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生体”，朋友们知道不？从汉魏开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与复制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自北魏开始，写经体开始渐渐在佛教内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书法领域。
由于写经不完全是书法行为，还要给学习佛法的人来阅读，所以要求工整、易于识别、通篇字体均匀，这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或秀美，或端庄，或冷峻，或雍容则全凭书者发挥而为之。无论何种风格，必须以精诚贯穿始终。
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上一定要达到和佛法最佳的契合，才能完整地阐述经文中表达的含义。写经最忌讳信手为之，乱画于纸实则乱心于人，与佛法违背。李叔同出家后，号弘一法师。因出家前书画水平已经很高，所以出家后也常写佛经作为修行。他曾拿自己抄写的佛经给当时的印光大师看，想让大师评论下自己的书法如何。印光大师看后未作过多书法专业的品论，只说：文人习气未脱。弘一法师听后忙请教如何写经，印光大师答道：唯有精诚。弘一法师听后有所开悟，后直至去世，其书法都秉承“精诚”二字，以致晚年书法半点尘俗不落，成为一代大家。
古时有4种抄写佛经的背景：
第一种是出家人。佛法是通过佛经来传达的，所以需要更多的法本来传播。比丘、比丘尼是最有理由来抄写佛经的。
第二种是经济条件不好的知识分子。很多落榜的读书人都有过住在寺庙里读书的经历，对于没有信仰的抄经者，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些人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多有一定的书法基础，面貌多姿多彩，是传世最多的写经作品的作者。但作品上多不落款，为佚名。
第三种是佛教信徒，多为在家居士。佛教徒修行的方式之一，就是靠抄写佛经来加深对佛法的理解，在佛经中多有关于抄写佛经功德的描述。这些佛教信徒怀着深厚的信仰情感抄写佛经并加以传播。这类抄经人的书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整，有的天真，所以面貌多样。
第四种比较特殊，就是在隋唐时期朝廷敕命而书写。隋唐时代，信仰佛教的统治者占大多数，收藏佛经也就不奇怪了。传世作品如国诠书《善见律》等。但是落款的写经传世极少，即使在浩如烟海的敦煌，传世作品也极少见落款。主要产生于唐代，因小楷抄经而来。别小视这看似标准化的小楷字体，慢慢看起来耐心品味，远比今人写的楷书耐看多了。
话说在在唐代，无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众多，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人专门抄写经籍，供人诵读。在通常情况下，传抄佛经之事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写生或书手，系职业抄经人）。
经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堪称是当时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经生们的书写也有一定的体例与格式。例如，先在专为写经用的纸上画出乌丝界栏，再于卷首写经名，接着书经文，最后注明所用纸张的数量或所书佛经的卷号等。有的甚至署上经生的姓名或附上发愿文等。
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这就意味着，抄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道德要有恭虔之心，心无杂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全进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的境界。对这些职业抄经者来说，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既抄写得快，不耽误功夫，影响收入，又要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就这样，“写经体”书法的风格、特点乃至程式逐渐确立下来。由于经生书法既传播了佛教义理，又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民众的陶冶作用，故一直受到多方瞩目。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写经书法应运而生，以至于成为除壁画、造像艺术之外又一绚丽夺目的宗教文化胜景。其实，不少思友应该能看出，经生体与智永书法似有“不解之缘”。从笔法、结字、气息都有一定渊源。苏东坡评智永书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我们不妨借用何绍基评价智永书法，来赞赏精妙的“经生体”：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直造单微，侧笔取妍，深可慨叹。
,受教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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