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作为元祐书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考察苏轼书法在北宋时期的影响，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年长一代的士大夫文人的议论中，几乎无人提及他的书法言论、创作，乃至将苏轼与书法联系起来。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欧阳修晚年留意书学，与苏轼更有座主门生之谊，对苏轼一直推奖有加。苏轼当时的书法言论、创作如有表现，欧阳修必不会忽略。欧阳修去世于熙宁五年（1072），大致可以推测，苏轼书法此时尚不为人所重视。

据阮璞先生考证：“以苏轼之大名震爆，其画名至迟自熙宁十年（1077）以后，便已流播士林。”仅凭字面来看，阮先生所谓的“流播士林”，实际上只能视为士林接受的开始。元丰二年（1079），文同在湖州任上去世，苏轼接任，士人欲求文同的作品而不得，此时苏轼的墨竹方得大显于世。

苏轼的命运转机是在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神宗皇后高太后临朝，苏轼先是被赦免，后任知登州军州事，当年十一月，被授予礼部郎中，召回京师。同时召回的还有驸马王诜、苏辙、钱勰等苏的亲朋好友。而苏的门生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则刚刚入仕，也在京师，一时间英豪汇聚，欲图有所建树，终于将后人盛称的包括书法、绘画在内的“元祐文章”推向了顶峰。可以说，到了元祐年间，苏轼书法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影响力才真正确立下来了。

元祐元年（1086）二月，范镇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致仕。四月，王安石卒。九月，司马光卒。哲宗刚刚继位就失去了多位重臣，年过五旬的苏轼被推到了前台，最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为正三品。北宋翰林学士的位置非常重要，“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因而，一时文人皆推苏轼为文坛领袖自有其必然性。

【二】

苏轼书法观的播撒时期

元丰年间戴罪黄州的几年，是苏轼一生深刻思考书画问题的最集中时期。研究者们普遍注意到诸如“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苏轼的重要书画理论都是酝酿、成熟于黄州的。而元祐年间则是这些理念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

实际上，苏轼倡导的元祐书风的宗旨亦与此类似，都是属于艺术史已臻于“能事毕矣”的极限高度之后的新思路。元祐之初的馆职生涯也便于苏轼书学观念的广泛传播。比如，此时追随苏轼、时相切磋书艺的黄庭&在《山谷题跋》中多次以“东坡先生云”的方式将苏轼的言论记录下来。而他们一生中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元祐之初的几年。如《山谷题跋》中说：“顷见苏子瞻、钱穆父论书，不取张友直、米芾。余殊不谓然。及见郭忠恕叙字源后，乃知当代二公极为别书者。”这种耳提面命的方式不仅直接促进了黄庭坚等人书艺的提高，也通过这些门人的再传播，将观点扩散到整个艺林。

有时，苏轼也会主动将重要的艺术观念，通过书信的方式传抄给京师之外的朋友、从游者。如元丰八年十一月的《书吴道子画后》一文，元祐元年苏轼在京，李之仪来信通音问，苏轼在回信中另书一纸将此文抄录、封笺。其“能事毕矣”的观点当时主要在门人中间传递，但北宋后期一些笔记、文献如《苕溪渔隐丛话》《宣和书谱》等都有记载，可见此一时期苏轼言谈影响之大。

【三】

苏轼书学观念对米芾的影响

元祐二年七月，米芾守孝期满如约来到京师，向苏轼出示了许多自己收藏的书画，其中就有二王法书。一则是对元丰年间苏劝其主攻二王书法的一个回复，二是请苏作跋。对于此时米芾刻意学习二王书风，苏一方面称赞他“临古帖尤奇，获之甚幸”，另一方面也善意地规劝他“画地为饼未必似”。此后的元祐三年、四年，米芾离京不时与苏轼有书信往来，并附上自己的作品请求评议。

从米芾相近时刻书写的《紫金研帖》与早年的《三吴帖》相比较亦可以看出，苏之所以激赏后来的米字，是因为此时米字已跳出了二王笔法的具体限制，将之写意化，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了。联系到米芾晚年“一洗二王恶札”“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豪言，可以发现，元祐年间苏轼对他的规劝，米芾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今天还可以找到许多苏、米观点相互印证的例子，比如苏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米也说：“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这些内容都说明了米芾的书学观念与苏轼的关联性。（本文摘编自梁培先《苏轼与元祐书风的形成及展开》）

（图为米芾《彦和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

馆职文人活动场域的多样化

元祐元年九月至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任职翰林学士期间，由于官场政务繁杂，诗文创作并不算丰收。但是，得益于苏轼的地位和名望，逐步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馆职文士群体。这些馆职文士是指集中于北宋“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外加秘阁、学士院等文职部门的文士官员。

围绕苏轼身边的文士主要有两类，一是苏轼入朝之前已经任职的；另一类则是苏轼入朝之后举荐、进入馆职的。有意无意之间，苏轼的身边已汇集了大量的文人精英。宋代官场聚食本来就名目颇多，翰林院与馆阁更是文官集中的地方，聚食就更为频繁了。所谓聚食，有的是官方主办的，多在节假日，类似于今天的“年夜饭”；有的则是“部门”或三五好友的平时聚餐，规模不一定很大，相当于官场上的“工作餐”。这是学士们相互交流、调笑、戏谑的时间。

至于文人之间的私下聚会则更多，形式也更为多样。我们今天了解苏轼等人的书法活动主要集中于这些场合。如元祐二年（1087），苏轼与钱勰、黄庭坚同游宝梵寺。目的是游览，却闲谈到了黄庭坚的书法。正是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中，苏轼以及其他的元祐文人将他们的艺术主张播撒到了士林之中。当然，京师的文化环境以及元祐馆职文士的官职便利，也对他们的书艺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为苏轼《李白仙诗卷》，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