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民国文人、学人的书法，自然被梁启超迷住。我有一本《梁启超致江庸书札》，置于案头，随时翻阅。这是梁启超担任段祺瑞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写给江庸的手札，或及公务，或叙私人情感，语畅字清，笺雅墨润，是梁启超书法的代表作品。
梁启超是可以触摸的古人，他的文章似乎刚刚写完，发表在报刊上，还能嗅到油墨的味道。他的字也是，手札、条幅，对联、手稿，还在我们的生活中频繁出现，它们好像一位分别不久的朋友，仅仅过了一个季节便相逢了。所以，对梁启超的书法倍感亲切。梁启超余事做书家。众所周知，梁启超是现代中国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梁启超与他的业师康有为成为改变社会进程的中坚力量，轰轰烈烈的改良，最终以悲剧结尾。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王朝的灭亡。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日本逃亡的梁启超一方面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于书斋问学写字。1898年，登上日本岛的梁启超开始检视随身携带的碑帖。看着这些布满岁月烟尘的碑帖，梁启超的心情不能平静，他知道，在日本，自己将和它们厮守，它们会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会巩固自己对中华文明的记忆。
1890年，18岁的梁启超来到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他接受康有为的教导，在孜孜以求经世之学的空隙，梁启超不忘向康有为讨教书法问题。于书法，康有为可谓专家，他的《广艺舟双楫》梁启超已经拜读，对先生的书法观念深信不疑。眼下，业师康有为不知去向，他在日本也是茫然四顾，何年才能回到祖国，他也不知道。好吧，读书吧，写字吧，对于读书人，不应该有荒凉的时间。
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十余年。1910年，梁启超所写的《双涛阁日记》，记载了他羁居日本时读书、写作和临写碑帖的情况。细腻的广东新会人，似乎格外看重自己的砚边生涯，他仔仔细细地记下了每一天的写字过程，临写什么碑帖，临写了多少，感觉是什么。他对《张猛龙碑》喜爱有加，临写了数十过。1911年9月，他看到自己一份满意的临本，在尾端写了一段题跋：“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拔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梁启超回国。让他欣慰的是，他所熟悉的满清帝国崩溃了，这是他早已预料到的。眼下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不管在中华民国梁启超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感想，他没有放弃治学、写字。1918年，曾在中华民国政府担任要职的梁启超告别政坛，回到书斋，开始了他最后的人生十年，也是颇有文化光彩的十年。这十年，书法一直是他的最爱。
梁启超在《北魏鞠彦云墓志》的拓本上写道：“龙门造像多出寻常百姓手，非书家之出，谓其别有风味，取备一格则可，谓必如此然后高古，非笃论矣。此志亦然，如山肴野蔌，虽亦悦口，终不足比思伯、猛龙之鼎烹也。”梁启超的业师康有为抑帖扬碑，在他的眼睛里，平民书法家所书的北魏碑刻墓志，有着纯粹的乡野之美，是文人士大夫手泽所缺乏的质朴和单纯，因此，以推动社会变革为己任的康有为，发出了一股清新的声音。
开始，我被康有为的宏论陶醉，我也相信没有被雕琢的玉才是好玉，就如同没有被文献记载下来的书写北魏碑刻墓志的书法家是伟大的书法家一样。是梁启超告诉我，这样看是片面的，是对书法史的误解，也是对康有为的不了解。康有为之论，有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旦被政治倾向左右，自然需要警惕。“山肴野蔌，虽亦悦口，终不足比思伯、猛龙之鼎烹也”。的确，经典有经典的理由，经典有经典的特征，经典有经典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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