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翰墨三境界

杨守敬《仁轩书札》

释文:

仁轩大兄足下:得书,问刘裕伐南燕,先过大岘,后至东莞。而东莞在大岘之南,於形势不合,此《通鉴》之误。《宋书·武帝记》但言进军琅邪及

梁父、莒城二戌,莒城即在东莞之东南,而后言公既入岘,初无先入岘而后至东莞之文。《晋书》载纪则明言:其夏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

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王师度岘云云。是刘裕先过东莞,而后入大岘,至审。《通鉴》采之,先后倒置,遂乖地理。今本《十六国春秋

》又从《通鉴》采辑,亦因其误,不足据也。足下虽未能核其致误之由,然致疑於形势不合,可谓善读书者矣。大抵《读史兵略》亦未能订正此误。凡汪

梅村所治《汉志》、《水经》,多所谬误,余撰《晦鸣轩稿》,曾痛诋之。今以一部呈览,知足下有心人,必不以老学究相疵也。即颂

晚佳,不庄。

守敬顿首 十九日灯下

杨守敬《行书研朱饮酒五言联》

杨守敬书法名誉传播四海,起自日本,正是四十不惑之后。而弱寇(20岁)之前,他却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几次考试“屡不得”榜。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于是从18岁起,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总结他一生学习书法的经历经验,有益启迪后学,,我们把它归纳为“杨守敬翰墨的二个境界”。

境界一:尊《碑》。以考证为上,玩其书法次之。

杨守敬找到因书法草率而落榜的原因后,自此与宜都学友黄士翰、黄士琳,枝江学友曹廷杰一起切磋笔技,重字学工小楷,四人常以双钩楷帖为好,杨守敬毕竟经商出身,常以一纸而书数遍:正写、反写、红写、墨描,惜纸如金。杨守敬家临清江,堂右有一井。一日,四人以井水当墨,石板为纸,即书即干,潇潇洒洒,好不尽怀。自是时时不愁练笔缺纸。1862年杨守敬24岁时考中第八十名举人。

杨守敬以摹《碑》为学习书法的根本。认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古人称碑体为楷法,“楷法之称”最早始于《晋书卫恒传》。宋代洪适撰《隶释》、娄域著《汉隶字源》、刘球撰《隶韵》、清代顾蔼吉撰《隶辨》,都是依韵分篇,便于检寻;而于偏傍错杂,不足以见八法之变:即俗称“永字八法”,以“永”为例,明汉字笔法有侧(点)、勒(横)、努(直)、攫(钩)、策(斜画向上)、掠(撇)、啄(右向撇)、磔(捺)等八种,为摹《碑》他与师友集古碑六百四十八种。上始汉时砖文,下迄五代《韭花》,限断在“汉、魏之少波磔者”,为其源头,以“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邓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及两晋砖文”,皆隶、楷不分,“盖楷书之权舆矣”。直至李北海之《云麾》、《麓山》,宋儋之《道安禅师》、《铁元始赞》、《吴文断碑》等之行、楷并用者,都在“楷书”范畴。杨守敬的这种断限,使后人可上见其源而下知其流,是历史学家兼考证家对《碑》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杨守敬《六言诗轴》

杨守敬摹《碑》,以双钩之法,在师友潘孺初(存)原辑的基础上,与同学分工钩校《楷法溯源》,分卷第一东湖饶敦秩(季音)、第二东湖王鸿达(子上)、第二宜都黄士翰(浩卿)、第四宜都黄士琳(昆城)、第五东湖王宏进(子石)、第六枝江曹廷杰(彝卿)、第七东湖饶敦秩、第八恩施尹寿衡(翰楼)、第九东湖杨之闳(瑞卿)、第十嘉善邓承惰(铁香)、第十一江陵邓承渭(定臣)、第十二大埔何如璋(子峨)、第十三南海伦五常(梦臣)、第十四遂溪陈乔森(一山),众手之力,由宜都李宏让镌刻,光绪三年七月杨守敬刻本成。杨守敬摹《碑》,悟到一个心得,所谓书为心画,即书法之变:一变者,摹古《碑》要理解碑的历史文化变迁, “使学者知世运之升降”。各个时代,古碑“各出新意,始足见书之变”;二变者,摹古《碑》要理解古碑各自的独有体格,“使学者通书法之变”。学古《碑》“可以兼擅诸家之长”,但不能“一字北朝,一字唐碑”,这样“岂复成章法?”要学《碑》成功,必须心到,“其胸中各自有书,方为作手。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

杨守敬以古《碑》集字为书”概念,对古人所称“秦隶“汉隶”、“八分”、“今隶“楷法”等概念用历史《碑》文化的眼光作了科学的界定。故所编《楷法溯源》,是一部以金石为主的“小学”经书,能把“楷书”一体之历史变迁原委留迹清楚,实在是书法史上一大历史之功。

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之论。经过摹《碑》比较,他发现书法并无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差异。他说:“余谓《瘗鹤铭》与《郑道昭论经书》相似。”《瘗鹤铭》是江苏镇江焦山公元514年所刻之碑,《郑道昭论经书》是山东掖县公元511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相似。又如江苏南京和山东德州,“《萧惦碑》与《根法师碑》相似”。这当然是杨守敬独自摹《碑》所得的结论,这种与阮、包相抗,不附时论,不从流俗的精神出自古碑实据,而“南帖北碑”之论是学者取材不实的原因。

杨守敬《书水经注轴》

杨守敬对民间作品另具惠眼。“惟乡鄙俗书流荡忘返”,也“有意致者”,又如造象记之类,“惟造象不可纪数。乡俗鄙陋不尽大雅所制,然天真烂漫,风神超逸,良由去古未远,故执笔者皆有篆隶意”。显然,杨守敬是以文字体制见于民间运用的实际为原则的,而不是以土大夫的所谓大雅为准绳。

相反,广闻众见的唐太宗藏《兰亭序》,却为杨守敬指为“无隶书遗意”。“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模拓,五分隶遗意,不足为据。”“今之钟、王二书皆转经模刻,最高唐人临写耳。” “故此书采集帖之字皆附于《碑》后”。后人郭沫若引此见解曾对其审美境界大加褒扬。晚近日本汉学书家杉村邦彦访宜都,与其席上谈及此,曾致诸客歇箸,把酒当墨,令翻译无辞。

杨守敬一辈子以摹《碑》为好,并非溢美之辞。他留下的脚印:18岁(1856年)工小楷;24岁(1862年)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25岁(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27岁(1865年)到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28岁(1866年)希望皆绝,专,心金石;29岁(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乃令车先行觅居,自携毡拓之具往拓。碑西向,约高五尺。适风燥,他所持之纸又厚,干即起,不能施墨。 自日暮至二更向尽,仅得一纸。乃乘夜独持以归。抵店则同行者皆鼾矣。而杨守敬犹挑灯伸纸,摩挲不已,不复知其苦;30岁(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31岁(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34岁(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37岁(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深服杨氏金石之博;39岁(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一书,嗜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之;40岁(1878年)与小夫人龚氏及长子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41岁(1879年)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44岁(1882年)在日本,碑版古钱印“以有易无”,与日本汉学书法家沦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58岁(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65岁(1903年)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66岁(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68岁(1906年)、69岁、71岁、72岁、74岁(1912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仔细捡阅,发现杨守敬因资力“不及”,而有的是朋友借其藏本雕刻,有的是多位学者跋记,有的是“好事君子邮寄”,有的是杨“不惮竭续刻”,他的指导思想是这些东西“将来闪罕见珍” ,所以要“《志》以告人”。杨守敬以史证碑或以碑证史的考旺,在他的代表作《水经注疏》中犹见具甚,他还重视闷际《碑》学文化渊源的研究,如《日本题名残碑》、西田直养《日本金石年表》,评“日本所千年以上,所见以数千计”石刻“最为高占,神似颜鲁公。”

总之,杨于《碑》学文化,如醉如痴,尽管如他自言“耗精力、竭资财、极屯穷”,但他为了传世后人而“不悔”,巳寄希望于“后之君子”,“有鉴于斯”。

杨守敬《隶书四条屏》

境界二:崇《帖》。博采精取,合《碑》《帖》两美。

杨守敬重《碑》学,注重汉碑南北朝碑刻书风的历史演变,是对以后书法史研究的贡献,但他同时客观地、全面地对待碑《帖》,刁;因重视《碑》而排斥《帖》。他在《评帖》中说: “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铝灵耳。见钧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占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不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杨守敬三十年前(1872-1879):始收集历代碑帖,并抄录其目,有二十余册,虽携至日本散失数册,但在1904年清理旧稿时,发现仍有十余册。他重新手书抄录,定名《集帖目录》。

杨守敬集帖自魏钟太傅繇始,至右军大道帖止,见于《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一二》。《评帖》的最大特点是不尚空谈,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对历代碑帖逐帖仔细审阅和考证,有的还是他赴原地毵拓而得,所以言之有物,恳切,犹如书艺史志之精论。今以40种《兰亭》版本为例,看杨氏博采精取、碑与帖、碑与碑、帖与帖,版本比较,合碑帖二美的治㈧占》精神。

 1、《开皇十三年本》。智永监本,“以永师他书证之,恐非其笔。”

2、《开皇十八年本》。李光唤藏,“石翻本。”

3、《二百兰亭金石》。吴平斋刻,“与定武诸本悬殊”,“古厚虬劲”,“出入篆籀”,“或太宗所见惊喜二石”。

4、《云烟过眼录本》。“今无传”。

5、吴静心、程孟阳《定武本》。“有双鸽并飞之妙”。

6、《定武东阳何氏本》。“书法劲健,颇得欧阳率更笔意,世称定武为率更所摹”。

7、《定武国子监本》。明万历。“余案前人临《兰亭》,其于行款涂抹之处,……实与真《定武》有脱胎之妙,宜其名震一时”。

8、《赵子固落水本》。“子固尝复舟嘉兴,疾呼《兰亭》在否?舟人负以出,子固大书云:性命可轻,此宝难得。……且毡蜡之精,为诸本之冠,自来赏鉴家皆啧啧叫绝”。

9、《定武荣芑本》。“今海内《定武》真本,自落水本外,即以此为最……而古朴浑融,故应为《定武》摹本之冠”。

10、宋《王晓本》。“石今在上海,已断裂,颇伤板实,以是古刻,且甚有名”。

11、明《程孟阳本》。“焦山寺中,苍劲简质,颇有篆籀遗意”。

12、《陈伯恭五字已损本》。“有唐伯虎跋,钩勒阅八月,应推近刻佳本。”

13、《停云馆五字不损本》。“模刻不甚详审”。

14、《梅花本》。“不甚精妙,石已断裂”。

15、元《同野本》。“黄公望定为墨皇,颇与王晓本相似”。

16、明《重刻肥本瘦本》。不精,前有兰亭图”。

17、《来禽馆五字已损本》。瘦本出”。

18、《谷园摹五字损本》。“从肥本出”。

19、《张金界奴本》。“余谓盖合《开皇定武》,兼有其胜”。

20、《神农本》。“首题唐摹《兰亭》四小字,首尾有神龙半印,亦绝妙。”

21、《褚河南摹本》。“榻数本乱真分缀宋元诸跋,以便售利,虽未必是河南真迹,要亦非深于书道者不能抚填也”。

22、《三希堂刻本》。“轻浚之间,犹存深厚之意,当为诸摹之冠”。

23、《滋蕙堂本》。“颇与袖珍本相似,而行款仍还旧观”。

24、《来禽馆本》。“疑即褚本”。

25、《洛阳宫本》。(或岭字从山本)“笔法不殊,风神又别,字体亦小”。

26、《赐潘贵妃本》。“余谓《定武》有肥瘦,此本字形迥异,若以此为真《定武》,则自来所传《定武》本,皆不足凭矣……特好事者假托公名以欺世耳”。

27、《颍上本》。“得此玉石本于颍上井中,此本行笔,大似褚摹,诚为佳刻,次拓类字遂缺,为一俗令

29、《冯承寿模本》。“余谓米老作书,飞动有余,瘦劲不足。此卷纯是一片清刚之气,冰结所成,非米老所能到也”。

30、《薛稷摹本》。“不及冯、褚本之风格遒上,恐皆是附会为之”。

31、元《陆玄素本》。“飘撇醌藉,大有古意”。

32、《玉枕本》。“蝇头细阽,渭之玉枕本,盛称于世”。

33、《唐临无名氏本》。“结体亦不沾沾原本,然其用笔自古。成亲王定为唐临”。

34、《唐临无名氏残本》。“真迹藏南海吴氏,……虽多蛀损之字,而用笔沈著透快,非唐人名家不官皂” 。

35、《朱元章临本》。“明人刻石,……观此则谓世传唐模多元章之笔,亦非无因。”

36、《薛道祖(绍彭)临本》“可云绝肖。唯初拓原本难得耳。”

37.《宋徽宗临本》。“不甚佳,与徽宗平日用笔亦多不同”

38、《宋高宗临本》。“气象甚小,笔力亦弱。俱不佳,疑皆伪作”。

39、《赵松雪临本》。“尔来学《兰亭者》,弃《定武》唐模如土梗,专趋松雪此本,其书如不俗者。或曰此本系伪作,赵书圆润之中,时具遒逸清瘦之致。此本纯乎圆润,几于五笔,知非松雪所为也。存其说以俟真鉴者。”

40、《俞紫芝临本》。1359年元刻。“紫芝为松雪高弟,此本亦全似松雪笔意。良常称其于沈著中见清瘦,于痛快中露风神。

41-43、明人祝、邢、董诸人,皆有临本。“风格愈下,不具论”。“右诸本《兰亭》,皆据余所藏者戴之。具存于京师者,唯《三希堂》及《八柱兰亭》二部,惜考证碑帖之书多未携凹,半就记忆者录之,疏漏错误,无所不免,姑汇大略,俟他日再校”。对于正右车千字文,右军临武侯帖,右军大道帖,杨郎:“千文之体,实始寸:兴嗣,钟太傅不闻千文也。且笔法松懈,当是宋人伪作。”“武侯帖俱未精妙……抑好事者假托与?”

《大道本》之后,以嵌于黄冈东坡赤壁碑阁帖石刻为例。1890年,成都杨寿吕(葆初)任黄冈知县时,辟县署西侧为景苏同,即景仰苏东坡之意。委托杨守敬以其所藏苏书名帖刻石,1892年成《景苏园帖》六卷:,杨寿昌是版权人,畅守敬是选刻督刻的经办人。1893年杨守敬写有《景苏园帖记》:“集苏书之存于世者”在宋、明各有,而《晚香堂帖》“美恶杂糅不见真采”,“葆初大令生长蜀郡,少小握翰,即酷嗜苏书”,“淮任黄冈,为东坡寄迹之所。乃于辟舍西偏起‘景苏同’,又发意重辑苏书为《景苏同帖》各:厂卷。以守敬亦尝涉猎于斯,又助其搜讨。又倩江夏刘君宝百细意钩摹,逾年镌成四卷,先为毡拓,以饷学者。余意此帖虽后出,当为近世集苏书之冠,媲美《西楼》、凌跨《晚香》,有识斯计,无事赞扬。独是苏公恩义大节昭耀千古,大令瞻仰前修,步趋岂独在翰墨?并知景苏同中,如泛颍水,倾刻斯见,大令倘神遇之手!光绪十有九年春正月宜都杨守敬汜”。杨守敬对苏轼的书法、素甚推崇,称为“有宋第一”。收藏苏帖甚富,如《快雪堂帖》、《墨缘堂帖》、《餐霞阁帖》、《经训堂帖》、《墨池堂帖》、《望云楼帖》、《秀餐轩贴》、《契兰堂贴》、《平远山房帖》《余清斋帖》、《安素轩帖》、《澄釜堂帖》、《听飘楼帖》、《南雪斋帖》、《飞鸿堂帖》、《听雨楼帖》、《泰邮帖》、《怡园帖》、《西湖涛帖》、《秋碧堂帖》、《观海堂帖》、《西楼帖》等二十二种二十五本。杨守敬精选苏书,亲笔写有送杨寿昌审定的意见共17页,今藏湖北省博物馆。宜都《杨守敬研究》刊载了陈上岷《景苏园帖》石刻及其采用的原帖目录和述评一文,详细介绍了杨守敬精选苏帖卜石的意见。如说:“《西楼》稍失锋颍,然原本亦多秃毫,此不能尽责之了人,他日势必我辈亲手修整一番,方可有观。”“《墨缘堂》贴……是从真迹出”,“《烟江叠嶂歌》所刻稍浓厚,然亦有过于笨浊处,若刻之当与章藻刻参校”。“《归去来辞》、《赤壁赋》,惟此为精,惜有剥蚀处,当以《契兰堂本》参合之”。“坡公喜书《赤壁赋》,见于著录家者不下数种。然集帖中所见二赋并书者唯此。此次摹刻公书,若标名二赋堂帖,则此神应居首。然开端是《归去来辞》,似亦不甚合。若移易之,又非本来面目。窃意此帖若嵌之赤壁二赋堂,则标名应示;若嵌之衙署,则直称为苏文忠公法帖,是不必以二赋居首。”“小楷《黄庭经》,以坡公晚年极意之作,惜刻者老重有余,韵度不足。盖《平远山房帖》通部犯此病,不独此也。然坡公小楷既不多见,此本纵为刻者稍失真面,亦不当弃之。鄙意俟下人刻《四十二章经》之后,则坡公笔意熟悉于胸中,而后以次援之,当有合也”,“《刘锡制诏》,此文为坡公作,此书未必是坡公笔;纵是坡公,亦随手不经意之作,可勿刻也。”“《前赤壁赋》绝佳。唯第四翻石缺一角,毁去‘哀’字,不能意外,记此帖,《三希堂》亦刻之,似当借来补之”。“《观海堂》,当时任铁笔者为苏子六,子六故京师名手,守敬犹倩摹《醴泉铭》—通,甚为精审。故此帖亦少失笔。大抵汗氏《西楼帖》去东坡未远,故所收皆晚年精到之作。此册几于篇篇尽善,然不能尽刻,此在尊鉴审择之”。

杨守敬于苏公之帖石上意见,可见用心之处。“以上弟就手边所有苏公帖呈览。”并要求杨寿昌“所有了钱,祈照数给之”。杨寿吕去任,亦因亏累,以刻石抵债,质于汉口张信记。而后嗣亦屡讼无赎,1925年鄂督军萧旭南得购,后由黄冈汪棠运回黄州。

杨守敬《行书七言联》

境界三:《学书迩言》,评书家之绝唱,论千古之美文。

尊碑崇帖书论,是杨守敬翰墨的三个境界。晚年正是炉剑纯青,1911年73岁时,十月应日本学生水野疏梅之请,作书论《学书迩言》,系统精论碑帖及诸家书法。老人幽忧积月,遂不能成寐,俯伏床褥,但凭记忆,随意随录。自称语无伦次,必多遗漏,以草稿付小野归日本。细读《学书迩言》,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书论的历史文化观和艺术的审美精神。

第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大背景中论书法。他说:三代古文高古绝伦,变化无方,今不适用;秦之小篆,汉之八分,各臻极则;魏晋行草代兴,篆分遂微;晋行草代兴;南朝至齐、梁,北朝至魏、齐、周,具体分书,或杂篆书;隋开唐之先声,遂为楷法极则;宋、元行草、楷书风格自立面目;唐人分书,以整齐为工:,故杨以唐人为断楷书。元明篆分寂然,明人工行楷。清行草不及明代,篆分超轶前代,直接汉人。以上可见杨氏以历史论书法,依书法记历史的观念。

第二,无论各种书艺,在比较中论书法。如右军之草隶,所云隶者,即今之楷书,而世传《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象赞》、《曹娥碑》等小楷,结构与分书迥异。今以晋之《爨宝子》、刘宗之《爨龙颜》,前秦之《邓太尉》、《张产碑》观之,明是由分变楷之渐,而与右军楷书,则有古今之别。《宣示》、《贺捷》又似有分书遗意,则右军手迹,当必有合……未可尽嗤为伪。

第三,个人学书法有“五要”。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樨,则天分限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见少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白名一家,则笔力之疏也。”

第四,以审美的视觉和美感的情绪观察书法史的全过程。中国书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所创造,又为其记录历史。如对《南北书论派》、《北碑南帖论》,在理论—卜和方法上,对书风的演变作历史的考察,推进了书法史的研究;在帖学和碑学兴衰中,客观、全面对待碑帖,站在历史的山峰上观察时俗;联系不同时代碑帖用笔、结体、风格、继承、演变,逐作品的评述辙迹;对名人或不名书家,亦唯求其是,是杨氏治学品格的可贵之处;不拘一格评书,评品书艺与考据学问相结合;感情洋溢,终身热爱祖国书艺,并在一生中以贫困治碑帖而不悔,且痴以苦为乐,以祖国传统书法传世而乐,其审美与美感的观念及情趣,世所难匹! (杨世灿)

杨守敬述评

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举,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杨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逝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都龙窝。

在晚清和民国的书法艺术史中,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不可不提,那就是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年)是晚清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书法艺术家和书学理论家。研究他的书法和书学理论,对于研究整个清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清初康雍乾前三朝之际,帖学派在书坛占主导地位,影响书艺近百年,这是借用皇权和高官势力膨胀起来的一股艺术思潮,从而使得帖学派辉煌一时。随着清阼衰微,文网疏漏,自嘉庆、道光以来,以地方大员倡导的北碑派如异军突起,取而代之,一时领骚于书坛,其间,仕子学人随着金石学的蓬勃发展,争先习之。然而帖学有帖学的缺欠,碑学有碑学的不足。古人制帖,主要靠手工钩摹,摹书要求精益求精,费时费工,好的摹本也极其珍贵难得;而用双钩法制作的法帖,经过多次翻刻,往往肥瘦失真,甚至面目皆非,因而康有为有“刻帖不可学”之论。然而碑学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大。汉碑、唐碑固然很好,所见文字,只有间架结构,无墨色可言;文字经过刻工的再创作,书家的原创精神已经有所流失。况且,北碑多有异域胡人的粗犷风格,别字、俗字、异体字也特别多。因此到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由帖学入碑学,再由碑学返帖学,走上一条碑帖兼顾,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的新书家,杨守敬便是这类新书家代表之一。

其实,在杨守敬之前,已经有不少书家走上碑帖兼顾的术路。以杨守敬的书法老师潘孺初为例,即碑帖兼顾的书家。潘孺初(?-1892年)号存,广东文昌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官户部主事。此人博览群书,学识深广;治学问于宋学、汉学两道,习字于帖学、碑学之间;他无门户而立,无窠臼自居,优于见识,兼容并蓄,辟陋取优;他自律甚严,没有任何著述。对于好学之士,虽为晚辈也尽心相待。他远避权贵,不与俗人交游。他辞官以后,任琼州书院掌教,人品学问极受乡人尊敬。他死以后,人们在书院旁建立祠堂祭祀他,可见感人之深。杨守敬说,他用笔“得古人秘钥,能悬腕作蝇头小楷,凡汉魏六朝碑版以及晋唐宋明名家法帖,朝夕摹写,至废寝食,故所作书,驳骏入古人之室。”他临书时,写完纸的正面,再写纸的反面,两面写完之后,便将其扔到字纸篓,绝不示人。他的墨迹存世极少,但他的书风,表现为沉郁清新的感情,与他的性格相符。对于碑学的优劣,他有独特的观点。他在谈到碑学时,对杨守敬说:“《礼器》方整峻洁,如楷书之有《庙堂》、《醴泉》,自是分书正宗。然如《开通褒斜》之纵横排敖,《元初三公》之体兼篆分,《西狭颂》之方整,《武荣》、《郑固》之淳古,《石门颂》之飘逸,各有面貌,各臻妙境,皆非后人所能拟议。至若《曹全》之流美,《白石神君》之柔润,以至汉季,古意稍漓。然三国之《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潘孺初还说:“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陈曼生、伊墨卿所以独出冠时,姚伯昂力摹《曹全》,终落次乘者,此也。”对于金石书法,潘孺初认为:“颜书用笔迟,故迂徐卓荦;欧书用笔速,故惊奇跳骏;虞书是江左格,妙有二王风规,欧书是北朝体,犹存分隶遗意。以今汉碑证之。当自景北海一派人,学者未识此意,固不许窥渤海藩篱也。”

杨守敬受业于潘孺初,中年以后,他沿着潘孺初的思路,辑出《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和《激素飞清阁平帖记》,前者是碑学书,后者是帖学书。后来又刊印了《寰宇贞石图》,选印了二百余种自周秦至隋唐显示文字与书法演进轨迹的碑刻,供学人参考。他立足于阮元、包世臣所建立的体系,又随时纠正了他们的偏颇之辞。这两套书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对历代碑帖有选择的审议和考证,并对碑刻出土地做实际的考察和调研,评之公允,言之有据;他从书法变迁的角度,总结了历代书家成功的经验,为自己的书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也为后学提供了一种可资自学的门径。

杨守敬出身于商人家庭,又极力试图进入仕途,他的祖父给他取名“杨开科”,可见是希望他成为有功名的人。要想有功名,就必须走科举的路;要想走科举的路,就必须工小楷,因为科举考试一律用小楷;小楷写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考生的命运,也就成为今天我们常说的卷面分好坏如何。考官的第一印象,便是小楷写得如何。杨守敬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写小楷,要想艺压群雄,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娉雅,不落俗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如此。只有写好小楷,才能征服考官。为此,他探讨了历代楷书的源流,写出《楷法溯源》这样书学名篇。他认为:汉代已有今隶之名,因念《晋书·卫恒传》有“楷法”之称,故定此名。他认为:“隶书起于程邈,此谓分书耳,隶书以徒隶得名,故楷书亦称隶书,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郑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以及两晋砖文,皆二体不分,盖楷书之权兴矣。”他还提出“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抚拓,无隶遗意,不足为据”。因此,“辑楷书,以唐为断”。我们首先欣赏一下作为正楷的《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碑文(图1)。朱先生是指杨守敬的启蒙老师朱景云(?—1891),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弱冠即有书名,尝以笔润自立,维持生计。杨守敬早年就读于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契帖,习正书,尝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朱先生精力绝人,平旦据讲坛,终日无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鸡鸣时才就寝。朱先生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杨守敬。三十年过后,朱先生去世,杨守敬感恩于先生,带着无比崇敬的精神,写下这块碑文。他私谥朱先生为“文敬”,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全篇五十九行,八百六十一字。今人黄祥鑫评价他的楷书风格时说:“有北碑之苍劲,金石之韵味;有欧体之平正险劲,刚中见柔;又有六朝碑帖隶书余韵。其所谓取唐代欧书的险劲,虞书的清媚,褚书的遒丽,加上广采播收,取各家之长,又出于己意,字成一体,形成苍劲、端庄的独特风格。”这通墓志可以说是“字里金石,行里玉润”,师古法又不拘泥于古法,证实了那句“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的名言。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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