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题所得蒋氏帖》说“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生平。”这大致反映了米芾在政治抱负与艺术志趣之间矛盾犹豫 、两难弃取的心态 。
由于出身“冗浊”，米芾的政治生涯并不顺畅，而更深的伤害是触及心灵的，决不仅仅是延误升迁而已。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润州甘露寺曾经遭遇火灾，老庵和李卫公塔幸免，米芾题诗“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这本来很普通的一件事，竟然引来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有人在“公”字下添“爷”、“老”字下添“娘”，米芾见了大骂。此人索性又在“塔”下加“飒”、“庵”下加“糟”，使两句诗变成了“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老娘庵糟”，“塔飒”是唐宋时期的一个俗语，也写作“踏趿”，意思是不精神、不振作；“庵糟”就是“肮脏”。杨万里明确指出，这就是针对米芾母亲曾经做过皇后乳母而进行讽刺的。启功先生认为不是“乳母”，而是“产媪”，并说“按元章见添注娘字而大骂者，以其言‘米老娘也’。”启先生所说可信，“乳母”难言“庵糟”，而“产媪”则可能。
被人窜改讽刺的这首诗，收进了《宝晋英光集》卷四，题作《甘露寺》。从诗序看，此事发生于元符（一〇九八至一一〇〇）末即一一〇〇年 ，当时米芾已经五十岁。可以推想，米芾早就知道自己无法真正完全摆脱这种境遇，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采取过积极的应对策略，比如一定程度地依靠权臣像吕大防、蔡京等。在某些关键任命上，他也曾经奔走谋求过，特别是一一〇〇年宋徽宗即位之初，他在京城到处告谒，最终谋得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司管勾文字的职务。周辉《清波别志》卷上记录的他写给蒋之奇（一一〇〇年四月以后掌管枢密院）一封信，应当就是其求告的一个证据，后来刻入《宝晋斋法帖》。有意思的是， 他竟然教给对方保举时如何措辞。
北宋 · 米芾 《宝晋斋法帖》之致蒋之奇《廷议帖》
上海图书馆藏
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荐之曰：“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黼黻皇度，臣ㄙ（某）惜之。愿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为如何？芾皇恐。
但这样的干谒求告，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终究无法真正使他“从仕数困”的境遇得到根本扭转，所以米芾事实上更多时候采用的是看起来消极而实际影响显著的方式——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颠”。蔡絛说：“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羁，士大夫目之曰‘米颠’。”（《铁围山丛谈》卷四）这个称呼米芾自己知道的，并且应当是肯于接受的。一〇九二年，苏轼在扬州招待十多位客人，都是一时名士，米芾也在座，宴会进行到一半，米芾突然站起来问：“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东坡笑道“吾从众。”东坡的回答显然带有玩笑性质，与米芾的“质问”比看，有唱双簧的意味。米芾大庭广众下的质问，未必是真的要清除这个“绰号”，以东坡的知人之明，更未必真正以米芾为“颠”。米芾《苏东坡挽诗五首》之四自注说：“公别于真闸屋下曰：‘待不来，窃恐真州人道，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这话应当是一一〇一年东坡过真州时所说，当然也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另一条注释却应当是东坡真实想法，他给米芾的信里说：“三十年知公不尽。”（按苏轼集卷八五《与米元章九首》之二作：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东坡在岭海时，还曾希望以“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洗我积岁瘴毒”。可见，苏轼心目中米芾，是绝对值得看重的，他的“颠”是特殊的。
米芾“颠”，集中反映了他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了解他的“颠”，也就是了解他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他的这个“颠” 。
首先，米芾之“颠”，是他对精神生活纯粹性的一种坚持。
《宋史》本传讲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甚至连毛巾也不用，两手互相拍干。在选女婿时，看到有名为段拂字去尘的，连连称道“真吾婿也”，以女妻之（赵构《翰墨志》）。庄绰认为，他的洁癖不是纯出天性，因为在涟水军时，传阅公文，还并不需要洗手（《鸡肋编》卷上）。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洁癖”，更多地表现在精神上和对待书画艺术的态度上。他对艺术市真正地投入，所以不能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玷污。传米芾曾经介绍过观看他的藏品的方法：并排摆放两张书桌，客人据其一，米芾在对面为其服务，“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人的姿态显得高贵，而自己的行动像仆从。他解释：“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宋稗类抄》卷之四《放诞》第十五条）润州太守周穜（字仁熟）是他的好朋友，米芾有一次向他展示新收的砚台，周仁熟先是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又是洗手，又是赞赏，然后，趁米芾不备，向砚池里吐了一口唾沫，米芾勃然变色：“公何先恭后倨？研污矣，不可用，为公赠。”竟然把砚台赠送给了对方，无论如何也不再收存了（《宋稗类抄》卷之八《古玩》第四十二条）。
这样的表现，当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习惯的“洁癖”。周辉《清波杂志》记载，米芾的亲友偷窥过他写信，结果看到他写“芾再拜”这句客套语时，竟然放下笔，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这是最真实的性情流露，是对精神生活原则的一种“坚守”，有些“痴”，但是很纯粹。这是米芾“颠”的第一层。
其次，米芾之“颠”又是一种人生策略，是他展示、强调自己的“文人”气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淡化出身冗浊造成的社会影响，派遣因此而蒙上的心理阴影。
米芾自称“不爱纷华爱泉石”（《送王之涣之彦舟》），这一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但是也未尝没有刻意展示的一面。具体说，他需要比一般的文人显得更文人，才能引起足够的肯定与重视。这一点，黄庭坚看得很准：“米黼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山谷题跋》卷一）庄绰记载，曾有人大会宾客，歌伎环绕，却有意把米芾单独安排一桌，结果“清高”的米芾，竟然自己慢慢地凑到其他宾客中间去了。由此庄绰认为，米芾有“伪”的一面。但他也承认，米芾“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鸡肋编》卷上）
北宋 · 米芾 《紫金研》帖
28.2×39.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宋史》本传称米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米芾为自己设计的形象，是唐人衣冠，这当然是出奇的。一〇八七年他刚服完母丧，到汴京，每次出门，则撤去轿顶、戴着高簷帽，招摇过市，果然引人注目，晁说之称他像朝廷刚刚俘获的西羌首领“鬼章”。七月，他以唐人衣冠参加驸马王诜召集的西园雅集，参加者有苏轼、黄庭坚、蔡肇、秦观、李之仪、张耒、晁补之等，他竟荣膺为诗集作序的任务，大大出了一回风头。
宋高宗《翰墨志》里赞赏他的诗文说，“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又说：“此岂以文滑稽者耶！”《四库提要》说：“盖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虽不规绳墨，而气韵自殊也。”庄绰《鸡肋编》记载他有一诗：“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比喻非常奇特，读者不解，他回答：“（茶）只是甘露哥哥耳。”他三十岁任职长沙期间，曾经把自己以前的释文作品全部焚烧，自称：“言语不袭古人……平生不录一篇与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曾敏行《独醒杂志》）可见其自负。他的好友刘泾、贺铸，也都是好为奇怪之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三《贺铸传》称：“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扺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北宋 · 米芾 《贺铸帖》
23.4×3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芾再启：贺铸能道行乐，慰人意。玉笔格十袭收秘，何如两足其好？人生几何，各阏其欲。即有意，一介的可委者，同去人付子敬二帖，来授玉格，却付一轴去，足示俗目。贺见此中本，乃云：公所收纸黑，显伪者。此理如何？一决无惑。芾再拜。
他好奇石，但有些行为显然不仅仅因为爱好。《宋史》本传记载：“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这个著名的“米颠拜石”的故事，在后世几乎成了米芾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为，许多画家以此为题材来展示“文人情趣”。可以说，老米种种近“颠”的出奇行径，大大强化了他身上的“文人”气息，虽不能彻底改变政治命运，却足以在文艺活动中，使人忘却他冗浊的出身。
再次，米芾之“颠”，还是他释放、表达自己艺术感受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米芾的艺术情感是丰富热烈的，艺术判断是独到精深的，有时候理性的表达，不足以发，则单刀直入，出以狂言，固然不能人人赞同，但遇逢赏者，自可相视无逆，会心一笑。
笔记记载米芾曾经在宋徽宗的瑶林殿书写一幅二丈多长的绢帛，因不知皇帝正在暗中观赏，乃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完成后，听说皇帝在帘子里，乃回顾大声叫道：“奇绝陛下。”这应当是一种艺术创作酣畅淋漓之后无法抑制的情感释放。类似情形，还有一则，说他写完后自诩“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连他所最为推崇的王献之的作品也被比成了“恶札”，可见他当时的艺术体验是多么的激越。这样的“颠”，充分体现了米芾艺术感觉的卓越。
北宋 · 米芾 《研山铭》卷（局部，左右滑动观看）
南唐澄心堂纸 36×1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
北宋 · 米芾 《研山铭》卷（局部）
右跋：鸟迹雀形，字意极古，变志万状，笔底有神，黄华老人王庭筠。
左跋：右研山铭，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
米芾对东坡很敬重，一〇九三年，东坡途径雍丘，正任县令的米芾“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宋人轶事汇编》引《东山谈苑》。）两人之间，显得如此相得、如此默契。但是，《海岳名言》又记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对其他书家都持的是一种批评的态度，即使对所敬重的苏轼也没有留什么情面，真是一个不能“随世俯仰”的人，但是却不能不说，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这样的评论，普通人看来是“颠”，而在专家的眼里，却是真知灼见，至少其中不乏重要的艺术判断。米芾对于古人，也常常发出类似的评论，有一些招致了长期的争论，例如对于唐代楷书家和狂草书家的批评：“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醜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猖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宝晋英光集》卷三《寄薛绍彭》）事实上，那是因为他过于强烈地痴迷于二王及二王之前得高古。如果你对唐代书法有着足够深入地审美体验，你可能会指责米芾没有唐人那样开放的审美胸襟；但是如果你同时还知道当时知识阶层对唐代书家的基本态度，你就会佩服米芾坚持己见的勇气——他没有因为社会对颜真卿、张旭等人的热情推崇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张雨说他“一代清狂”，概括得极好。“清”相当于本文第一层次所说的“对精神生活的纯粹性的坚持”，而第三层次，在常人看来，岂不就是“狂”得可以吗？至于第二层次，则是既“清”且“狂”。就中国古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来看，米芾不能完全算是主流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带有许多隐者的特点。换句话说，米芾在当时的知识群体内部，有一定的边缘性。“颠”一定程度上是米芾对待这种边缘性的策略，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强化自己与主流知识集团的联系。但有趣的是，这个策略只达到了精神上的效果，而在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却反而强化了他自己的这种边缘性，这对于老米来说，是不幸的，也是不完全成功的。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却是米芾、更是中国书法的幸事。由于“颠”，米芾提升了自己人生与艺术空间的自由度，从而得以较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纯真天性，得以充分展示自己所具有的文人素质，更得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艺术判断，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多姿多彩，使自己的艺术道路、风格选择都与众不同，最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面貌，以“一代清狂海岳老”的风姿，为中国艺术史贡献了杰出的艺术创造。
叶培贵，1968年生，福建南平顺昌人。199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欧阳中石先生于1998年在首都师范大学获文学（书法）博士学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题所得蒋氏帖》说“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生平。”这大致反映了米芾在政治抱负与艺术志趣之间矛盾犹豫 、两难弃取的心态 。
由于出身“冗浊”，米芾的政治生涯并不顺畅，而更深的伤害是触及心灵的，决不仅仅是延误升迁而已。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润州甘露寺曾经遭遇火灾，老庵和李卫公塔幸免，米芾题诗“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这本来很普通的一件事，竟然引来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有人在“公”字下添“爷”、“老”字下添“娘”，米芾见了大骂。此人索性又在“塔”下加“飒”、“庵”下加“糟”，使两句诗变成了“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老娘庵糟”，“塔飒”是唐宋时期的一个俗语，也写作“踏趿”，意思是不精神、不振作；“庵糟”就是“肮脏”。杨万里明确指出，这就是针对米芾母亲曾经做过皇后乳母而进行讽刺的。启功先生认为不是“乳母”，而是“产媪”，并说“按元章见添注娘字而大骂者，以其言‘米老娘也’。”启先生所说可信，“乳母”难言“庵糟”，而“产媪”则可能。
被人窜改讽刺的这首诗，收进了《宝晋英光集》卷四，题作《甘露寺》。从诗序看，此事发生于元符（一〇九八至一一〇〇）末即一一〇〇年 ，当时米芾已经五十岁。可以推想，米芾早就知道自己无法真正完全摆脱这种境遇，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采取过积极的应对策略，比如一定程度地依靠权臣像吕大防、蔡京等。在某些关键任命上，他也曾经奔走谋求过，特别是一一〇〇年宋徽宗即位之初，他在京城到处告谒，最终谋得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司管勾文字的职务。周辉《清波别志》卷上记录的他写给蒋之奇（一一〇〇年四月以后掌管枢密院）一封信，应当就是其求告的一个证据，后来刻入《宝晋斋法帖》。有意思的是， 他竟然教给对方保举时如何措辞。
北宋 · 米芾 《宝晋斋法帖》之致蒋之奇《廷议帖》
上海图书馆藏
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荐之曰：“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黼黻皇度，臣ㄙ（某）惜之。愿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为如何？芾皇恐。
但这样的干谒求告，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终究无法真正使他“从仕数困”的境遇得到根本扭转，所以米芾事实上更多时候采用的是看起来消极而实际影响显著的方式——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颠”。蔡絛说：“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羁，士大夫目之曰‘米颠’。”（《铁围山丛谈》卷四）这个称呼米芾自己知道的，并且应当是肯于接受的。一〇九二年，苏轼在扬州招待十多位客人，都是一时名士，米芾也在座，宴会进行到一半，米芾突然站起来问：“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东坡笑道“吾从众。”东坡的回答显然带有玩笑性质，与米芾的“质问”比看，有唱双簧的意味。米芾大庭广众下的质问，未必是真的要清除这个“绰号”，以东坡的知人之明，更未必真正以米芾为“颠”。米芾《苏东坡挽诗五首》之四自注说：“公别于真闸屋下曰：‘待不来，窃恐真州人道，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这话应当是一一〇一年东坡过真州时所说，当然也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另一条注释却应当是东坡真实想法，他给米芾的信里说：“三十年知公不尽。”（按苏轼集卷八五《与米元章九首》之二作：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东坡在岭海时，还曾希望以“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洗我积岁瘴毒”。可见，苏轼心目中米芾，是绝对值得看重的，他的“颠”是特殊的。
米芾“颠”，集中反映了他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了解他的“颠”，也就是了解他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他的这个“颠” 。
首先，米芾之“颠”，是他对精神生活纯粹性的一种坚持。
《宋史》本传讲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甚至连毛巾也不用，两手互相拍干。在选女婿时，看到有名为段拂字去尘的，连连称道“真吾婿也”，以女妻之（赵构《翰墨志》）。庄绰认为，他的洁癖不是纯出天性，因为在涟水军时，传阅公文，还并不需要洗手（《鸡肋编》卷上）。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洁癖”，更多地表现在精神上和对待书画艺术的态度上。他对艺术市真正地投入，所以不能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玷污。传米芾曾经介绍过观看他的藏品的方法：并排摆放两张书桌，客人据其一，米芾在对面为其服务，“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人的姿态显得高贵，而自己的行动像仆从。他解释：“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宋稗类抄》卷之四《放诞》第十五条）润州太守周穜（字仁熟）是他的好朋友，米芾有一次向他展示新收的砚台，周仁熟先是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又是洗手，又是赞赏，然后，趁米芾不备，向砚池里吐了一口唾沫，米芾勃然变色：“公何先恭后倨？研污矣，不可用，为公赠。”竟然把砚台赠送给了对方，无论如何也不再收存了（《宋稗类抄》卷之八《古玩》第四十二条）。
这样的表现，当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习惯的“洁癖”。周辉《清波杂志》记载，米芾的亲友偷窥过他写信，结果看到他写“芾再拜”这句客套语时，竟然放下笔，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这是最真实的性情流露，是对精神生活原则的一种“坚守”，有些“痴”，但是很纯粹。这是米芾“颠”的第一层。
其次，米芾之“颠”又是一种人生策略，是他展示、强调自己的“文人”气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淡化出身冗浊造成的社会影响，派遣因此而蒙上的心理阴影。
米芾自称“不爱纷华爱泉石”（《送王之涣之彦舟》），这一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但是也未尝没有刻意展示的一面。具体说，他需要比一般的文人显得更文人，才能引起足够的肯定与重视。这一点，黄庭坚看得很准：“米黼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山谷题跋》卷一）庄绰记载，曾有人大会宾客，歌伎环绕，却有意把米芾单独安排一桌，结果“清高”的米芾，竟然自己慢慢地凑到其他宾客中间去了。由此庄绰认为，米芾有“伪”的一面。但他也承认，米芾“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鸡肋编》卷上）
北宋 · 米芾 《紫金研》帖
28.2×39.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宋史》本传称米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米芾为自己设计的形象，是唐人衣冠，这当然是出奇的。一〇八七年他刚服完母丧，到汴京，每次出门，则撤去轿顶、戴着高簷帽，招摇过市，果然引人注目，晁说之称他像朝廷刚刚俘获的西羌首领“鬼章”。七月，他以唐人衣冠参加驸马王诜召集的西园雅集，参加者有苏轼、黄庭坚、蔡肇、秦观、李之仪、张耒、晁补之等，他竟荣膺为诗集作序的任务，大大出了一回风头。
宋高宗《翰墨志》里赞赏他的诗文说，“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又说：“此岂以文滑稽者耶！”《四库提要》说：“盖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虽不规绳墨，而气韵自殊也。”庄绰《鸡肋编》记载他有一诗：“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比喻非常奇特，读者不解，他回答：“（茶）只是甘露哥哥耳。”他三十岁任职长沙期间，曾经把自己以前的释文作品全部焚烧，自称：“言语不袭古人……平生不录一篇与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曾敏行《独醒杂志》）可见其自负。他的好友刘泾、贺铸，也都是好为奇怪之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三《贺铸传》称：“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扺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北宋 · 米芾 《贺铸帖》
23.4×3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芾再启：贺铸能道行乐，慰人意。玉笔格十袭收秘，何如两足其好？人生几何，各阏其欲。即有意，一介的可委者，同去人付子敬二帖，来授玉格，却付一轴去，足示俗目。贺见此中本，乃云：公所收纸黑，显伪者。此理如何？一决无惑。芾再拜。
他好奇石，但有些行为显然不仅仅因为爱好。《宋史》本传记载：“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这个著名的“米颠拜石”的故事，在后世几乎成了米芾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为，许多画家以此为题材来展示“文人情趣”。可以说，老米种种近“颠”的出奇行径，大大强化了他身上的“文人”气息，虽不能彻底改变政治命运，却足以在文艺活动中，使人忘却他冗浊的出身。
再次，米芾之“颠”，还是他释放、表达自己艺术感受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米芾的艺术情感是丰富热烈的，艺术判断是独到精深的，有时候理性的表达，不足以发，则单刀直入，出以狂言，固然不能人人赞同，但遇逢赏者，自可相视无逆，会心一笑。
笔记记载米芾曾经在宋徽宗的瑶林殿书写一幅二丈多长的绢帛，因不知皇帝正在暗中观赏，乃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完成后，听说皇帝在帘子里，乃回顾大声叫道：“奇绝陛下。”这应当是一种艺术创作酣畅淋漓之后无法抑制的情感释放。类似情形，还有一则，说他写完后自诩“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连他所最为推崇的王献之的作品也被比成了“恶札”，可见他当时的艺术体验是多么的激越。这样的“颠”，充分体现了米芾艺术感觉的卓越。
北宋 · 米芾 《研山铭》卷（局部，左右滑动观看）
南唐澄心堂纸 36×1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
北宋 · 米芾 《研山铭》卷（局部）
右跋：鸟迹雀形，字意极古，变志万状，笔底有神，黄华老人王庭筠。
左跋：右研山铭，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
米芾对东坡很敬重，一〇九三年，东坡途径雍丘，正任县令的米芾“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宋人轶事汇编》引《东山谈苑》。）两人之间，显得如此相得、如此默契。但是，《海岳名言》又记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对其他书家都持的是一种批评的态度，即使对所敬重的苏轼也没有留什么情面，真是一个不能“随世俯仰”的人，但是却不能不说，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这样的评论，普通人看来是“颠”，而在专家的眼里，却是真知灼见，至少其中不乏重要的艺术判断。米芾对于古人，也常常发出类似的评论，有一些招致了长期的争论，例如对于唐代楷书家和狂草书家的批评：“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醜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猖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宝晋英光集》卷三《寄薛绍彭》）事实上，那是因为他过于强烈地痴迷于二王及二王之前得高古。如果你对唐代书法有着足够深入地审美体验，你可能会指责米芾没有唐人那样开放的审美胸襟；但是如果你同时还知道当时知识阶层对唐代书家的基本态度，你就会佩服米芾坚持己见的勇气——他没有因为社会对颜真卿、张旭等人的热情推崇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张雨说他“一代清狂”，概括得极好。“清”相当于本文第一层次所说的“对精神生活的纯粹性的坚持”，而第三层次，在常人看来，岂不就是“狂”得可以吗？至于第二层次，则是既“清”且“狂”。就中国古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来看，米芾不能完全算是主流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带有许多隐者的特点。换句话说，米芾在当时的知识群体内部，有一定的边缘性。“颠”一定程度上是米芾对待这种边缘性的策略，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强化自己与主流知识集团的联系。但有趣的是，这个策略只达到了精神上的效果，而在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却反而强化了他自己的这种边缘性，这对于老米来说，是不幸的，也是不完全成功的。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却是米芾、更是中国书法的幸事。由于“颠”，米芾提升了自己人生与艺术空间的自由度，从而得以较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纯真天性，得以充分展示自己所具有的文人素质，更得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艺术判断，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多姿多彩，使自己的艺术道路、风格选择都与众不同，最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面貌，以“一代清狂海岳老”的风姿，为中国艺术史贡献了杰出的艺术创造。
叶培贵，1968年生，福建南平顺昌人。199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欧阳中石先生于1998年在首都师范大学获文学（书法）博士学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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