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党”论的两门重炮——蔡襄和欧阳修，在北宋仁宗时代，相继爆发过“景祐党争”和“庆历新政”之争，虽然范仲淹都是其中的主角之一，但真正充当打击反对派重炮的，还是当时两位谏官中的翘楚——蔡襄和欧阳修。
早在“景祐党争”后期，当范仲淹受到吕夷简、夏竦以朋党攻击，而被迫外放饶州时，宋仁宗即先后两次下诏百官，告诫朋党之恶。但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不以为然，他们相互举荐，进入台谏后，就成了连番攻击吕夷简、夏竦等相、为范仲淹鸣冤叫屈的舆论制造基地，等到庆历初吕、夏罢相，晏殊、杜衍、范仲淹 、富弼及韩琦同入中书、枢密二府时，欧阳修、蔡襄的同年石介做《庆历圣德诗》以称颂，由于内容明显带有朋比之嫌，廷议哗然，但欧、蔡等不仅不顾避，反而大加称赞，并向皇帝推荐石介为谏官，如此台谏将成为一党之私，还是范仲淹的头脑比较清醒，在他的坚决反对下，石介才没有被任命为谏官。
面对因政敌渐多，而使得仁宗皇帝再次以朋党告诫诸大臣时，欧阳修与蔡襄依然毫不收敛，公开表达君子有党的正义性，蔡襄在“景祐党争”时，就曾抛出过著名的《四贤一不肖》诗，在韩琦、范仲淹代替夏竦进入枢密院时，蔡襄上书曰：“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 ，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 此文中那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成了后期“君子小人”政治的标志性言论。之后，当庆历新政由于触及众多权贵、官僚的切身利益，而被群起而攻之为“朋党乱政”时，欧、蔡作为台谏重臣，不但不予以澄清，反倒以朋党正义自居，欧阳修而专门为“君子有党”论做了全面的阐述，即那篇千古名文——《朋党论》，其中心思想即“小人无朋 ，惟君子则有之”。
这种赤裸裸地高调党论，结果是灾难性的，很快被政敌们抓住了把柄，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 、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私徳…… ”，其他王举正、陈执中、丁度、李淑、苏绅、张尧佐、李昭亮、郭承祐、韩纲等交相攻击，仁宗对新政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等到原来的支持者宰相晏殊也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将被抨击最多的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后，蔡襄大怒，不顾范冲淹、富弼等人劝阻，连续上书，要求仁宗收回成命，在无果后，迁怒于晏殊，与谏官孙甫一起，将晏殊当年党附刘太后，在给仁宗亲身母亲撰写墓志后撒谎的旧事提出，以不忠不孝、贪财好利之罪，几陷晏殊于不测之险，此举虽然成功罢黜了晏殊，但蔡襄这种为友害师的行为，（晏殊乃欧、蔡、孙甫举进士时的礼部试主考官，于他们有师生名份。）遭到了士林的纷纷指责，客观上加剧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欧阳修外放后仅仅两个月，蔡襄亦罢知谏院，出知福州。随着新政强有力的舆论重炮手欧阳修与蔡襄相继离开朝廷 ，改革派受到排挤，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纷纷被迫出就外任，庆历党人殆尽，新政宣告彻底失败。
,包拯也是顽固体守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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