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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跋 纵33.6厘米 横1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邓巴西、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迁寓浙江杭州。又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文原为“邓巴西”。历官江浙儒学提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肃。其政绩卓著，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众，也堪称元初文坛泰斗，《元史》有传。著述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擅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急就章卷》等。

瞻近汉时二帖跋 纸本 原本为册页 纵27.4厘米 横36.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邓文原青年时就与赵孟頫定交，被赵孟頫称为自己的“畏友”，两人感情至深。大德二年，成宗召赵孟頫入大都书金字《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邓文原为赵所荐，共同入京，使他的书法大显于世。在邓文原传世不多的书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赵孟頫的影响要比鲜于枢深，他的书法风格颇似赵氏，如《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跋》、《瞻近汉时二帖跋》等。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曰：“邓文原正、行、草书，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宗法晋人的书学观和学书之路正和赵孟頫一致，两人在书法活动中接触频繁，且手札往还，自然受到感染。邓文原除了擅长写正书、行书、今草外，对章草也出于刻帖又兼行楷流美笔意，明人袁华跋日：“观其运笔，若神出海，飞翔白如。”

芳草帖 纵20.8厘米、横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邓文原和鲜于枢同在赵孟頫复古的大旗下，成为元代复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将。鲜于的影响不如赵，而邓的影响不及鲜于，如果将鲜于归于英年早逝的话，那么邓的原因则是其晚年疏于翰事，书名渐隐。有张雨跋《临急就章》文为证：“(邓)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与之交笔砚，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为学不可止如此。”，可见邓氏因多涉政事，翰墨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后半生再将自己的风格拓展得更加鲜明。

邓文原《清居院记》（部分）日本山本悌二郎旧藏

刊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三期

邓文原《临急就章》（局部）纸本 23.3×398.7厘米。

大德三年（1299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章草是早期的草书，每字独立不连写，保留了隶书中波磔的写法，被认为是隶书的草写。宋代黄伯思说：“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清段玉裁则说：“其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草’”。书史上史游、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出师颂”都是著名的章草作品。章草因其结体特征及带波磔的隶书笔法，使它具有高古、浑穆的气象。章草发展到隋、唐，已逐渐退出书坛，几成绝响。

然而到了元代，章草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出现了好几位擅写章草的书家。究其原因，和赵孟頫提倡复古不无关系，“他以元人坚决摒弃唐宋，直追两晋，虽然不无偏颇，却是为元明书法开一风气”（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赵孟頫精擅各体，章草为其一。元代的邓文原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号称元三大家，邓文原尤以擅章草而闻名。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邓文原正、行、草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邓文原的生卒年几乎和赵孟頫一样，邓学二王甚至早于赵孟頫，但他还是和当时许多书家一样，受赵孟頫的影响很大，并有书迹可以佐证。比如他的楷书“题记”、行书尺椟“致景良郎中”都活脱脱地似赵书再现。从上述看，邓文原的书法功力虽深，取法也高，但缺少自己的面目，是不能与赵孟頫、鲜于枢同日而语的。

邓文原的章草“临急就章卷”纸本是邓临吴皇象的章草“急就章”，皇象“急就章”结字工稳，法度森然，南朝宋羊欣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将邓文原书与皇象书对比，可以看出邓基本上继承了皇象的优点，但少了一些皇象书中的古朴气息。邓书在笔法上也与皇象有所不同，邓书细笔与粗笔之间悬殊很大，某些笔画细如游丝，而捺笔又重又狠，出锋锐利尖刻，十分显眼。虽然此书为临皇象书，但和传为赵孟頫书“六体千字文”中的章草比较接近，体现了元代人的书写特点与风格，明代的宋克章草也基本沿袭了这条路子。倒是近、现代几位章草大家、尤其是沈曾植、王蘧常两位的章草超迈了元、明而直入晋、隋了。不过，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跋王羲之雨后帖

五言律诗（伯夷颂）帖页 纸本，纵32.7cm，横40.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先哲吾师表，斯文古鼎铭。义形扣马谏，书胜换鹅经。故事征皇祐，乡祠谒仲丁。登堂睹遗墨，山雨飒英灵。

心田垂世远，手泽历年殊。谁购山阴序，真还合浦珠。身惟名不朽，书与道同符。诸老珍题在，犹堪立懦夫。蜀后学邓文原顿首。

钤“邓文原印”、“巴西邓氏善之”印。鉴藏印有“褒贤”半印、“十陆世孙”半印、“贞元”半印及张珩、潘厚等印。

此二诗题于宋范仲淹书《伯夷颂》卷之后。卷中另有戴表元诗并序称：“……大兴李侯戡，得此本于燕，及南来守吴，乃文正公乡里，即访公子孙以畀之。”又大德庚子二月廿一日龚璛题一诗，前称：“逸斋总管相公以所藏文正公书《伯夷颂》归于范氏。”后识：“书于义宅之西序”，下隔史孝祥二诗，即邓氏此二诗。邓诗中有“真还合浦珠”句，所言是《伯夷颂》归还范家的事，时间应在龚璛题诗之后，即元大德四年（1300年）后邓氏时年约40余岁。

范仲淹书《伯夷颂》卷在明代《铁网珊瑚·书品卷二》和清代《大观录·书法卷三》中有著录，现已下落不明。著录时邓跋犹存于卷后，不知何时为人割出。邓跋书法矫健俊爽，洒然自得，经意而有规矩，具典型的元代书法风貌。邓文原的书法成就得到同时代书法家的赞誉，如虞集云：“大德、延祐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邓文原）、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

《家书帖》页，元，邓文原书，纸本，纵24.2cm，横29.1cm，行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连收庆长书，知吾妻一向平安，甚喜。我客中幸无恙，但终日劳于酬应，而老陆虽无他过，其蠢不可言，饮食起居，多不如意，无奈何也。若还司后未有脱身之计，不知吾妻可同稳儿暂到宣州，伺八月分司却还杭如何？若不可来，则止。此行皆未有脱暖之衣，又无便可寄，兹因饶州令史铺马便，作此。文原书寄贤妻县君。

钤“素履斋”印。鉴藏印有“友古轩”、“乐葊”。

此封家书叙述了作者当时的境况。宣州在元代属江东建康道，现为安徽属地。考《元史·邓文原本传》：“延祐四年升翰林待制，五年出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六年移江东道。……至治二年，召为集贤直学士。”固知此信为邓文原任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时所写，即元延祐六年至至治二年（1319年-1322年）间，邓文原60余岁时所作。文中“庆长”名邓衍，《元史》附名邓氏本传后，“阴授江浙等处伊学副提举，未任卒。”

此书行笔连绵，韵意清闲，笔势放纵，任兴所适，颇有“任天然而自逸，若众山之连峰”之态。

《近者（桐川）帖》页，元，邓文原书，纸本，纵31.6cm，横52.5cm，行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文原顿首再拜仲彬治中相公足下。文原近者自桐川过宛陵，满拟还途一见，叙所欲言，而雨雪相仍，急于归舍，遂乖此愿。先茔志文，尝为令嗣言备细，盖例须叙先世立言行事与官职，而先正营葬已久，今撰述先夫人铭文，已具述潜德，可以互见，伺封赠命下，却又别立一碑，庶为允当耳。但恨文思荒陋，无所发明，幸目至付刊匠也。开春即为小子毕结心事，总总谨奉此纸，不能深详，余嘱珍重不宣。文原顿首再拜，十二月十六日。

钤有“宾”、“项叔子”、“墨林山人”、“天籁阁”、“项子京珍藏印”等15方鉴藏印。

此书札是邓文原任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时所作。文中提及之地名“桐川”、“宛陵”均位于安徽省境内。

《近者帖》书法如行云流水，舒畅快捷，随锋就势，轻盈爽快，神气妍美，飘然自适，有王羲之书法之遗韵。

致景良郎中尺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跋褚遂良《倪宽赞》后 ，书于泰定四年（1327）。

纸本，纵24.6厘米 ，横19.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书法星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