时也是那个等级社会赋予的特权，琅邪王氏在东晋初年是炙手可热的权门，但在王献之出生之前，由于从祖王敦的叛逆，王导的逝世，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权柄已经相继转移到庾氏、桓氏手中，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出仕，以他出身门阀和资格及其既有的威名，起家为州主簿，后为秘书郎、丞。王献之在仕途上的发展，却与谢安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谢安与王羲之是至交，谢、王二氏又是姻亲，太元元年（376），当谢安以中书监总揽朝政，便提携王献之为长史。长史位在三公辅佐，职任甚重，身千石。太元五年（380），谢安为卫将军、开府，复请献之为长史。次年，王献之外任吴兴太守，军号为建威将军。太元九年（384）三月，谢安为太保，未久，拔擢王献之任中书令，掌中枢机要（王献之病，代中书令一职的是献之族弟王珉，二人向来齐名，所以世称王献之为“太令”，王珉为“小令”）。 太元十一年（386），王献之去世，时年四十三。有一女，名神爱。无子，以兄子王静之为嗣。在他逝世十一年后的隆安元年（397）二月，王神新安公主所出爱立为安僖皇后。为此，追赠王献之待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法。所爱赠礼远远超过乃父王羲之了。 书法家的王献之，自幼便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直接指导传授。他在书法方面的训练，据记载，七岁左右即永和六年（350）便开始。 王羲之擅长各体书，王献之也是如此，那么王献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各种体势及其笔法的学习，都是在他父亲的亲授下完成的。在王献之学书阶段即十八岁以前（王羲之逝世那一年，献之正十八岁），王羲之以他遒劲雄逸的书法卓然自立，并已经成为时风所追随的宗师。在笔法私相传授视为珍秘的当时，王献之能得到父亲的教授，王羲之书艺的机枢旨趣，自当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领悟，功力自然坚实，从而为他在父亲身后迅速地脱颖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础。 王羲之的风格是在借鉴、超越张芝、钟繇的基础之上卓然自立的。钟张的书迹，在当时虽然已是凤毛麟触般的罕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师法前贤，借鉴钟张，转益多师，是王羲之自立的经历和经验，王羲之当然不会对王献之有什么保留。如此，王献之除了向父亲师承书世之外，钟张理应也是他师承的对象。 王献之书艺的评估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书作，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王献之书作的鸠集，始于东晋末年的桓玄，桓玄败亡，尽毁。南朝宋、齐之际，羊欣、薄绍之皆嗣承王献之书法，刘宋内府所藏“二王”书共计一百二十七卷。⑤梁武帝虽然褒钟繇贬王献之，内府所藏“二王”书作达“七百六十七卷”，“凡一万五千纸”，⑥数量如此巨大，显然有临摹本、伪迹充斥其间。后来，一部分毁于江陵，一部分运达北周。幸存的这一部分，有的在隋炀帝南下江都途中随船沉没。留在东都的那一部分后来收纳于唐内府，其中，王献之书作微乎其微。唐朝初年大量购求王羲之书，又得“二千二百九十纸”，⑦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唐朝晚期成书的《法书要录》所录“大令书语”，仅有十七帖。北宋初年，刊刻《淳化阁帖》，标目王献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1119-1125），赖宋徽宗的雅好，内府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这已是登峰造极的数量了。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有的能见其书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下真迹一等而有余的刻本，给我们学习和考察王献之书艺留下了又一线希望。 在论叙评估王献之书艺成就之前，我们不妨先择取王献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作品主要有：《洛神赋》。小楷书，刻本。《廿九日帖》行书，摹本。《舍内帖》行书，摹本。《地黄汤帖》，行书，摹本。《鸭头丸帖》，行草书，摹本。《十二月帖》，行草，刻本。《中秋帖》，行草书，临本。《鹅群帖》，行草书，临本。《卫军帖》，行草书。《授衣帖》，行草书，刻本。《诸舍帖》草书。《岁尽帖》，行草书。 王献之传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迹还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等体势。就文献的记载而言，他所擅长的书体并非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有王献之善飞白书的记载。《晋书》本传称“工草隶”。唐张怀《书断》记载得更为全面： 子敬隶（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 王献之的八分书、飞白书、章草书，我们已经无缘睹其风采。关于飞白书，王羲之曾经叹发过“子敬飞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评价王献之飞白书说：“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至于章草书，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说：“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但是，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虞龠禾在《论书表》中则称赏道：王献之 “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飞白书与章草书的风范，还能在文献中留下鸿爪之迹供人推想，而八分则杳然无迹，只能依据《书断》留下一个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献之对后世产生重要的长远影响的作品，以书体论，主要是楷书和行草书。 他的楷书，唐张怀《书断》曰：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 王献之的楷书作品，硕果仅存者乃小楷《洛神赋》。虽然仅余十三行，宋朝以来，是书家争相称颂效法的名作。宋董《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这一风格特征，又与他行草书的规模吻合。 行草书是王献之书艺的建树所在。在王献之的心目中，行草书是自创风格的新体势。道理何在？唐张怀《书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 献之常（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文中所谓“藁”，张怀的解释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间”的书体，即指行草书。在王献之看来，这种体势既能“穷伪略之理”，又能“极草纵之”，之而且与“往法固殊”。 那么，王献之提出的“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正是他创制自家风格的艺术纲领。“草纵之致”，是对张芝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特征而言，他洞察到气与势的贯通是书艺的精髓所在。“穷伪略之理”，伪者，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笔书，为着顺应笔势的流畅，势必省并点画，改易点画的形态和位置，当然要“破”六书的规范了。“草纵”和“伪略”裨上是章草衍化为今草的旨要。王献之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准确地把握到古人变法自新的机枢，无怪乎唐朝人说，张芝今草的一笔书，“唯子敬明其深指。”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 是艺术家而非理论家的王献之，其书艺对后人之所以产生了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过人之处在于：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于“藁行之间”的行草书创作中。这在书法体势上就可以区别于张芝一笔书的今草了。既取彼精华而异于彼。然而，王羲之所写的大量尺牍书作，也是行草书体，即用草书的笔法和字法作行书。王献之欲创制自家风格，也规避王羲之，所以，王献之又充分汲收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于是，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现出来。 代表着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开笔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笔贯通而下，优游疏爽。其后连多断少，形势宏逸。现在所能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墨色泣燥的质感，已损失良多。如果是毫发毕见的墨迹本，草纵之致，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最得王献之笔法、笔意并发扬光大，卓然成为大家的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米芾从笔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价值和成就。王献之书艺的魅力，不仅在于多所伪略，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而他的笔法，是外拓而不是内扌厌。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产生的，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南朝时，人们曾讨论过“古质今妍”的问题，裨上是个笔法上问题。魏晋书家，以“钟王”而论，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所以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以“二王”而论，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追根溯源，这种笔法（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离尽致的发挥。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的，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才具有实在的意义。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是逸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唐朝时，张怀在《书议》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他说：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执行草之权”，风格“神俊”，他的书法流美、诡谲、谊逸，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并催其早熟。所以，王献之本人就是魏晋风韵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创制的书法形象出现于魏晋末年，则是魏晋时期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推陈出亲。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据《《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 注释： ①一九六五年一月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记载王兴之籍贯为“琅耶（邪）临沂都乡南仁里”，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王氏郡望正相合。王兴之，王献之从叔。 ②《晋书》卷八O 《王献之传》。 ③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晋书》卷八《王献之传》、唐张怀《书断》中均有记载。 ④唐张怀《二王等书录》“（“”录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成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晋书》卷八《王献之传》所记略异，曰：“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未及投毁于江”。 ⑤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 ⑥唐张怀《二王等书录》 ⑦唐张怀《二王等书录》 ⑧清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 ⑨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汗书方太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此壁也。” ⑩唐张怀《书断》（上）“飞白”条。 ⑾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见《沈尹默论书丛稿》第67页）。

王献之碑帖（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