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书法作品欣赏

柳公权书法作品欣赏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石横置，四十一行，行二十字，邵建和镌刻。1986年11月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此碑风神烁烁，一笔不苟，其用笔重骨力，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劲利清健。其结构往往错位中求变化，比如左右结构的字“蹲”、“钟”、“楼”等将左边偏旁往上挪，形成左短右长的结字法，在不平衡中求韵趣。此碑记述了唐回元观的历史沿革，简练而隐晦的提到了回元观是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第。

这是柳公权五十一岁时在王献之《送梨帖》后的跋，小楷四十三字。此跋没有碑版中字的拘谨，而自然映带；没有怒张之筋骨，而笔致含蓄；没有平正均匀之苛求，而自有真趣。此跋世人誉为“神品”。

柳公权《蒙诏帖》821年，高26.8厘米，长57.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蒙诏贴》又名《翰林帖》，白麻纸，7行，27字。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干隆称“险中生态，力度右军”。体势稍带颜法，沉劲苍逸。

　　其文句如下：“公权蒙沼，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此墨本书于长庆元年(821)，是柳公权四十四岁时作品。字形长短宽窄不一，或断或连，构成章法上的变化；笔墨浓淡轻重有致，形成层次上的变化。风格豪放雄逸，遒劲流丽，枯润秾，掩映相发。《蒙诏》—帖，具有顿挫郁勃，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

　　此帖也称《翰林帖》，曾刻入《快雪堂》、《三希堂帖》等，墨本藏于故宫博物院。用笔雄健，气势豪宕。第一行“公权蒙”三字联绵出之，字硕大，笔力纵横，如见柳公权血气方刚，精魄四射。其后三行笔走龙蛇，曲折连环；行间大小错落，锋出则破空杀纸，游丝则刚柔兼济，气势一泻无碍。后三行，虽字由大而趋小，随手变格，转换出瘦劲面目，然而气脉贯通，豪气流荡至于终篇。

　　世存《蒙诏帖》有两种，除故宫所藏墨迹外，另一种见于《兰亭续帖》等刻帖。二者文字不同。翰林不称“出守”，故疑其伪，当为唐末宋初高手所拟。

　　《蒙诏帖》的真伪争论颇多。近人谢稚柳考证后，认为意态雄豪，气势道迈，不仅为柳书的结构，也为唐代法书中的典范风格（《鉴余杂稿》）。

　　本幅无款印。
　　卷前引首清乾隆皇帝行书题“笔谏遗型”，题签“兰亭八柱第四”，题记一段。又有瘦金体题签“唐柳公权书群贤诗”。 卷后有宋邢天宠、杨希甫、习之、蔡襄（后添）、李处益、孙大年、王易、黄伯思（伪）、宋适，金王万庆，明王世贞（两段）、莫是龙、文嘉、张凤翼，清王鸿绪等题跋和观款。
　　鉴藏印有宋“御书”、“双龙”、“宣和”、“政和”、“内府图书”、“奉华宝藏”、“内府书印”、“睿思东阁”（以上均伪），以及宋“绍兴”，元“乔篑成氏”、“柯九思”（均墨印），明王世贞，清高士奇、王鸿绪、乾隆内府诸印。 此书传是柳公权所书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在浙江绍兴兰亭集会时与会者所赋的37首诗及诗序。
　　诗后的题跋有的是真迹，有的是伪作。明以后的题跋都是原有的，明以前的题跋除蔡襄、黄伯思外都是真迹，但全是后配，与本卷无关。
　　本卷笔法僵硬粗糙，且多枯锋，但较自然率易。卷后之宋代黄伯思尾题（伪）中云“传柳书”，细观之，个别字的用笔明显不是出自柳书，如：孙统四言诗中的“希”字、庾友四言诗中的“则”字、王涣之四言诗中的“足”字等末笔写的非常丑怪，字的结体亦多不沉稳，较浮躁，与柳氏所书王献之《送梨帖》后之题跋墨迹对比不但笔法不类，连结体也无丝毫相同之处。从诗文看，颇有不通处，如：把孙绰四言诗“怀彼伐木”误书为“怀彼代水”，把谢安四言诗“伊昔夫子”误书为“伊昔先子”。“伐木”是《诗经》中语，“夫子”是指孔丘，说明书写者是一位文墨不够精通之人。无论从艺术特征还是艺术水平来分析，该卷决非柳公权之笔。
　　此卷也并非晚至宋代的抄本。从所录37首诗中可看出，个别用字不避宋讳，如谢安诗中“契慈玄执，寄教林丘”的“玄”字、王肃之诗中“嘉会欣时游，豁朗畅心神”的“朗”字等都没有避北宋始祖皇帝赵玄朗之讳。从书法的主体风格看，推测应写于唐代，与杜牧墨迹《张好好诗卷》大略相近，并且是信笔直书，不是临仿得来。作为唐抄古本，此卷与敦煌遗书中《文选·陆机短歌行等残卷》（伯2554）、《玉台新咏卷第二残卷》（伯2503）有同样的文学价值，不独书法耳。
　　宋《宝章待访录》，明《东图玄览》、《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清《珊瑚网书凭》、 《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