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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和沈传师，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谁学习了谁？《旧唐书》柳公权本传云：“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这里提到的“近代笔法”里，当然包括沈传师。如将柳书《李晟碑》与沈书《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且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依此来看，柳公权当学习沈传师也。同样道理，如果现在我们学习欧阳询书法，必于近人学起或有所借鉴，南宋姜夔、元代柯九思、清代成亲王、翁方纲、黄自元、现代卢中南、田蕴章、田英章等都是学欧名家，此理显而易见。明代王铎跋《罗池庙碑》拓本云：“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阳率更，合为一家”。王铎此意，显然沈师承了柳。沈柳二人师承问题，给书法爱好者留下了一个谜团，也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黄庭坚论唐代书法云：“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
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云：“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米芾此举，令人啼笑皆非。
苏东坡有诗云：“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不过，由此可见，米芾对沈传师之书法是真爱，是大爱，是爱不释手！所以只能“强取豪夺”了！
蔡绦的《铁围山丛谈》在众多宋代史料笔记中，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它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年间至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汉族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蔡绦，字约之，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人、今属福建。蔡京子。徽宗时，京为太师，既老眊，事悉决于绦。京败，绦亦流死。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及《蔡百衲诗评》等。沈传师书法和米芾这段故事，当可信也。
学习沈传师书法者，于宋著名者为沈辽。沈辽与沈括、沈遘，被人称为“吴兴三沈”。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名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沈遘，其“文辞敏丽可喜，强记精识，长于议论。世所谓老师宿学无所不读。通于世务者，皆莫能屈也。”有《本治论》十篇和《西溪文集》十卷。沈括为沈辽、沈遘之族叔也。
苏轼在《论沈辽米芾书》云：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
这段话，在《苏轼全集》的译文，笔者感觉译文有违苏轼本意，也于理不通，所以笔者进行了重新解释。苏轼说：“自从蔡君谟死后，笔法就衰微断绝了。沈辽年轻时，书法本是学习本家沈传师的，后来避讳此事，自己说是学王子敬的。因为以自己的书法似沈传师为毛病，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对书法进行了创新，同时重新换了说法，所以换了说法和革新之后的书法，还不如普通人的书法了！”通过苏轼论沈辽的书法看，东坡对沈辽的创新也是不认可的，沈传师是学习“二王”的，沈辽学习沈传师，应该说也是“二王”一脉，卓然成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本是可以尝试的，但在苏轼看来，同沈传师创新一样，是失败的。姑且不论苏轼对沈传师和沈辽书法创新的看法，笔者以为苏轼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出私意新之”，搞不好，“遂不如寻常人”。如学颜真卿者，苏轼、钱南园、华世奎是成功的，但学颜者不计其数，学的非驴非马的死者多矣，真正的成功者，千百年来数人而已，笔者常慨叹：为什么对某些大家或巨匠，称五百年或三百年一人而已的原因了！今之书法家或者画家，动辄创新，你的创新其实只是和你的老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罢了，而这一点点的不一样，或许不是真正的创新，反而正是你作品的毛病，又有何厚颜谈创新呢？悲乎！不知耻者为耻矣！
沈辽于时，名声极大，一度与“宋四家”为邻。
沈辽一生颠沛坎坷，传世墨迹仅三通尺牍。《秋杪帖》和《颜采帖》在台湾故宫，而《动止帖》归藏上海博物馆。沈辽的书法注重远绍晋唐传统, 却不在乎时贤。在“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故去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日，沈辽几乎可称独步天下。当时苏轼书名尚未显扬，人们多接踵沈家而不顾苏家，由此可见沈辽的影响。沈辽日后的未享大名，后人不知，宋时人又作何感想？
笔者曰：“书法，在技，在道，不在名。”今人开口便问书法何人有名？价值几何？系不懂书法者，汝可一笑了之。君以大名大卖者为贵为宝，焉知吾不屑一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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