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他尤爱王羲之之书，甚至开创了以行书刻碑的先河。
▲李世民《温泉铭》拓本
《温泉铭》书风激越跌宕，字势多奇拗，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然而他对王献之评价却极为不恭：“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他讥讽小王之动机，米芾《书史》中一语窥破：“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直至孙过庭《书谱》亦据此论。这一过错，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而渐失光辉。
▲李世民《晋祠铭》局部
《晋祠铭》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后世甚至有人认为“虞褚欧柳都拜倒”。这当然有过誉之嫌，有个故事也侧面说明太宗笔力还是不足。
唐太宗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有一次练习“戬”字，觉得神采不够，于是便故意将“戈”旁请虞世南代为填补。事后他拿着几幅作品让魏征评价，魏征含笑不语，再三追问下才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远”。
▲《唐太宗草书屏风帖》拓本局部
唐太宗习字作书，有其独到的方法，其《论书》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尔。吾之所以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他书写的《屏风帖》，深得右军草书意趣及使转形势，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盖草书走笔疾书，最难求者正是骨力，习草书最当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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