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古城洛阳史家屯村在建造经济适用房时，突然发现此地有一片墓葬群。考古队闻讯赶来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逐渐整理出一个由11座墓室组成的家族墓葬群。墓室里没有令“淘宝”古董商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墓主来头却不小，因为其中有一座墓的主人就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宰相富弼（1004－1083）和他的夫人晏氏（1013－1086），而富弼的墓志就成为最有价值的收获。
富弼的墓志由韩维（1017－1098）撰写，由孙永（1019－1086）书丹，司马光（1019－1086）篆写碑额。只凭这几个名字就可看出这块墓志的分量。
不过，应该还有一方更有价值的墓志，怎么没有出现呢？
这方“应该”出现的墓志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900多年前说起。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三月，58岁的富弼突然中止了宰相之职，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他得守孝三年。
丧葬琐事自有专人安排，但有一个关乎亡者和富氏家族体面的问题需要富弼亲自考虑，那就是请谁来撰写墓志。富弼贵为宰相，从北宋诸多人才当中挑一个人写墓志应该不是难事，但深谋远虑的老宰相并不这么想，他要谋定而后动。这个写墓志的人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书法也要好，还要肯为老太太写一堆颂德美词。
正当老宰相身着孝服谋划此事时，有人送上门来了。谁？“宋四家”之一的蔡襄（1012－1067），他送来了吊念以及温柑以示慰问。
蔡襄有诗名，有书名，有官名，他现在的权职是皇帝秘书兼财政部长，由他来写非常合适。富弼仔细考虑之后，给蔡襄写了封信：
弼修建坟院，得额已久，先人神刻，理当崇立，今天下文章，惟君谟与永叔主之，又生平最相知者。永叔方执政，不欲干请，独有意于君谟久矣。但为编次文字未就，故且迁延。昨因示谕，辄敢预闻下执，即非发于偶然，惟故人伦察，少安下情也。皇恐，皇恐。院榜候得请，别上闻，次《圆觉偈》亦如教刊模也。哀感何胜，哀感何胜！弼又上，温柑绝新好，尽荐于几筵，悲感，悲感。弼又启。
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我正在修建墓院，碑额早就准备好了，但还没想好请哪位高人来写。我觉得当今天下就属你和欧阳修的文章最好，又跟我最交心。但欧阳修刚任参知政事，应该很忙，不便打扰，所以想请你来写。另外，还想请你抄一份《圆觉经》的偈文，一起刻石。文章最后，对蔡襄送的温柑夸赞了一番。
【北宋】富弼 温柑帖（局部）
26.5cm×49.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封信就是富弼的传世书帖《温柑帖》，又名《建修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老宰相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是无可挑剔了。我们先看措辞，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蔡襄自称“弼”，然后说出了想请他来办此事的三点原因，一是先人神刻是家族大事，要找有水平的人来写；二是我富弼认为天下最有水平的人就是欧阳修和蔡君谟你了；三是你们俩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话说得像个坛子，三面都封死了，只有一个口开着，就等蔡襄入瓮了。
再看行文格式。在富弼的这件手札里，每行错错落落，时长时短，这不是随意为之，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礼节需要。信中凡提到名字或称呼的，如“先人”“故人”“永叔”“君谟”“下执”，要么是提行写，要么是空一格再写，说明他很谦逊。
在信的末尾，老宰相认真夸赞了蔡襄送的温柑。正是由于这一细心回应，此帖被后代人取名《温柑帖》，也常有好事者将其拉入书法家的美食帖。
前前后后一看，既是蔡襄有“示谕”，老宰相又那么谦恭，无论如何，蔡襄是要写的了。可是为什么富家墓群里没有见到蔡襄的书法刻石？猜一下大致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富弼的母亲没有被安葬在同一个茔地里。可能是被运回祖籍浙江文成安葬了，或是安葬在另一个未知的地方。
第二，被盗或损毁了。富弼墓中赫然有个大盗洞，所以富弼父母的墓室也可能被盗或毁弃了。
第三个可能就是蔡襄根本没有写。这个猜测是需要勇气的。不然，蔡襄凭什么就不写呢？
查阅蔡襄的传世文集和一些尺牍，还真没有看到他的回信，而且他的文章里也极少提到富弼。当然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没有写。我们只是来分析一下，如果真没有写，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时间和几个重要事件来分析。
仁宗庆历四年（1044），33岁的谏官蔡襄以疯狂敛财和不为百姓和皇帝谋福祉为由，把宰相晏殊给拉下了马，晏殊是蔡襄科考时的主考官，有师生之情。晏殊更是富弼的老岳父，此时他的处境也非常艰难。这些事富弼会选择忽略不计吗？
大约10年后，44岁的蔡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请去泉州任职。临行前，蔡襄心情郁闷，给富弼写了封信，信里有不满，也有暗示性的请求，但无济于事。蔡襄一直在地方上待了两个任期（约6年）。其间，嘉祐三年（1058）富弼拜相。第二年，身在泉州的蔡襄给新宰相寄了一点极品荔枝，并附了一封信，没有涉及任何私人请求，就是“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然后似乎就没有消息了。
两年后的嘉祐五年（1060）七月，蔡襄突然被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这事有点蹊跷。但此时的蔡襄已厌倦了政治斗争，身体又非常差，不愿再回京城。他各种推辞未果后才不情愿地于十二月起程北上，一路上拜亲访友，拖拖拉拉，至第二年四月才到京城。到了汴京后，他去拜访了老友欧阳修，欧阳修被他苍老的容颜给惊吓到了，看来蔡襄在福建真是没少受煎熬。
那么到底是谁想拉蔡襄一把呢？因为没有确切证据，我们可以说就是富弼，因为他是宰相，也可以说是老朋友韩琦和欧阳修，因为他们同时于此年八月分别晋级为宰相和参知政事。蔡襄抵京后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一个月以前富弼离职守孝；二是蔡襄被改任“权三司使”，即财政部长。这样一来蔡襄的共事领导就是韩琦和欧阳修，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韩欧二人在帮助蔡襄。
时间再往后推移，到这年底，就有了蔡襄送温柑示慰问，和富弼写信求墓志一事。
在新的格局下，蔡襄可能会选择不写，何况“谀墓之词“真不好写，还容易被人讥讽。蔡襄作为一名有取向的政治家、文人、书法家，他有自己的原则。他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什么是可辞？仁宗皇帝曾请他写《温成后父碑文》，他就不写。什么是不可辞，欧阳修的诗文，他多数愿意写。
这样看来，蔡襄没有接受富弼这个任务也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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