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当代著名高僧，原名李叔同。出家后，更名演音，号弘一，诸艺俱疏，唯书法不废。
一日印光大法师看了弘一书作后说道：“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印光大法师的这段话，对弘一触动极大，不久，再看到弘一所书时，印光便有了“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的赞语。印光法师的点拨，使弘一日后书写更增加了一丝不苟的写经意味，这大概就是他的书法被人誉为“佛书”的缘起吧。
也正起因于书写经文的严谨态度，以至随着作书的不断深入和在书法审美上的迁移之想，弘一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积有数十年厚功并据以为创作主调的碑碣书风着手调整，因而在他出家之后的24年时间里，书作中总带有一种碑帖交合、欲放还收的意味。面对这一巨大的书风嬗变期，诚如他于1923年致堵申甫的信中所说的：“拙书尔来意在晋书，无复六朝习气”，正道出了这个蜕化过程。如《行书地藏经偈轴》、《楷书楞严偈页》、《行书先德法语轴》诸作，便兼有此类意味，这为日后弘一书法风貌的正式确立，做好了结字上连笔上开合有自的前期准备。
对于弘一法师的书法，人们已经有过无数精辟的论述。弘一友人叶圣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就全幅看，好比一个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结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结合上述评语展观弘一50岁以后之作，人们或可反观弘一书法前期雄而健、中期秀而雅和晚年澹而清的整个衍变过程。
他的晚年之作如《行书金刚经偈轴》等，虽似下笔迟缓、结字狭瘦，几近硬笔书，然此中所映现澹泊宁静不落一丝尘埃的白贲之美，非书法大家，确是无法表现这种精邃玄微的道之境界的。弘一法师不愧为我国近代书坛心手合一的旷世高人。
弘一的尺牍之书和他的书法之作一样，也是富于变化，并且与他不同时期的书写风格一脉相承。弘一尺牍的书风之变，从时段上讲，大体是以其悉心于经文书写之前后作为转折标志的。譬如，他书于1918年出家前后至1921年数年中的若干手札，遗笔老到熟稔，行文顺畅自然，真可谓信手之作。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弘一借鉴六朝书风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此时弘一书法正处于碑帖书风的融合调整期，这类书风随着帖学的不断被重视被采纳，不数年便起了变化。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弘一的大多数书牍，皆结体整肃，笔道分明，写经的烙印显而易见。然而，书信毕竟不同于写经，纵然人们在其书牍中也见到不少不甚经意之作，这便多是作者性情所致的缘故吧。
有人曾评述弘一写经结字的特点为早年偏扁、中年偏方、晚年偏长，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特点自然也反映到他的书牍中来。如果人们也像赏析弘一书法作品一样，把他出家前后、45至55岁之前和此后直至圆寂这三个阶段的书牍作番比较的话，就能清晰地看出这个规律来。正由于弘一法师进修梵行的精深，他的书牍愈至晚年，愈是字字清正，给人以一种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和由此而生的天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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