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郑晓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采访人：宋涛（荣宝斋出版社编辑）
宋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与开拓，教育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前不久，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艺术院校能否培养出艺术大师》等系列文章，重新思考了当代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艺术教育观点。针对当代书法的教育问题，首先请谈一谈传统的书法教育和现代书法教育有什么不同？
郑晓华：传统的书法教育在古代有官学，也有私学。《周礼·地官保氏》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的“书”内容包括文字的识读与书写，应该说是贵族子弟启蒙教育的一个课程。到唐朝，科举里面专设书学一科，实际上相当于现在高校的书法专业，为当时的政府培养书法人才。私学是师徒相授，从历史文献来看，汉魏以来的师徒相授这条脉络在历史上是可以追寻的。有几个大家族，像卫夫人家就属于在书法方面是有家学传承的。私学是一条线，官学是一条线。但是不管官学私学，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阶段，它都是基于作为经学的辅助学科，列入“小学”，立足于文字学来教书法。如“六书”的来源，字形的演变，不同的字体，书写的规范，等等。可以说传统的漫长的历史上，在传统社会，书法的教学基本上是基于这样以实用为目的的一种教育。
把书法当作一种艺术来教育，在古代的官学教育当中，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在私学当中肯定有，因为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艺术家，他教授徒弟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注重个人表现，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那么我们现代的书法教育和传统的书法教育有什么不同？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是在西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学的教育在学科的划分上更加注重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中国的传统学科，原来是按经、史、子、集划分，在学术的分界上可能模糊一些。实际上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参照西方科学的分类，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进行重组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些学科教什么、怎么教，都重新规划了。艺术教育的科学化是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美术、戏剧、舞蹈、音乐教育，都引进了西方近现代的教育理念，参照相应的教学方法及模式，重新建构了我们中国艺术行业的教育。它们在教育的科学化方面都取得了一个比较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基本上和国际通行的教育是接轨的。
中国书法学科由于受“汉字拉丁化”错误思潮的影响，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里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汉字在某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中国文字要走拼音化道路。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发展，书法就是一个随着“汉字拉丁化”而自然消亡的艺术。所以我们的书法学科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起步最晚。上个世纪60年代有孤老豪杰振臂高呼，尝试建立大学书法学科，但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终成绝响。差不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性出现了变化，极左的思想路线得到纠正了，中国文化重新得到重视了，高等书法教育才出现规模化的发展。现在我们高等院校的书法教育基本上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属于艺术专业院校系统的美院教学思路；一类是拥有多学科的人文学科背景的综合大学思路；还有一种就是师范院校。因为教育对象、目的不同，各自的学科支撑不一样，势必形成各自的特点。
尽管是不同的院校有不同的特色，总的来说，中国的书法教育还是延续了一个传统的教学理念，即“以古为新”，或“承古开新” ，提倡“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以传统经典碑帖为桥梁，在经典临摹中探索艺术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略作改变，推进一点点，把书法的形式加以个性化改造，形成一种有别于古代的自己的面貌。最典型的就是清代倪后瞻的“九年书法学习理论”，“专一”3年，“博取”3年，然后“融汇”3年，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时代有这样一批书法家，大家一起来往前推一点点，这个书法艺术就往前发展了。这种临摹经典、推陈出新的方式，已经有无数成功的书法家走出来了，证明是成功的、是有效的。
尽管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书法家证明这条路是成功的，是有效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客观地来分析探讨，这种模式它有优点，也有缺点。我觉得这种模式的优点就是可靠。通过临摹掌握基本技术，有现成的成功的经典范例在这，亦步亦趋地进去，然后再想办法出来一点点，它是很保险的，它风险很小。因为它有一个成熟的形式在这做一个框架，然后进入这个成熟的形式里面，在这个边缘上再拓展一点点，所以基本没有失败的危险。能拓展就拓展，不能拓展就作为古人的一个传承，技术上达到这么高的高度也很不容易，都足以使书写者在书界以此而立身。完全传承性的或略作拓展的，都可在历史上立身——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保险。但是它的弱点是拓展的幅度小，创造性不强。因为接受这套理论体系的同时，也被它给约束住了。在此基础上融汇一点，其跨度是不可能很大的。这是传统模式的特点
现代书法教育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近代以来，戏剧、美术、音乐等学科已经参照西方艺术教育理念，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现代教学方法和思想体系。我觉得，所谓的“科学”，就是“经典”和“规律”剥离：人的思维介入了，智力介入了，对象被分解了，“规律”在抽象概括基础上得到提炼、总结了。
实际上，我们的传统的认知方式是视“经典”和“规律”为合一的：通过临摹经典原作掌握规律，经典等于规律的范本——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它们是融合为一的，在历史上它一直如此。所以传统艺术教育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把经典当作规律来学习，学完以后再拓展一点点。这个规律通过经典“植入”你的直觉系统，成为能够进行自由艺术创造的“你”的一部分。科学的现代方法则不同。它把经典样式和艺术规律剥离开，把艺术创作涉及到的所有规律都给它提取出来，然后按照一定的科学步骤，循序渐进，分成诸多单元来一步一步地教学，这是一个科学的训练方法。比如说美术教育对绘画能力的训练，先从简单的造型训练开始。素描教学，开始时画一个立体的四边形，让你有立体的概念，知道透视的原理。再下来就是画多边形、圆的锥形，明暗的过渡复杂了。再复杂就画石膏像，通过解剖学来了解人体结构，熟悉内部骨骼规律，了解怎么样进行块面处理。再进一步就是人体写生，这样的话，画画需要的技术，是通过独立于经典作品之外的一个学习描绘对象，通过对它一步一步的训练，而把绘画的技术给掌握了，而不是通过去描、去临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经典作品来掌握。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直观式的临摹教学和我们近现代的科学教学的一个区别。传统的教学也有效，但是很难摆脱经典样式的约束，很容易走经典样式老路，即使努力改革推进，能推进的也只能是一点点。而那种科学的训练是把隐藏在经典样式背后的那些技术给它提取出来，把经典作品搁一边来进行专门的训练。科学地一步一步地训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里面都是不复杂的，但是把它叠加到一块就复杂了。所以今天西方科学、西方艺术教育立足于理性工具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在我们书法教育里面目前还没有。
现代书法教育可能有一个任务，就是需要借鉴西方的音乐、美术教育。第一步从最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像上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复杂的技术在科学的分解下就变成了循序渐进的每个阶段都不是很难的技术。我们把书法的教育规律也要从经典的作品里抽象提炼出来。让经典作品里面包含的规律、技术剥离出来，设计成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训练系列，通过这个系列掌握书法的技术，而不是去临摹王羲之、临摹颜真卿。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书法的训练就在科学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拥有了书法教育对于人的能力培养的一个更有效的渠道。每个人掌握了这个技术以后，他不必顾忌是不是和经典相吻合。当他一进入创作，其作品在视觉审美的规律上必然是和经典一致的，是和经典轨道相吻合的（因为这个规律是从经典里面抽出来的）。而个人的风格、面貌也就可以立足于书法艺术的最高本体——表现人，做自由畅达地表述和演绎。因此，掌握了这种技术以后，按照审美理想再去做一些摸索的时候，可能跨出的跨度就会比我们传统的模式大得多。这个是现代的科学的分解式书法教育。原始的书法教育是直观的临摹，是囫囵吞枣式的整体性灌输与摄入。要把书法变成一个不临摹，而是阶段性的技术训练这样一个系列，把书法教育从临摹里面有跨度地提取出来，这可能是我们当代书法教育面临的一个任务，也需要我们做这样的探索。
宋涛：您认为当代书法教育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怎样才能培养出既能传承经典、又能开创时代新貌的书法人才？
郑晓华：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传承和开创的关系，很重要。我们过去传统的样式，是一种依赖式的，就是依赖经典探索规律。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学习古代艺术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规律，而不是学习古代的样式，古代的样式如果学了以后不扔掉的话，那么是有危害的。孙过庭《书谱》里说：“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又讲到了：“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恡筌蹄。”就是说学习“钟张”也好，学习其他人也好，都是为了“得鱼获兔”，就是要掌握基础、掌握规律，一旦掌握以后，画的鹤、画的龙像不像，就没必要考虑。孙过庭的思想是非常前沿的，他告诉我们其实临摹经典的目的就是从经典掌握规律，找到艺术真理。如果说学习古代经典的样式，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样式及其里面的规律，但是没有单独抓住提取规律，而是被其所承载的样式所约束，以至于对规律的使用脱离不开样式，这样的话，你的创作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创作出来的作品，恐怕只能是改良性的，而不是有跨越性的、有表现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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