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于智永、怀素的书法艺术

佛教之于智永、怀素的书法艺术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仅以变化多姿的线条形态给人以视觉美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表现人们精神世界，寄托思想感情，体现审美情趣的功能。

印度佛教文化的传人，在形式上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意，但不可能给中国书法带来新的技法。但佛教文化的传人，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因为书法可以抄写经文，记载佛经，以传播后世。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繁盛时期，大规模的佛经抄写、造像题记、碑刻铭文，成为佛门僧人的首要工作。在书写佛法经文的过程中，书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佛教传人初期，书法主要用于抄写经文，发挥的是其实用功能。到了隋唐时期，书法已成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唐代书法出现了重情感、重心性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来自艺术自身发展变化的因素外，禅宗的盛行，禅宗心性论、禅境等思想浸染，是推动中国书法艺术步入成熟期的重要动力。

在中国书法史上，佛门书家不在少数。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到元代止，辑人佛门书家的有59人。实际上称得上书家的僧人，远不止这些。若把善抄经文、碑石等书僧也计算在内，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不已。还有许多书画兼能的禅僧，如宋代的法常、清初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等，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看成画家，实际上他们的书法艺术很具特色，只因他们在绘画成就更高，使画艺淹没了书艺。北宋以来，社会上的文人士大夫虽未必遁入佛门，但在精神上受禅宗影响极大，宋代的苏轼、黄山谷，明代的董其昌、徐渭，清代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等，他们的书画意味，与佛学禅宗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佛门书家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永、怀仁、怀素、亚栖、高闲、贯休、梦龟、文楚、弘一等佛门书僧，为我国的书法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仅介绍智永、怀素、弘一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佛门书家。

一、智永与《真草千字文》

智永，名法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活于南朝梁、陈和隋年问，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他俗姓王，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羲之第五子徽之的后代。

智永少时与其兄惠欣一起出家。会稽嘉祥寺是他们最初拜师学佛的地方。嘉祥寺是王羲之旧居改成的寺院，当时”舍家为寺”是一种社会时尚，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得知智永兄弟崇尚佛教的行为，从他们名字中各取一字，给寺院取名为”永欣”。

智永在永欣寺参禅学佛，通《般若》、《法华》诸经，好禅寂，人称永禅师。除此之外，他刻苦学书，在寺院旁的阁楼里临仿名帖，发誓”书艺不成，决不下楼”。据说写秃的毛笔头堆积了五大筐。经过数十年的刻苦勤奋，终成书艺名家。

智永高超的书法艺术，除了自己的刻苦勤奋之外，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王羲之一家多擅书法，七子王献之草、隶皆佳，王羲之为他写了一篇《乐毅论》，供他学习。智永曾多次有幸欣赏过《乐毅论》，从中学得精妙笔法。献之的《洛神赋》、《中秋帖》等。传世墨迹，也都给智永提供了学习的范本。羊欣(公元307-442年)是王献之的外甥，受王献之启迪，成为著名的书画家。羊欣将书艺传授给王僧虔。王僧虔(公元426-485年)是王羲之从兄王洽的四世孙，他是王氏家族中又一个书法家。《齐书·本传》上载，南朝宋文帝偶见王僧虔书写的扇面，十分赞赏，认为书艺超过王献之。王僧虔的”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的书学思想，对智永有着强烈的触动和影响。南齐宗室萧子云是王僧虔的传人，为当时书名远播的著名书法家。萧子云<公元486-548年)真、行、草、篆俱佳，曾独创小篆飞百，意趣盎然。智永便是萧子云的传人。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王羲之与朋友遨游会稽山后，趁兴写下的序文。这是王羲之的传家珍藏。正篇序文共二十八行，324个字，相传书圣王羲之当时纵情挥洒，写下这似有神助一般的文字。待酒醒之后，重写了数十篇，都无法赶上初写的这篇润畅俊美。王羲之本人特别珍爱这卷墨迹，因此《兰亭序》始终由王氏子孙保存，历经七代，一直完好无损。《兰亭序》传至智永手中之后，智永一直精心收藏，整日把玩，用心摹写，收益匪浅。临终时，将《兰亭序》交付大弟子辨才和尚，企望在佛寺里得以保存。但终被酷爱王羲之墨迹的唐太宗得知，设法将《兰亭序》骗到手，令拓书人摹写数本。太宗驾崩时，将《兰亭序》真迹作为随葬品埋人地下。

智永在书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发明”永字八法”，即以”永”字的八个笔划作为典范，归纳书法点画用笔的一种方法。关于”八法”的起源，有人认为是蔡邕、王羲之首创。但即使是王羲之首创，它的广泛传播也是与智永的努力分不开的。没有智永，”永”字八法很可能失传。智永为”永”字八法的流传和发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其二、临集《千字文》，开后代书法家写《千字文》之风气。《真草千字文》(图十六)，是由一千余字编集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这类文章古代即有，但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影响最大。从传为智永亲笔的日本墨迹本真、草《千字文》看，草书与真书分列两行，草书在右，楷书在左。楷书用以释读草书。这种以楷书对释草书的方式，是智永首创。既便利释读草书，又能使人同时欣赏·到他的两种字体。后来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颊，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六体《千字文》。

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完全师承了王羲之的草字法规。王羲之的方折之笔，以及王献之的长形字态和点捺俊美的逸笔，都在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他的楷法，是以草字的笔调来写楷书，和写草书一样，喜欢在每一个字内，加上一二重笔，使字态更为生动活泼，略似”行楷”。唐宋以来的书法大家，十分喜爱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尤其是书僧怀素、高闲、贯休、梦龟、文楚等人，都以智永的笔法为楷模。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称赞智永《真草千字文》日：”秀润园劲，八面具备。”所谓”八面具备”，是说智永运笔相当灵活，八面有势，写出的字能体现出八面力到的态势。苏轼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也说智永”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四向，沉著收束。”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云：”智师《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

智永的书艺得到世人普遍好评，在于他继承二王笔法，又有所发展。拿王羲之《兰亭序》与他的《真草千字文》相比较，可以看出，智永楷书笔法具有《兰亭序》的意趣和动势，特别是用锋的变化。但仔细欣赏可以发现，他的楷书与二王父子的书法还是有区别的。如清代何绍基所说：”二王楷书，具带八分体势”，而智永楷书则”此视之觉渐远于古”。这”远于古”的意思，其实是智永把当时楷书中遗留的古拙之意，即隶意，已全部扫除了。尤其结体的处理，别具匠心，因势利导地使上下结构偏长，让左右结构偏宽，并有一定的穿插错落，打破了平缓的格局，从而取得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加上他的用笔呼应紧密，笔势相连，牵丝脉络，清晰可见，颇具天真烂漫之趣，形成了”帖学”流美的风格。

智永在永欣寺阁楼学书三十年，曾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 本，向浙东各寺各赠送一本。智永认为，学书之人只要有这样一千个字刻骨铭心，就可心手相应，臻于妙境。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在当时已广为流传，对后世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三，智永的书法理论著作《心成颂》，是对书学的又一贡献。这部著作没能保存下来，而智永的弟子智果的同名著作流传至今。智果也是当时有名的书家。有人认为，传为智果所作的《心成颂》，很可能就是智永的作品。《心成颂》篇幅不大，但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书写的姿势、字体结构和布局等，是从原则上微观地为学书者指明途径。

智永的书法传人众多，除佛门弟子外，唐初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也曾从他学书，得其真传。虞世南后来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盛唐书名赫赫的张旭，也是智永的后学，可见智永书法艺术影响之大。

智永书艺的精熟，与他天资高且勤奋，又有家学渊源有直接关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书艺上的成就，也是由时代造成的。隋唐之际，整个社会对书法都十分重视。帝王、文人雅士、僧人道士都热衷书法。唐代开设各类学校学书法，并把书法作为取士的标准之一。这种种举措，必然促使书法在艺术上的不断提高。禅门书家层出不穷，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僧人一方面为弘扬佛法，抄写经书而学习书法；另一方面，有一手绝妙的王体书艺的僧人，可获得王公贵族和士大夫的重视，能够轻易地在士大夫中找到知音和追随者。

佛教禅宗的盛行，也为隋唐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色调。禅宗精神对于人称”永禅师”的智永，自不必说，深得智永禅书精髓的虞世南，对禅宗的”性白天然”，对书道的”源于心悟”深有体会。他认为书道玄妙，必须依赖于自然的神遇，而不能凭借外在的追求。若想获得书法的奥秘，只能是自性一悟的结果，而非凭借摹仿获得。”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笔髓论·契妙》)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受。

《宣和书谱》上记载，唐代书僧文楚，学智永《真草千字文》，在观者看来，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然犹如飞云辉映素月，一见就令人有超凡脱俗般的遐想，具有洗净人心的巨大功效。由此可见，真于性情而又脱俗超逸的禅宗意境，为书法走向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表情艺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智永禅师及其传人的书法艺术，其超人的魅力和神采，也正在于此。

二、怀素与《自叙帖》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自幼出家为僧，世称沙门怀素、释怀素或素师。长沙(今属湖南省)人。后移居京兆。其生年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其草书《千字文》自题，较为可信，即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卒年不可确考，但据记载，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怀素六十三岁时，尚存活于世。

怀素父亲钱起，是唐代大历年间的著名诗人，有”才子”之美称，曾任翰林学士，官至考功郎中。钱起对怀素颇具厚望，有诗送怀素：”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怀素出家后，依附于伯祖惠融禅师。惠融是禅门书家，一手欧体字可与真迹比美。人称惠融”大钱师”，称怀素为”小钱师”。怀素表兄邬彤，也是唐代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擅长草书和行书，是草圣张旭的弟子。他常把从张旭那里学来的笔法，传授给怀素。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环境中，怀素自幼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怀素学书十分刻苦用功。相传早年苦于无钱买纸，将一个木制托盘和一块方形木板，用油漆刷过后，用来练字，写到后来，木板和托盘都被写穿了底。写秃了的笔头，堆成了小山。后来，他又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在寺后种了一万多株芭蕉，以芭蕉叶代纸练字，因而把他的住所称为”绿天庵”。怀素除了苦练以外，还经常细致地观察自然，从云起云落、林鸟疾飞、雷鸣闪电蛇身扭动、山崖崩塌、破墙败垣等景物的变化中，领悟书艺的笔画。勤学苦练加上超群的悟性，使怀素书法有了很大长进，在家乡湖南一带，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怀素书法主要学张旭，继承张旭大草笔法，但又精于楷书，虽草书狂放，楷法却很精严。也就是说，怀素狂草笔法，是在一定法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若没有早年的法度修养，怀素晚年是狂不起来的。

说怀素”狂”，与他创作时嗜酒的习惯有关。他常常酒酣兴起时，在寺院墙壁上、器皿上，甚至衣服上随意书写起来，不足兴不肯罢休，人们称他为”醉僧”，他自命”狂僧”。他曾在南朝大画家张僧繇的《醉僧图》上题诗云：

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

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

这实际上是他的自我写照。怀素终日不离酒壶，以酒为伴，醉酒作书、作画，这与他信仰的禅宗有直接关系。怀素醉酒作书，是在追求禅宗空灵超越的”物我同化”境界。酒能使书家心醉神迷，”物我两忘”，在这种心态下创作，书就是我，我就是书，书我不分。这时书家的内在生命精神，随摇拽生姿的笔墨，挥洒纸上，成为”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怀素《自叙帖》)的艺术佳品。

怀素的作品很多，但现留下来的仅有《自叙帖》、《苦笋帖》、《论书帖》、《小千字文》等。其中《自叙帖》(图十七)最负盛名，是怀素的代表作。我们从《自叙帖》中可以看到怀素书法艺术的特点。

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追求空灵超然的情感。唐代书论十分重视创作主体的情感、神韵，把表达情感的作品视为上品。但书法表现情感，比其它艺术如绘画、雕塑更为困难，因为它没有具体的艺术形象，只能依靠一个个抽象的文字符号来表现。如何将激越的情感，用文字符号表现出来?怀素认为，关键在于气势，气势是表达书家思想感情至关重要的环节。要表现出气势，就要运用快速流畅的笔法。特别对于狂草来说，运笔滞涩，则气势全无。为了表现气势，怀素对草书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打破了传统的字字不相连的草书格式，用”游丝连绵”法，把字的笔画，以及字与字之间连结起来，使书家激越的内心情感，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运笔快，不能违背书写的基本要求，字要有一定的法度，让人辨清字画、字意，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怀素书法很好地克服了这一矛盾，他的草书”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元沈右语)，既能表现气势，又不失法度。他在《自叙帖》中谈自己创作体会时说：”豁然心胸，略无疑滞。”这说明他创作时气势在胸，犹如庖丁解牛，从”见全牛”，到”不见全牛”，凭借空灵超然物外的情感，尽兴挥洒，使笔下出现了”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宣和书谱卷第十九》)之势。怀素《自叙帖》中表现出的”骤雨旋风”般的气势，是人们所公认的。前六行字由于是苏舜钦所补，气脉有中断之感。而后面的原作，流畅无滞，气脉一贯到底。苏轼曾用庄子的话形容怀素的气势：”如没人操舟，初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意思是说，一个善于游泳的人驾船，他没想有什么去向，本是任意行使，即使船要颠翻了，在摇摆万变之中，也能主动操纵，随着船的险势，神态自若地出没在水中。说明怀素能从气势上把握住全局，稳定而自然地操纵着变化多端的字体、字形。怀素对自己的这种气度也甚为得意。他在《自叙帖》中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意思是说，当心中兴致(即灵感)突发时，大叫三五声，便可以挥洒出千万字来。他的《自叙帖》正是在”胸中气”的作用下，一气呵成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除苏舜钦所补的前六行外，每个字都脉脉相承，气贯全篇。

其二、追求对立中的和谐统一。从对立中求得和谐统一，是佛教禅宗重要的思想方法。禅宗的文字观和语言特点，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结晶。禅宗的这一思想方法，在怀素《自叙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纵观全帖，开首气势比较平缓，只是小有凝拥，随看恐情的高昂，波澜层层迭起，一波高过一波。到了后半段，掀起汹涌大波，激荡喷薄，大有”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的声势。这种布局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与怀素采用对比手法分不开。在字形结体上，文字以大、小、斜、正互有呼应，偶成疏密，充分展不了”点”、”线”、”面”的错综变化之妙。如其中”戴公”两字，”戴”字写得非常大，占有三行宽的间距和五、六个字的位置，而下面的”公”字，却又小得出奇。这一大一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如”狂来轻世”中的”来”字，不仅占有三个字的位置，而且中间的一竖，写得又粗有长，同前一行的”孤云寄太虚”，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一段。写得比较紧密，其中参差横斜的短直画和微枯的用墨，似有烟松郁郁之境界。下面的”戴”字写得很大，并留出很大的空白，宛如烟松之旁豁然天开。这种大胆的艺术处理，发挥了疏与密各自的长处，在夸张中抓住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境。在用笔上，时而用圆劲细挺的笔画，时而用方笔或重笔，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墨法上，运用渴笔枯墨，使线条在枯润浓淡的对比中，虚实相生，活泼生动。这些艺术处理，处处透露着禅宗思想的意味。

其三、追求自然真趣。汉字起源于象形，即使演变成楷、草等体，仍有象形成份。狂草虽抽象意味很浓，仍可表现出大自然的客观形态。怀素书法在表现自然真趣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当时有人赞扬他的字，犹如”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初疑轻烟澹古松，又似山开万仞松”、”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等等。从《自叙帖》中，我们可以看到赞语所描绘的特征，如帖中最后”愧畏耳时”四个字，就是一笔而下，字行点画钩接引带，活泼而矫捷，恍如跳涧挂树的猿猴，在引肩悬臂，攀藤饮水。”笔下唯看激电”的形象，在帖中也多处可见，往往连续写下的曲转画中，忽然伸张出一条、长直画，有如紧流密滚的乌云问，忽然射出一道耀眼的闪电。至于”字成只畏盘龙走”的形象，与他写的”盘龙走”十分相像。

为了表现自然真趣，怀素还大胆地改变了汉字写法，将方正的汉字，写成圆形。《自叙帖》就大量运用了圆劲而富有弹性的弧形线条。圆是典型的曲线，具有活泼生动的特性，怀素将圆形巧妙地融入草书中，创造了极为生动的形象，人们从他的字中，领略到大自然千变万化的壮丽景象。诗人李白对怀素书法的这一特征大为称赞，曾写诗云：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中山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怀素追求自然真趣，并非简单地模仿大自然，而是通过对自然特征细节的再现，体现禅宗超越的精神追求，把自然现象与禅趣融为一体，从中获得内心世界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

从怀素书法艺术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书法艺术走向成熟是与唐代盛行的禅宗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禅宗虽为佛教流派，但禅宗的思想与艺术创作规律，存在着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由于怀素等一大批禅门书家，将禅宗思想引入了书法艺术创作中，使书法走向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表情艺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把我国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