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林远岫图
疏林远岫图（局部）
疏林远岫图·张庚题跋
疏林远岫图（局部）
董其昌像
董其昌和袁可立为同年
（长美）《疏林远岫图》纸本墨笔，纵98.7厘米，横38.6厘米，明董其昌为同年袁可立而作。此图为近景画，坡石错落，勾勒圆浑。坡上疏林，用笔虽简而各蕴姿态。中景水面空旷，一山耸峙，在平远的构图上颇见险势。整幅画简洁朴拙，萧散空灵。款云：“年家（侄）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年兄，赠以诗画，癸酉十月之望。”癸酉为公元1633年，作者董其昌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72岁的“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则已于四天前病逝于睢州（今河南睢县）。
明崇祯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子户部主事袁枢上疏述职请假回乡探望老父，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为故友袁可立作此诗画一幅，并通过年侄袁枢带给其父。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
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 ；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意思是说：袁可立晚年在朝堂上因为顶撞忤逆了魏忠贤而被罢官致仕，但仍然被天启皇帝眷顾着意气风发地回家了。正好像是崇祯皇帝赐予老臣一个长生不老的寿杖，其子袁枢也经常扮作“老莱子”的模样哄其开心尽孝。
乾隆五年秋八月，清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在河南睢州蒋泰家见到此画并为之作跋。（资料参考《睢阳尚书袁氏家谱·》）
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对此画做了专题报道。
疏林远岫图 一幅永远画不完的传世佳作
疏林远岫图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一幅经典之作。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爲“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他的书法兼有“顔骨赵姿”之美。
关于董其昌与袁可立的关系，今天的河南睢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儒生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他便是董其昌。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但都没有找到叫袁可立的人。有一天，他来到河南睢州闲游，走累了在一个村塾里休息，忽然看到一个少年容貌颇为奇特，他猛一惊，便好奇地向塾师请教这位少年的名字。塾师先生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听了，又惊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自己也并不富裕的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对于这个故事，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对此留下了清晰记载。
对于二人的关系，坊间也留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与上述记载有异曲同工之妙。袁可立幼年的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侍郎爷侍郎爷（明天启年间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一说是“尚书爷”），请你把灯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就把灯盏放了上去，随口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侍郎爷侍郎爷你好大的胆”。幼年的袁可立感到很是诧异，就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您前去同读共考呢，来日当有侍郎爷的名位等着您呀”。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漆黑中。
作品点评
普藏 · 小调调
心学学者田欣女士：远处观此画之大相，与倪攒的风格很像，画面皆有清与新之感。不同的是，它给了我一种骨的感觉。拉近来看，却有种素描草稿的感觉。作者在模仿先人一河两岸式的构图时，那种心情是偶然形成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的心情，导緻他画了两岸代表两个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貌似没画完东西，反而成就了两人的一份珍惜。
这幅画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送给故友的，画在给对方看到后，有所感觉就可以了，不需要画更多的东西。并不像其他的画作，为了流传于世。我们貌似觉得没画完，但他确实真的画完了，这幅暂定的残卷就是一幅整图。他提出南北宗画论，偏爱南方文人画风，如此他的画给人精神上的碰撞就少了。其实这和很多行业的人一样，在某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就会去究竟某些另外的东西，至于究竟后能否放下这就要看个人了。
丁航先生：作者用画上的下半部山暗喻自己，上半部分指其好友袁可立。采用一河两岸式的构图，好似两人隔着山水相望。二人相交已久，以袁可立喻远处的伟岸山峰。两人是同窗好友，许久不见，以画传情表达彼此的牵挂。正所谓“茫茫一水间，相隔不能语。”
高啓岚先生：董其昌作此画时已经79岁了，81岁去世的。画中有屋无人，清冷萧条，看不到光线的来源，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作者作此画只是给一个人看的，那个人就是刚刚故去的袁可立。也许正是两位知交故友此时此刻心有灵犀的一种感应吧。
吕孟芸先生：这幅画也不能说他没有画完，也许他就想表达这么多东西，毕竟是两个老人了。此画借用了元代一河两岸式的构图，来表达两个已久不相见的友人。作者与故友之间默契十足，彼此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假如袁可立能看到这幅画的的话，立刻就能明白作者心中的情意，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所以看他只是画的寥寥，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心理学学者·苗怀文女士：从画中可以看出作者内心对袁可立的情意很重，作者内心觉得袁可立是很“美”的，非常欣赏袁可立棱角分明的一些性格，这些优点正是他所欠缺的，他和袁可立的这份友情和一直以来他们两人的相处，都让他们觉得彼此深深的被对方吸引着，正是如此，他们的情谊一直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致于后世几代交往，友谊绵长。
当作者得知故友身患重病时，心中不免伤感。此画就是作者表达对友人爱慕和伤感的矛盾之情，以及深深的留恋和不舍。
陈稳绩先生：此画只是起了草稿，点了几下而已，还没有画完，没画完却还能看到它的大关系，作为一幅没画完的画的意识和态度，这种意在画里面皆有体现。画中皴法、书法用笔有魏晋的骨，唐人的气韵，宋人的貌，加之明代作者本人的时代气息贯穿于画，此画当代人看就是明代的气氛。从他的皴法到书法都与杨凝式有卷气上的默合。之前的读画都太丰满了，这幅画只能找他俩之间和作为一幅没有画完的画，作者在作此画时的步骤和态度。包括他一直把握整体，什么时候停就是一幅完整的画？一幅画能不能画完？他画一生能不能画完？或者是说我们在继承下来几百年这幅画能不能画完？我们如果现在接受这幅画，我们应该怎么把它给继续完成？是用自己把它完成？就是这种感觉。
画面分上下两部分，自然遵循黄金分割构图。分开而看是两幅斗方，亦都是一幅完整的画。山石有类似铅笔素描的画法，小景都是按古人取法的习惯细细把握的。他现在就是放弃了所有的经曆，他们两人同朝为官、他们走过的路现在全都放下了，以及他们一起经历的磨难这些都放下了。这幅画就是他们两人的当下，处于黄昏之年的当下，就是取了一种味道，有了一个念。此爲意道。
董其昌与袁可立
附上一篇郑州日报的文章《董其昌与袁可立》，来补充一下二人之间的关系
2017年4月16日 郑州日报
宋宗祧
提起董其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书画家之一。《画史绘要》这样评价他：“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
董其昌于人事也极其精明。他35岁走上仕途，官至礼部尚书，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既在读书人中留下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官宦权势的高峰。
袁可立就不一样了，茫然不知者甚多。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该青史留名的反而默默无闻。
然而，董其昌与袁可立却有奇缘。
据清王椷的《秋灯丛话》：董其昌是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虽然少年时就才华横溢，然而科举却连连落榜。一天晚上，董其昌梦见了一位神人，他对董其昌说：“你要等到袁可立和你同考，才能上榜。”董其昌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可是在华亭县查访不到名叫“袁可立”的人。
后来，董其昌离开家乡出外闲游，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睢阳。在一个村塾里休息时，被一个容貌奇特的少年所吸引，便好奇地打听他的名字。塾师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一听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董其昌知道袁家无力供袁可立读书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华亭，同窗共读。后来，两人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会试中双双折桂。
之后，董其昌与袁可立就成了多舛命运“共同体”：万历中二人都遭贬回籍，又都在泰昌帝登基后重新起用。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排挤和迫害。董是“深自引远，请告归”；袁是“珰（魏忠贤）以可立有意远己，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真像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袁可立中举后，先是任苏州府推官，平反冤狱，继而回京，处斩弄臣，人称袁青天、铁面御史。后慷慨建言，触怒龙颜，被罢官26年。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复出。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辽东起兵祸，袁可立上书条陈平辽方略，出镇登莱（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后金四卫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尽弃之而不敢据。
天启四年五月，袁可立作《海市诗》。董其昌将它书写下来，并在尾跋中称颂“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年纪大的董其昌为何称“弟”？那是因为在董其昌眼里，袁可立太高大了。此刻石现保存在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
因忤逆魏忠贤，袁可立回朝再遭罢官。之后，辽东一线又危如累卵。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袁可立病重，董其昌作《疏林远岫图》赠。遗憾的是，袁可立于画到之前四天去世，没有见到这幅佳作。
董其昌亲自将袁可立病逝的噩耗报告崇祯皇帝。帝遣使至睢阳代祭，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两年后，81岁高龄的董其昌写下了《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说：“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还作《题袁可立像》，称赞袁可立“忠诚干国，正直立朝”。
“知公者宜莫如昌。”这话很对，最了解袁可立的确实是董其昌。但是，上面我们看到的基本全是董其昌“爱慕”“敬重”袁可立的情况，没有袁可立对董的片言只语，颇似“剃头挑子一头热”。
其中定有蹊跷。
说穿了，董其昌和袁可立的关系，同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粉丝和偶像的关系。袁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怒自威，领袖范儿十足；董高山仰止，对袁是有一种崇拜和极度欣赏之情的。
其实，崇拜袁可立的人多去了。如：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启皇帝朱由校，首辅孔贞运，大学士孙承宗，左都御史高攀龙，大学士黄道周，状元、翰林院修撰刘理顺，礼部侍郎钱谦益，明“四大家”之一的陈继儒，书法大家王铎……他们都对袁可立评价超高。
这说明袁可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鹤立鸡群影响很大、威望很高的“超级明星”。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英雄，清朝编写的《明史》却把他屏蔽了。正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建顺所说：“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清朝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
首辅孔贞运在《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说：“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历史没有假设。袁可立死后十六年，明亡。孔贞运的哀鸣告诉我们，一柱擎天。袁可立之后，大明再无袁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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