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为形 ,气为魂,是毛泽东书法雄踞古今书坛的章法特质
李奕明
中国书法史上,曾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那么,今人尚什么呢?我以为是“今尚势”。这个“势 ”就是“气势”。君不见中国如今喜欢毛泽东书法的人有千千万,倘若你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四个字:气势磅礴!
一点不错,毛泽东在书法中营造出来的那种气势,是古今书法大家无一能比的。当你打开毛泽东一幅幅书法作品,它首先传导给你的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你仿佛看到了:江河倒悬,一泻千里;群山逶迤,与天争高;万马奔腾,云烟滚滚;雷鸣电闪,龙竟蛇游。继而,你的灵魂受到震撼,你的精神得到洗礼!
毛泽东书法中这种“气势”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主题:毛泽东书法章法的艺术特质。
(一) 在自我扬弃中取势
毛泽东在提笔书写每一篇作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整体谋篇,布局取势。而且这种谋篇取势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同一篇作品有的竟写了10多遍。由于书写的时代背景、书法功底和心境的不同,取势就不同,书写出来的作品风格也完全不同。每一次重新书写都是对前一次的自我扬弃,在扬弃中追求完美。有资料可查的(不完全统计):《沁园春 长沙》写了7遍,《沁园春 雪》写了10遍,《十六字令三首》写了2遍,《清平乐 会昌》写了6遍,《菩萨蛮 黄鹤楼》写了5遍,《忆秦娥 娄山关》写了6遍,《七律 长征》写了7遍,《清平乐 六盘山》写了8遍,《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写了2遍,《卜算子 咏梅》写了4遍》,《满江红 和郭沫若》写了6遍,等等。如果你能把他同一首诗词书写出的全部作品找到,你就可以发现没有一篇是相同的,篇篇匠心独运,精彩纷呈。从中你也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在书法创作中谋篇取势的追求和变化。
《七律 长征》,从30年代写到60年代,有7幅。写于30年代末的一幅是竖写行书,落款有署名,字形右斜,有明显的30年代末的特征。整幅字取势潇洒、流畅,表达了长征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毛泽东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精神。再看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重写《七律 长征》2幅字。一幅是1961年2月14日写的,落款有时间没署名。整幅字取势厚重,上大下小,上重下轻。起首一个“红”写得墨重字大,接下来字变小,到第二行中间的“难”字又写得很大,略带飞白,上边的“征”和下边的“万”把“难”挤压得没有空间。由此可见,这幅字突出的是一个“难”,长征的艰难,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毛泽东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写呢?我们知道,50年代末,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3年自然灾害,加上帝、修、反的反华、封锁,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巨大困难。毛泽东想告诉人民:再大的困难还能比长征难吗?我们要奋起斗争,“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他用“三军过后尽开颜”,一个大大的“颜”字,鼓励人民要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1962年4月20日再写《七律 长征》的时候,国内外形势有了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不同了。这幅字是毛泽东写给卫士长李银桥的。落款有署名有日期,比较完整,是被社会广为称道传播的一篇。这幅作品取势豪迈洒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书写时心境平和,诗句牵动思绪,笔随心动,把长征那段艰难的历程写的波澜起伏,而又豪情万丈。沉重感没有了,乐观、自信跃然纸上。
毛泽东书写《满江红 和郭沫若》的6幅,除1964年10月写的一幅我见到的是残卷外,其余5幅书写的间隔时间很短,从1963年1月9日到2月5日,前后不到1个月,可以视为同一时期作品。1个月内对同一首词书写了5次,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喜爱,也反映了毛泽东对书法创作的严肃认真和不懈追求。这5幅作品中首先是词句的修改。1月9日写的第一幅、第二幅、第三幅和1月24日写的第4幅,词句是一致的。2月5日写的第5幅,词句就有变化了。他把上半阙的“欲学鲲鹏无大翼”改成“蚂蚁聚槐夸大国”,后来在发表这首作品时,又把“聚”换成了“缘”字。下半阙的“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改成“四海翻腾云水露,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一改不但词意更贴切,而且眼界更开阔,气势更雄伟。这5幅作品中最大的变化是书写气势的变化。势从词来。这首词的内容,一开篇,就用独特的视角俯视“小小寰球”,把帝、修、反比作“苍蝇”、“蚂蚁”、“蚍蜉”,把全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形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末尾一句激励人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何等的激情和气势啊!想必毛泽东在决定把这首词创作成书法作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达到词书意境的完美统一,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情和气势充分表达出来。1963年1月9日写的第一幅、第二幅,运笔潇洒流畅,线条优美,但字迹大小,墨色轻重变化不大,气势也表现得不够,其中各有两处写错圈掉了。毛泽东当时对这2幅字肯定不满意,于是又写了第3幅赠周恩来总理。这幅字总体布局与前一幅字差不多,但在气势上略有加强,有意把一些字写得较大、较粗。如:“凄”“万年”“翻四海”“抽长戟”“要扫”“无敌”等。半月后,1963年1月24日写的这幅与前两幅相比,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字的大小搭配恰当,收展自如,气势出来了。不足之处,前半部过密,后半部过散,要展现气势地方,有的还没有完全放开。10天后,1963年2月5日的这一幅,总体上采用了1月24日那幅的布局,除了对词句进行了修改外,还注意了书写的流畅匀称,疏密有致,重点是突出变化,加强气势。起首“满江红”3字,浓墨重彩,顶天立地。正文 “小小寰球”, 轻笔写出,心平气和。往后便开始营造气势,越写越放开,笔走词意,墨随心洒,字形大开大合,墨色忽轻忽重,一气呵成,流美溢彩。许多行只写两个字,如:“几声”、“蚍蜉”、“撼树”“从来”、“翻腾”等。整幅作品动感十足,气势磅礴,犹如一幅云翻浪涌,气象万千的国画。这幅作品被认为是毛泽东书法实践中的巅峰之作,流传最广,被千万人所喜爱。
(二) 在挑战古人中谋势
书法既要师古,又不能泥古。只有敢于挑战古人,站在古人肩上前进,才能不断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毛泽东一生研读古人书帖几百本,这是他师古的一面;但同时他又说过:“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是他不拘泥于古人,敢于突破创新的又一面。他在实践中不断突破传统书法中的陈腐樊篱,努力谋求“势”的多样性,给中国书法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风貌。常有人评价毛泽东的书法“不拘一格”“超凡脱俗”,就是这个意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传统的“竖写”为“横写”。传统的书法,都是从上往下从右至左竖写的。尽管建国以后,书写工具由毛笔转变成以钢笔、铅笔、圆珠笔为主后,人们的书写习惯,逐渐转变为从左往右书写,但传统的中国毛笔书法仍然固守着从上往下的竖写习惯。毛泽东打破了这样的格局。早在30-40年代,他就采用了从左往右的横写方式,书写自己的诗词,如:《清平乐 六盘山》、《临江仙 赠丁玲》、《念奴娇 昆仑》、《沁园春 雪》等。建国前后,他又用这种横写的方式写过自作诗词和古诗词,如1949年4月29日写的《七律 和柳亚子》、1963年1月5日写的王之涣《凉州词》等。特别是1958年用毛笔横写的《七律 送瘟神二首》,应是他横写作品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整幅作品随心挥洒,字忽大忽小,斜行跨行,圈错添加,别有韵味,同样给人一种独特的气势之美。
二是改落款固定模式为灵活多样。传统书法,落款是有严格要求的。款式、内容、写法、称谓、敬词、纪年、印章以及字的大小和书体都有固定的标准。毛泽东书法打破了传统书法这一程式化的要求,怎么落款,一切根据需要而定。他的许多公开发表的重要作品都是没有落款的,如《采桑子 重阳》、《清平乐 蒋桂战争》、《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贺新郎 别友》等。有的落款只有署名,没有时间,如《西江月 井冈山》、《忆秦蛾 娄山关》。有的落款只有时间和作品名称没有署名,如《清平乐 会昌》、《菩萨蛮 黄鹤楼》。落款最全的应该是1961年为宁夏同志书写的《清平乐 六盘山》和《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既有署名、时间,还写上了题书受者名称、原因。毛泽东一般不落上款,通常把作品的名称写在最前面。毛泽东基本不使用印章,只有1945年在重庆谈判时,他写给柳亚子的那篇《沁园春 雪》,使用了印章。当时毛泽东是写在柳送来的纪念册上的,柳回去后发现没有用印,又拿回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当时没有印章,立即找人刻了两枚,才盖上去的。这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幅有印章的书法作品。传统书法落款一直沿袭干支纪年,戊戌、辛卯,现代人你能搞得清楚是哪一年吗?毛泽东摈弃干支纪年,采用公历,而且是从年写到具体日期。有时把日期写在作品的前面,如《贺新郎 别友》,有时写在作品的后面,这个比较多。也有前后都写的,如1961年10月16日写的《沁园春 长沙》,开头写上词作品名称后,紧接着写上“一九二六年作”,落款时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又写上书写的时间。毛泽东在落款的写法上,也与众不同。传统书法的正文和落款是分开的。毛泽东曾尝试要把他们连成一体来写。1949年4月29日写的《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是从左自右横写的,猛一看,整篇浑然一体,找不到落款。细一看,“奉和柳先生三月二十八日之作 敬祈教正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落款,是和正文连在一起写的,“毛泽东”3字嵌作品之中。真是绝妙之极!1961年2月14日写的《七律 长征》没有署名,但有落款。作品正文写到最后一行,是个大大的“颜”字,如果需要落款的话,一般来讲是要另起一行的,但毛泽东没有,他在大大的“颜”字后面,用小字写了3竖行“长征诗一首 一九六一年 二月十四日写”。还有1961年10月7日为书赠日本访华朋友写的《鲁迅诗一首》、1962年9月18日《为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题词》,也是把正文和落款连在一起写的,使落款成了正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是改单一的毛笔书写为多种笔书写。毛泽东书法作品主要是用毛笔书写,但他也曾尝试过用铅笔来书写。如《贺新郎 读史》、《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念奴娇 鸟儿问答》、《七律 有所思》等。有的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写诗时起的草稿,不能算作书法作品。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讲,所谓书法作品,就是留在一定物质上有意义的文字墨迹或刻痕。我们今天奉为至宝的古帖,如《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一帮文人写诗结集而作叙的草稿;还有的是为亲属写的信,为自己写的自叙,他们当时都没有把这当作书法来做,可今天我们不都是把它们奉为书法名帖吗?为什么毛泽东留下的这类作品就不能当作书法作品看待呢?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书法实践中的一种探索和创造,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是改会意断句为标点断句。传统书法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因为2000年前标点符号还没有发明出来,人们写文章读文章只能靠会意断句。后来人们感到这样很麻烦,不便阅读,容易弄错。于是就想出用一个圆点来断句。这大概就是标点符号出现的开端。到了现代,系统的标点符号才出现了,既可以断句,又有多种使用功能,还能表达一定的情感。这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为什么书法这种古老的艺术就不能与时俱进呢?毛泽东把标点符号引进了他的书法作品。最早的是1949年10月写给柳亚子的《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就使用了标点符号。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他书写的许多代表作,都使用了标点符号。可以说,毛泽东是把标点符号引进中国书法的第一人,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在对立统一中造势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时,曾向一师的一位教员学书法。这位教员姓孙,名字中有一字电脑打不出来,我们这里就称他为孙先生。一次,毛泽东拜访孙先生,问起书法的章法,孙先生铺开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28个字:“疏密 大小 长短 粗细 浓淡 干湿 远近 虚实 顾盼 错落 肥瘦 首尾 俯仰 起伏”。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这张纸,揣入衣袋之中。孙先生送给毛泽东的这28个字,可能就是对毛泽东研究书法章法的一次启蒙。
这14个词组28个字,表面上看,每个词组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细一琢磨,意义很深。没有矛盾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千姿百态。孙先生是要毛泽东在书法中把握这些矛盾,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制造势和美。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不可能不领会这28个字的深意。从日后毛泽东的书法实践看,他是把这种对立统一用到了极致。
大小粗细各不同。纵观毛泽东所有的书法作品,除早年写的一些楷书、行书作品外,从不循规蹈矩,把字写得四平八稳,大小粗细一致。特别是晚年的作品,常常把字写得奇大奇小、奇粗奇细,并把它们巧妙地搭配揉合在一起,形成乱石铺路的状态,给人一种妙不可言的气势和美感。1961年2月14日写的《七律 长征》,正文一共14行,就有10行的第一个字写得奇大奇粗,特别是从第4行开始,每行的第一个字“闲”、“腾”、“蒙”、“走”、“浪”、“暖”、“铁”是连续写得又大又粗的,尤其是那个“铁”写的最粗大,且神采飞扬。其它的字写得相对要小一些、细一些。整幅字上下虽然有点失重,但由于字的线条优美,同时有4行较小的字穿插其中,仍然给人一种独特的气势之美。1961年10月16日写的《沁园春 长沙》,字的大小粗细搭配的就更为科学合理。这幅作品中写的大而粗的有“独”、“尽”、“浅”、“类”、“由”、“怅”、“谁”、“携”、“往”、“岁”、“风”、“书”、“当”、“遏”、“飞”、“舟”等。它们不是随意挤堆在一起,而是根据词意的表达和造势审美的需要,十分协调地嵌在整幅作品之中,犹如天外飞来的一群殒石块,撒落在戈壁滩的鹅卵石中,有一种别样的壮美。
俯仰顾盼相照应。书法不是单纯的写字,从下笔开始,写每一个字,都必须注意俯仰顾盼,相互照应得好的,才能出精品、上品。毛泽东1961年9月“应宁夏同志嘱书”写的《清平乐 六盘山》,是俯仰顾盼照应的好的典型佳作。我们来看前面3行:“天高云淡,望断南 飞雁”。毛泽东在写这几行字时,字的大小、写法、摆放,肯定已经构思好了。 第一行,抬头写了一个大字“天”,上两横上仰,左撇拖得很长,右捺写的较短,是个左扬右收的仰写不对称的字。下面的“高”如果中规中矩地写,两字放在一起肯定不协调,也不好看。毛泽东别出心裁,从“天”字下方撇捺中间空隙起笔,写出“高”字上方的一点;更有创意的是,他在写“高”字下方外匡时,左边的一竖,是从上边的“口”牵丝下来的,写得很短,然后连笔写“横竖勾”,将一横大幅度右上斜,然后转笔向下内收,写成斜长竖勾,形成左收右扬的俯写形态。这样一来,上下两字形成互补,浑然一体。再看第3行“飞雁”两字。“飞”字左边低、短,右边高、长,是个俯写的字。“雁”字如果也这样写,那就失衡了。毛泽东采用的是仰写,“雁”上部一横,写成高昂的头,再连笔将左边一撇长拖下来,从而弥补了上个字“飞”的左短缺陷。再看第2行3字“望断南”。上部要写字的地方,右“天”左“飞”,都写得很大,中间的空隙很小,所以“望”字只能写得小点。接下来是“断”字,不能写得太小,也不能太大,还要照应避让左右两边字的笔画,不能相互交叉。最下边的“南”字,他充分利用空间,兼顾上下左右,把它写得大大的。仅看这3行字,就是一篇完美的作品。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干湿浓淡总相宜。这里我们要研究毛泽东的两幅作品,一幅是《西江月 井冈山》,一幅是写于1962年的《忆秦娥 娄山关》。这两幅作品的写法、用墨是不同的。《西江月 井冈山》,是浓墨重彩写出来的,全篇率性洒脱,气势如虹,运笔用墨大胆泼辣。以这幅作品中的“闻”字为例,其右侧的一竖笔写得非同一般。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书画家王鹤滨先生曾著文说:这一竖笔“运笔用墨大体竟有五按五提、五重五轻、五实五虚、五徐五疾、五润五涩之妙。”《忆秦娥 娄山关》,则是另一种写法。用墨干多湿少,多处飞白。全篇苍劲老辣,气势豪迈,运笔果敢迅疾,坚挺有力。被认为是毛泽东草书中难得的精品。
疏密虚实气为魂。毛泽东1962年书写的《采桑子 重阳》,是疏密处理得最得当的一幅。他采用行草书风,字体大小交错,点画粗细相间,茂密的行间又显疏朗,粗重的笔画处留出空白,是以白衬黑,以淡养浓的高明章法。“人生易老 ,天难老, 岁岁重阳”,这3行中,我们只研究中间这个“难”字。可以说,这个“难”被上下左右的字挤得密不透风;然而,毛泽东竟能左避右让,把这个字写如此舒展而又富有神采。整体看去,又没有“密”的感觉。
谈到“虚实”这一对矛盾,我以为不仅是指“墨虚”“墨实”的问题,还有重要所指。这个“实”,是有形的,应该指的是运笔着墨;虚,是无形的,应该指的是笔墨以外的东西,它反映的是作品的精神层面,包括神采、气韵、意境,当然也包括我这里所说的“气势”中的“气”。 这个“气”是什么呢?是正气、豪气、民族之气,英雄之气。势为形,气为魂。我们在作书时,不能单纯地为势而势,要以气聚势,以势扬气(此文作者写于2013年)
,毛主席的字耐看,气势磅礴,此文分析的很透彻,毛主席的书法真是气势磅礴,无人能敌!!,给你五星级的赞赏!,观察入微,言之有物!赞[赞][赞][赞],这篇文章很好,神人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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