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印章作为信物,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印章的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呢?因史无明证,后世遂产生种种猜测。

一、春秋战国说。马衡在其著作《谈刻印》:“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指出,鉴于《周礼》、《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古代典籍记载和出土的古印实物,认为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他说:“稽之载籍,征之实物,大抵皆周金,且为晚周之物,夏商无闻焉。”又云:“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 《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罗福颐《对印章的认识》一文,也持同样观点,流传甚广。

二、商代说。尽管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主张三代无印,但仍有许多文献明载三代有印玺。唐朝杜佑《通典》说:“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明代甘畅《印章集说》引《逸周书》语“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进一步指出商代已有印玺。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黄睿《邺中片羽》著录了三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和于省吾《双剑 古器物图录》等,都据此文物认为商代已出现铜质印玺。徐畅《商代玺印考证》,更提出夏末商初帝王有先行使用印玺的可能。如此看来,文献与实物交相验证,印章始于商代似无问题。

三、春秋说。沙孟海《印学史》,对那三方商代铜印作了一番研究后表示怀疑。他指出,那三方印玺有可能出自上层堆积,并说甲骨文中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中有“印”字,但不是印章之印,而是“抑”的初文,他认为春秋时代始有印玺。

关于印章的起源,《周礼》,《左传》中都有使用印章记载,这些可以说明早在春秋中期,印章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从近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殷商时期就已存在印章了,而战国时期的古印,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以前的印章,统称为“玺”。秦统一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用“玺”,至于官员和百姓的印章,只能用“印”了。以后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大体沿袭这一制度。汉代开始出现在官衔下加“章”或“印章”的印,如“广汉大将军章”等,而唐武则天,因“玺”同息灭的“息”谐音改用“宝”,如“皇帝之宝”等,此外,还有称为“记”、“朱记”、“图章”等。

印章上的文字最早是与当时通用的字体是一致的,如战国时期,采用的是各国流行的大篆、籀文,秦用李斯的秦篆,秦汉以后,用于印章上的字体范围扩大了许多,出现了缪篆、鸟虫篆等多种篆体。隋唐以来,不仅沿袭使用篆体类文字,而且把隶、楷等字体也应用于治印,以至殷代的甲骨文都被吸收进来。当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篆体类的文字,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变。
印章的用材,最初以铜、金等金属材料为主,这与当时的印章大多为铸冶而成是分不开的。亦有少量的犀牛、象牙、玉印和石印。古玺印一般比较扁小,并雕有坛、台、龙、虎等各种形态的印钮,通常挂在腰带上,以便随时使用。先秦古印用材、形制,各随其便,并无定制。秦以后,官印有明确规定,是区分官阶的标准。其等级次序为:玉最贵,一般为皇帝所专用,金次之,银再次之,一般官吏只能用铜印,私印印材则没有这么多讲究。隋唐以后,官印渐大,印材也更丰富。
元王冕发现了质地松软的花乳石,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这一发现使文人自篆自刻形成风气,篆刻艺术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更有明代文彭、何震拔地而起,师承秦汉,大胆突破前人樊篱,穷尽毕生精力为篆刻艺术推波助澜,此后印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名家辈出。有清一代更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至近现代,篆刻艺术更为普及,各种流派不乏继承、创新者。如今,篆刻艺术这一传统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屹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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