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巽斋、乙庵、寐叟等，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历任刑部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布政使等职。为官期间在北京曾参加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支持维新变法，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宣统二年(1910)因得罪当道权贵而称病乞归,辞官后定居上海。辛亥革命以后反对共和制，力主清帝复位。沈曾植是著名学者，泛览群书，知识广博，擅长治辽、金元史、西北地理及古代法律之学，著述颇富，同时又以擅长书法而在当时极负盛名。
沈曾植学书最初走的是帖学道路，以晋人行草、唐人楷书为根基，对钟繇致力尤深，长于章草。为官后，所交往者中多有精于金石考证、喜欢收藏碑刻拓片之人，受风气熏陶，亦养成搜集、谈论金石碑刻的爱好，书法实践也从帖学转入碑派。他服膺于包世臣的用笔方法，并在包氏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形成一套独特的用笔习惯。此外又广取博收，既融合碑、帖，再以新发现的西北汉晋简牍及唐人写经。中年刻意经营，功力深厚，晚岁专心求变，缤纷披离。最终水到渠成，遂成为清末民初书坛上的卓然大家。
沈曾植早年精于临帖，因性喜章草，又学锺繇,故其临《淳化阁帖)等二王一路草书皆凝重古厚而有隶意。中年转向学碑后，对清代书家包世臣、张裕钊、吴熙载等人最为称许，曾有诗句云:“百年欲起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又谓“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他对包世臣的用笔方法尤其推崇备至，悉心领悟而极意发挥，其书法的独特风格大致根源于此。包世臣在用笔上主张铺毫转指，故其点画多侧锋取势。
沈氏则抓住转指这碑派笔法的关键，强化夸张，执笔作书时盘旋飞舞，翻折跳荡。据其弟子王蘧常回忆，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但观其作品，点画古朴厚实，笔笔送到，虽捻管转毫且行笔迅疾，却丝毫没有怯弱虚浮的毛病，这不能不归结于沈曾植在临习碑版石刻方面所练就的深厚功力。沈曾植对古代碑刻的取法比较广泛，而且笔法先行，不论临写何种碑刻，除结体特点仿效原碑外，用笔方法则都是采用包世臣的“安吴笔法”，即重在铺毫与转指。
出于对章草的偏爱，沈氏于隶书非常留心，自称最喜汉《校官碑》，以其能沟通篆、隶二体，开北碑之先河。其所临汉碑，用笔生涩而有顿挫，点画圆厚而有篆意，字形结构常取篆、隶融合之旨。同时对汉《祀三公山碑》、孙吴《禅国山碑》及《天发神谶碑》等糅合篆隶为一体的碑刻也多有取法参合。作为碑派书家，沈曾植对南北朝时期的碑版基志多有潜心临习。在北碑中他对《张猛龙碑》评价最高,谓“北碑惟此骨韵俱高，敛分人篆，信本晚岁瓣香殆皆在此”，又云“仆常以此颂在北碑中正如唐碑之有《醴泉铭》”。其所常临习者，除此之外，尚有《郑文公碑》及《爨宝子碑》，尤以后者沉郁雄宕且多有隶书笔意，因而临仿体会用力颇勤。
尽管沈曾植在临习汉魏南北朝碑刻方面所下功夫极深，然而他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及其享誉之处，则在其态肆跳宕、奇态横生的行草书。沈曾植的行草点画生涩遒厚，结字错落缤纷，面貌奇肆而韵味醇古。在用笔方面，他虽宗包世臣用逆锋铺毫外加转指之法,但从临习汉魏南北朝碑刻所获得的功力和营养，使得其点画更加凝重沉厚，字里行间充满隶、楷相间的生拙意趣，不似包世臣多侧锋扁笔而显得虚弱单薄。又因为沈氏久习法帖，熟于行、草笔势，故其点画起止、圆转方折以及笔画之间的呼应牵带均能抑扬尽致，委曲得宜。
此外又对晚明书家黄道周、倪元璐的用笔多有领悟契合，其行草横画多向右上斜昂然后再翻笔折向左下的特点，即是得益于黄、倪二家。晚年更参以唐人写经及西北汉晋简牍，学写经则捺脚丰满、势足力健，临简牍又“悬臂拓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遂老笔纷披，恣肆烂漫。其字形结体正敬相间，大小错杂,体势基本来源于法帖。但因章草意味较浓，故字与字之间较少连笔，每个字形各逞其态，且多为上部开张宽阔、下部收敛紧促的不稳定形状,所以能给人一种奇险跌宕和稚拙古朴的感受。与其他书家相比，沈氏更偏好于展示点画的生拙和字形的奇崛，使人觉得他真正的追求不在于气势，而在于体态。
以模仿隶书和北碑效果的用笔来写晋、唐行草，字形体势来源于法帖却又回避牵连和流畅，从而构成了沈曾植书法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模仿，为自己的书法道路增加了很多精彩，也让更多的书法家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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