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书法这门艺术,以文字为凭借,以书写为基础,以文学为彰显,以生活为内容。20世纪换第一次“换笔”,从毛笔换成钢笔,21世纪第二次“换笔”,从写字变成敲字。两个世纪、涉及亿万人的两次“换笔”,彻底改变了书法的生存环境、生存形态、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
于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眼前,书写的基础已经不在,那么书法大家何以产生?曾有人问我,问的很有意思,他说:“你说为什么古代大书法家的字也不整齐?字,好坏我不懂,但一行一行写得齐不齐我看得清。我一看,挺大的书法家的墨宝遗存,怎么把字行写歪斜了呢,你说他为什么写不正?!”这就触及到一个书法艺术本质的问题,很关键的问题。古人书法,是有话要说;今人书法,是有字要写。
于是,古人—大师级的书法家也会把字行写歪斜了,比如《伯远帖》。东晋王珣确实没有把字行写正,却有正当理由,他当时不是在笔会现场“做字”,而是在写信。今人——赶场做书法表演的“大师们”,是断然不会把字行写歪斜了,否则是卖不出大价钱的。所以说,书法为物,鉴赏不难,天然为上,做作为下。“有话要说”而形成的书法作品,从生活中来,由心灵涌动,带着一片真纯、诚挚的情感信息,会让我们感到生命浸润其间的特殊魅力。
而“有字要写”而制作的书法作品,很难称之为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产品而已,它没有自然而然的生活流动,不见由内而外的情绪宣泄,更谈不上生机郁勃与血性张扬。
当社会上、生活中书写的基础已经普遍动摇,我们的书法如何根深蒂固,并且枝繁叶茂?这的确值得书法家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人们去认真思考。古代书法艺术繁盛,流派炫彩,名家辈出,大作频仍,概因民间知识阶层以笔墨为生,朝廷科举制度取士以书写为凭,更有唐玄宗、宋徽宗、南唐李煜、清乾隆等许多皇帝痴迷翰墨,追星于文场巨擘。
从奠定书法艺术地位的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李斯开始,两千两百多年来,历史上鲜见没有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身份的书法家存在。蔡邕、陆机、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蔡襄、苏轼、米芾、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朱耷、傅山、姚鼐、翁同龢……并非只是字以人贵,而是字因人异。天赋异禀之人,势必挥洒淋漓。故而世间书法传世之作,大多出自历史功勋、才华彪炳之人。书法家星光熠熠,横空出世,乃因其笔墨有所附着、附丽,或有赫赫政绩留存,或有大块文章传世,或有天才诗赋绝代,或有曼妙丹青可人…
艺术本是人类通用的语言,绘画、建筑、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皆可在世界各国各地流通,交流、沟通、欣赏、享受绝无任何障碍。但是,中国书法或许是所有艺术门类中的一个例外,它如此鲜明的中华民族性、汉语文化性,语言深奥性,使得它与他语种的他国、他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一重厚厚的帷幕,或曰难以逾越的鸿沟。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是民族的,却不能说是世界的。那么,在当今世界文化资源共享和互联网强烈冲击的大背景下,书法又该如何生存并浓墨飘香呢?唯有回归文化,拾起才情,让写字不再是写字,而是说话,是表达,是由内而外的生发,才是维系中国书法永恒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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