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志安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又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巴西”。其父早年避兵入杭，遂迁寓浙江杭州，或称杭州人。历官江浙儒学提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肃。其政绩卓著，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众，堪称元初文坛泰斗，《元史》有传。著述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
邓文原擅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急就章〉卷》等。他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号称“元初三大书法家”，尤以擅章草而闻名。邓文原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宋“尚意”书风萎靡和元初复归晋人书风的兴起时期。受时代书风的影响，邓文原在书法方面也选择复古追踪晋人的路线，他和鲜于枢同在赵孟頫复古的大旗下，成为元代复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将。鲜于枢的影响不如赵孟頫，而邓文原的影响不及鲜于枢，如果将鲜于枢归于英年早逝的话，那么邓文原影响不大的原因则是其晚年疏于翰事，书名渐隐。
有张雨跋《临〈急就章〉》文为证：“（邓）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与之交笔砚，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为学不可止如此。”
可见邓氏因多涉政事，翰功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后半生将自己的书法风格拓展得更加鲜明。
但相较于元初其他书家，邓文原的书风明显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书法风格因其书体的差异而变化较大。其章草比较俊俏爽利，其楷书清雅旷逸，其行书沉着厚实。
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局部）
本次选临的是邓文原《临〈急就章〉卷》，纸本，规格23.3cm×398.7cm，大德三年（1299年）为理仲雍所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所以没有选择临邓文原的其他书体作品，是因为在整个元代类似的书风太多，因此我更愿意选择一些更能体现与众不同的书风。
章草是早期的草书，每字独立，连写较少，保留很多隶书波磔的写法，被认为是隶书的草写。书史上史游、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都是著名的章草作品。因其结体特征及带波磔的隶书笔法，使它具有高古、浑穆的气象。但章草发展到隋、唐，已逐渐退出书坛，几成绝响。
到了元代，章草却重新抬头，究其原因，和赵孟頫提倡复古不无关系。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邓文原正、行、草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
邓文原的生卒年几乎和赵孟頫一样，邓学二王甚至早于赵孟頫，但他还是和当时许多书家一样，受赵孟頫的影响很大，并有书迹可以佐证。比如他的楷书《题记》、行书《致景良郎中尺牍》，都活脱脱地似赵书再现。从上述存世作品看，邓文原的书法功力虽深，取法也高，虽略有凸显个人面目，但与赵孟頫、鲜于枢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邓文原的章草《临〈急就章〉卷》是邓临吴皇象的章草《急就章》，皇象《急就章》结字工稳，法度森然，南朝宋羊欣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将邓文原书与皇象书对比，可以看出邓基本上继承了皇象的优点，但少了一些皇象书中的古朴气息。邓书在笔法上也与皇象有所不同，邓书细笔与粗笔之间悬殊很大，某些笔画细如游丝，而捺笔又重又狠，出锋锐利尖刻，十分显眼，其中带有更多的楷书、行书笔意，古意丢失比较严重。究其原因还是受到赵孟頫的影响，也体现了元代人的书写特点与风格。明代宋克章草也基本沿袭这条路子。因此我们在临习及创作时可以适当地加入晋人的意趣，也可参考王羲之《豹奴帖》风范使之更加醇厚高古。
杨维桢在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后有跋语：“以此卷为入临品之能者。”这样的评价十分中肯，意思是说临得合乎章草的用笔规范，在技法上比较精致。张雨的跋语对这时候的邓文原（42岁）还略有肯定，但到了晚年已经不足观了。书虽小道，不可有一丝懈怠！
王志安节临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
王志安以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笔意创作的作品.
东坡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题待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少而慧，颇知书，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琪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熟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春渚纪闻卷六·营妓比海棠绝句》。 予每见山谷自言学书于东坡，初亦呒然，恐是下惠之鲁男子也。今观《心经》，乃知波澜莫二。昔宋人请南宫长万于陈，陈人饮之酒醉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十九·跋东坡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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