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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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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杨维桢《宴于朱氏玉井香赋诗十有二韵行书卷》,行书,30.5×53cm,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北山堂捐赠)。
杨维桢于泰定四年(1327)进士及第,先后任天台县尹、钱清盐场司令,由于他性格耿直,不谙为官之道,两次罢官。罢官之后,杨维桢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终于看清了统治者内部的黑暗,对朝廷彻底失望,他的心态由原有的胸怀天下、积极进取转化成了慷慨悲愤与无可奈何,这位原先斗志昂扬的士人从此变得消沉,成为了一名玩世不恭的反叛者。据《云林遗事》记载:“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倪元镇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疾,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陈海良《乱世奇才———杨维桢的生平及其艺术》》)
正是仕途中的诸多坎坷,以及曲折的人生经历,命途多舛,杨维桢只有将对社会的失望寄托在书法中,以自己放荡不羁的书法风格来表示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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