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朱泗墓志铭》卷，纸本，楷书，37.3×331.1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卷是董其昌61岁时为乡人朱敬韬之父朱泗撰书之墓志铭，成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其书笔道圆浑，使转灵动，体势兼取李邕、徐浩之长，雄健紧凑，精力弥满，是作者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品。董氏使用乌丝界格，不使字居中央，而是写在左上角，布局颇为独特。
董其昌在书法创作上有一点引人注意，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临古观。
我们知道，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必须经历模仿和创造两个过程。模仿是继承，创造是发展，没有继承的发展谈不上发展，没有模仿的创造也谈不上创造。一名歌者，往往是先学会唱他人的歌，而后唱自己的歌；一名舞者，也是先学会跳他人的舞，而后跳自己的舞。音乐、舞蹈如此，书法、绘画亦是如此。在书法中，临摹即模仿，创作即创造，从临摹到创作是历代书家学书的必经之路。
董其昌重视临摹，并且只临摹古人书迹，这在其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其临古观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临古之方式和临古之目的。从临古之方式来看，董其昌重用笔不重结构，认为结构伴随用笔而生，他不刻意追求形似，并主张参用他人书法之笔意以求神似；从临古之目的来看，董其昌不是为了临占而临古，而是为了找到自我而临古。这样的临古观，对晚明的王铎，乃至有清一代的书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其昌《朱泗墓志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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