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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闲的书法艺术及其他》
高闲,僧人,生卒年不详,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主要活动于唐代武宗、宣宗时。高闲善书,尤以草书最负盛名。他的草书师宗张旭而旁及怀素,在狂素谢世后的晚唐书苑里,也是一位书法高手。
【《千字文》残卷】
《千字文》,此残卷,现存52行,有款为“吴兴高闲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残卷从“莽,抽条枇杷”起,至“焉哉乎也”止,连款在内共248字。其笔力雄健,体势豪迈,气韵生动。时掺以淡墨枯笔,丝丝露白,瘦硬劲挺。在结体上,他时常出人意料,将字的左右上下错位,或有意识地将左右结构互相糅合,险中求稳,变化无常。
此《千字文》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结尾处,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整体来看,高闲草书性情放纵,笔画粗壮,实取法张旭;而在干湿、枯润、浓淡变化上,则汲取了怀素草书的用笔,因此后人多将高闲列为颠张狂素一派。
【延展阅读:《高闲的今草》】
高闲的草书属于今草。今草是相对于古草(章草)而言,是在章草草法(也包括楷书体势)基础上衍进而成的一种新草体。其特征:减省了章草的隶意波磔,结体由扁方趋于狭长,笔画更简约,增加了萦带,有的笔顺也有新变化,同时还打破了章草字的区别与规矩,可以大小、轻重、斜正相同,上下字间注重牵连。今草的书写比章草更为流美、便捷。
高闲的草书,结体偏扁方或偏狭长,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
“二王”今草以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为基础,表现出浓纤折衷的特点。高闲草书深谙“二王”,先以正书打基础,而后求自然,富变化,重厚实。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是无道也。”说明写草书之前一定要先写好正书。
作为高闲生活的唐代,其楷书成就孤独求败,没有哪个朝代可与之相比,它也成为一种工具被广泛使用。高闲本人也擅长楷书,遗憾的是其书作未流传下来。不过从高闲草书的厚重、沉稳中可窥其楷书功力。
【独家分析:从《送高闲上人序》看张旭与高闲】
《送高闲上人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主要位置,文章描述了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草书创作情形,对其创作实践进行了言简意赅地分析和总结,揭示了书法的根本规律,指出了高闲书法无法达到张旭高度的根本原因。
韩愈认为:在书法创作中应以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为主,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对张旭草书给予了充分肯定;“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在韩愈看来,最终决定书法的,是创作主体性情的表露。
而“一死生,解外胶”,一心出世的高闲上人,一切归于淡薄,自然不可能像张旭那样心有所感、情动于衷,借书法将自己的情感淋漓畅快地抒发出来。高闲因无张旭之心,没有激情,形式空洞,无法得其精髓。
韩愈还认为:书家心中必须具备丰富的意向,才能创造出丰富感人的作品。张旭草书意向的多样化,在于从客观世界的各种形、质、意、变中积累感受,提炼意象,化为艺术语言,创造出了丰富奇特的书法形象。而高闲于心既“泊”,于世必“淡”,故书“无象”,难臻高妙。
在韩愈看来,无论是从大自然、生活中捕捉意向,还是孕育情感,前提是书家必须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韩愈给高闲写这篇序文,也许是想告诉高闲:学张旭,不要一切无动于心,而要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孕发自己的书法创作激情。
【理论研究:古今流行书风的比较】
流行书风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古今流行书风却有不同之处。
首先是社会基础不同。古代流行书风产生于专制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皇权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以一种无形之手,控制了一般士子的书法风格取向。当代流行书风,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人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自由起来,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及风格产生浓厚兴趣,并效仿,形成流行书风。
其次是出发点不同。古代流行书风的出发点是实用的,当代流行书风的出发点却是艺术的。
第三是师承对象不同。古代流行书风的师承对象比较正统,追求平正、和谐、儒雅之美。当代流行书风却以民间书家及作品作为学习范本,如篆书以金文、草篆为主,隶书以竹木简牍、砖文为主,楷书以造像、墓志为主,行草以西域残纸、敦煌写经为主。
第四是作品形态不同。古代流行书风在作品形态上比较单一,端庄甚至呆板化。当代流行书风则呈现多样化、动荡化。所以,流行书风在古代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正常发展,当代流行书风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与表现意识,把书法带进一个更加广袤的艺术空间。
(图为沈度《敬斋箴册》楷书局部,是明代流行书风“台阁体”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们的书法家都应该去做兼职,他们画的符咒比道士们专业多了,不去做驱魔人有点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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