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三庚

1826-1890

在晚清印坛上,徐三庚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勇于创新的篆刻家。

徐三庚,清末著名篆刻家。字辛谷,又字诜郭,号金罍、井罍,又号袖海、褎海,别号金罍道人、金罍山民、似鱼室主、馀粮生,山民,翯然散人等。

由于徐三庚后期的篆刻创作还是“邓派”的“印从书出”路线的,他也被称为邓派继邓石如、吴让之之后的“邓派第三人”。

生前辑有《金罍山民印存》、《似鱼室印谱》,卒后有《金罍山民手刻印存》、《金罍山人印存》、《西泠印社藏徐三庚印集》行世。

徐三庚精于金石文字,书法工篆隶,篆书深受三国时吴国的天发神谶碑的影响,奇瑰劲涩,面目独具,惜存世无多。

与吴让之、赵之谦齐名,能摹刻金石文字。苦习《吴纪功碑》,参以金农的侧笔用法,纤细流丽,飘逸多姿,在吴熙载、赵之谦外另辟面目。

在近代篆刻史上,徐三庚篆刻纵横遒逸,使刀如笔,篆隶书法也如其印,飘逸婀娜,自成一家风范。

徐三庚篆刻作品,其篆刻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种格局:

篆法仿汉碑额一路的印章。这是他的印章中最常见的一种,人们说他的印章“如吴带当风”,主要就是指这一路风格而言。对于这一路印章,他有时在边款中署为“仿完白山人”,说明他对邓石如的印风有所取法。

篆法拟《天发神谶碑》一路。《天发神谶》是他下过功夫的一块碑,他拟写此碑的篆书,也写得很精采,但用这类篆体来刻印章,数量却並不很多。

“拟秦”、“仿汉”、“仿宋元人印”。在他的印跋中,有时称该印为“拟秦”或“仿汉”或“仿宋元人印”,但实际上其中多数作品,与所称拟仿的秦汉印或宋元人印,距离甚大,一般说来,他所称的“拟”或“仿”,往往是取一点意思而已,並不追求肖似。例如刻粗边朱文印,他就指为“拟秦”;较为方正的白文印,则称为“仿汉”;篆法流动一点,就是“仿宋元人印”,实际上其中多数印还是“我自用我法”。

拟浙派一路。他刻印是从浙派入手的,所以这路印章,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较为多见,但稍后的作品中也有出现,只是少一点而已。

徐三庚篆刻作品上溯秦汉下逮元明,致力浙派,后取法邓完白及汉碑额篆与天发神谶碑,参用其飞动体势,使之熔为一炉,加以用笔妍媚泼辣,用刀细切利落,章法虚实相间,独辟蹊径、风格独具,成为与赵之谦同期之又一位创新篆刻家。

他将金文、封泥入印的先驱,也是“印从书出”理论的积极践行者,与后来的吴昌硕一起成为“印从书出”的代表。

徐三庚早年对秦汉印下过苦功,形成浑朴古厚的风格。

书法飘逸多姿,疏密感极强,刻印趋向流动妍美。

边款风格取法晋、唐、汉、魏之间,刀法猛利,自成面目。

三者都出自徐三庚刀下——浑厚、妍美、猛利。

徐三庚生活的年代是个篆刻大发展的年代——他的年龄在吴让之和赵之谦之间,他比赵之谦大3岁,比吴让之小17岁。

33岁时,徐三庚见徽派大师程邃作品,于是开始学习程邃印风。

至35岁时,徐三庚结识岑中陶。岑中陶是大收藏家,徐三庚得以在他那里大量浏览、观赏古今名印,由此大悟。

于是,开始了他由浙宗转向徽宗的道路。

之后,他在邓石如和吴让之那里学到了“印从书出”的精髓,又基本进入邓派的路子,在此后的近十年里,他刻了大量师法邓石如、吴让之风格的印章。

徐三庚年青时入道观,亦信人之转世,故在其自用印“褎海”白文印三面边款中,由周闲阐述此意,文曰:“井罍之太翁梦上官文佐而生井罍,故作此印以志其事,余谓古人如蒋虎臣为峨眉老僧之类甚多,或者慧业未能泯灭,其扶舆磅礡之气仍钟于人间耶。金罍精于金石之学,亦其夙慧所致也。然则今之才能之士,其为古先闻人后身,皆未可知,安得一一向太虚而叩之。”

此亦徐三庚发自内心的叙世明志之言也。

褎海 徐三庚

其实,徐三庚在这一段时间的作品里,已经渐渐有了吴让之批评的“让头舒足”的问题,但此时的徐三庚强烈的个人特色尚未显露。

但他的自学经历使他形成了自我思考的强烈个性,他决不屑于尾随他人之后。

于是,他遵循和借鉴邓石如的学习和创作方法,也从汉碑、汉碑额入手的基本法则的基础上印外求印,上溯汉砖、汉瓦、汉金文,最终选择了《吴纪功碑》体势为自己的风格。

《吴纪功碑》全名《吴天玺纪功碑》,三国东吴刻石。因为东吴末帝孙皓为维护其统治,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伪称天降神谶而刻,故又称《天发神谶碑》。

提起《天发神谶碑》在中国篆刻史上可是鼎鼎大名,赵之谦的“丁文蔚”印,黄牧甫的“鲲游别馆”两印体势启发均来自此碑,后来的齐白石印风的创建,也受些碑启发。

丁文蔚 赵之谦

鲲游别馆 黄牧甫

徐三庚的篆书风格得益于《天发神谶碑》,而其创作方式是“印从书出”,那么,他的篆刻风格自然也是《天发神谶碑》风格的,他也由此形成了自家风格,徐三庚自家面目突出的篆刻风格由于是基于《天发神谶碑》的,因此,某些较为夸张的篆法就成为人们评论非议他“故作姿态”的“证据”。

徐三庚篆刻作品很多伸展出来的线条,如果仔细观摩,能在这种夸张的线条中看到猛利与张扬,灵动、秀气,气息完满,劲力十足又秀丽,绝无小家之气。

他一生刻了大量的印章,其中不乏精采的作品。

但我们在翻读了他传世的几种印谱以后,感到他自从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以后,就一直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似乎很少考虑更多地吸收一些东西,来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印风。

此外,他在字形方面,过于追求灵巧飞舞,不免失之于飘忽;在用刀方面,爽利挺劲,是他的长处,但如果加之以含蓄与苍茫,就更耐看了。

这或许是由于徐三庚的生活经历决定的。在他的后半生,他一直客居上海“浦寓斋”卖书印为生,他需要大量的创作以换取生活资料和资财,这也是他的印风固化的原因。

这跟浙派的赵之琛的经历有相像之处。

徐三庚对当时的日本书法篆刻界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篆刻。

当时他的印风风靡日本,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明治十二年(1879年)和明治十九年(1886年)。日本印人圆山大迂、秋山白岩,先后专程到中国向徐三庚学习篆刻,使他的篆刻艺术在日本得以更为广泛地流传。

日本文人内藤湖南《湖南詩文存》内《湖南文存》卷四《學步盦三種序》(1922大正十一年四月):“岁癸卯,识圆山大迂先生于浪华。先生风流博雅,能诗,精金石,通画理,而尤妙于篆刻。余与矶野秋昕等昕夕过从,商搉古今甚乐。先生尝论北碑云:中州山左碑志造象,截铁刻玉,雄强险劲,寔刻工刀法有以致之,非但毛颖之力矣。因举其自刻石印款识以证之,所言确凿,人不能难也,其篆法则出于邓石如。明代以来篆刻以浙派为宗,末流之弊,越工越俗,古法荡然,邓氏出而振之。及乎近年,有徐三庚辈,犹能传其法不失。先生屡入淸国,所交游皆一时名人,而问篆法于徐氏,盖我邦高芙蓉始私淑浙派,以变宋元杂印之陋,而继起无人。经百余年,至先生出,而古法始兴。”

徐三庚一生布衣,不曾到过日本。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杨守敬——这位清末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随着杨守敬的鼎力指教,北碑系统的书法赢得了日本很多学者的青睐,给当时的日本书法实践和研究开了一条新路子。

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很多日本的书法家直接来到中国,向中国的书法家拜师请教。

圆山大迂(1838-1916),名真逸,号大迂,被称为是日本印学宗师,在日本篆刻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治十一年(1878),圆山大迂来到中国,从徐三庚、杨岘学习篆刻、书法。《广印人传》称其:“自幼好治铁笔,以中日篆法不同,遂游中国,师事徐三庚,尽得其秘。”

在日本他是最早推介徐三庚艺术成就的人,也是徐三庚弟子中最得其传,成就最高的一位。

桑名铁城,名箕,字星精,号铁城、大雄山氏,斋号“九华印宝”、“天香阁”。曾受北方心泉指教,钻研篆刻金石。

明治三十年(1897)来华学习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刀法,学成回国。

在当时与圆山大迂并驾齐驱,被称为新印风的开拓者。

河井荃庐(1871-1945),初名得松、得、子得,日本印宗师,在日本篆刻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篆刻作品在日本被视为国宝。

篆刻受教于筱田芥津,后改习浙派,旁渉徐三庚、赵之谦,后来华拜吴昌硕为师,是吴昌硕唯一的日本弟子,是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

西川春洞(1847-1915),名元让,字子谦,号春洞,日本著名书法家、汉学家、书法理论家西川宁的父亲。深受北方心泉、秋山碧城等人带回的徐三庚诸多书法作品的影响。

此外,他还双钩徐三庚《临<郭林宗碑>》探究其笔法,并在此基础上临摹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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