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来日的中国人中，许多人都抱有搜辑中国佚书的愿望，在杨守敬之前，已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人留心搜集，来日的清朝首任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光绪五年（1879）出版的《日本杂事诗》中谓：“博士来从继体初，五经也自劫灰余。航头古典欺人说，何处嫏嬛觅异书。”其下自注谓：“余来东后遍搜群籍，足利学校、水户书库皆藏书极富者，未闻有逸书也。欧阳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蛮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亦儒者妄想，明丰坊因之，遂有伪《尚书》之刻，是亦姚兴《舜典》得自航头之故智也。”黄遵宪是光绪三年（1877）来到日本，他虽也极力想搜寻佚书，却无多大收获。杨守敬在三年后的光绪六年来到日本，任清朝驻日使馆随员，在此期间他广泛搜访中国流散在日本的佚书，最后携带了20余万卷珍贵古籍回国，其中不乏宋元时代的善本。为什么杨守敬的访书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呢？
一、杨守敬来日前的学问基础
杨守敬自小起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式教育。他出生在湖北省宜都县一个商人家庭，四岁即丧父，六岁由母亲黎氏教以读书识字，至八岁始出外就师学习四书五经，至十一岁辍读，回家当学徒，但夜晚仍自学，诵书作文不断。至十四岁始又从师学习，一年后以经济困难再次辍学，至十九岁又出外从师，当年考取秀才，至二十四岁，自己设馆教书，当年考取举人。
在传统的科举教育之外，杨守敬主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好学奠定学问基础的。读书时，他不愿只读八股文，而喜读名家文章，十九岁时，他师从江陵朱景云，当时与朱景云交往密切的谭大勋是考据学家，著有《新唐书纠缪》、《读书一得》、《明事类编》等。杨守敬从朱师与谭大勋的谈论中开始接触到清朝的考据学。二十岁时，由于太平天国的动乱，长江下游的不少文人避居山区宜都，当时在杨守敬家先后赁屋居住的有著名文人余杭郑兰、元和顾文彬。顾文彬又是收藏家，精于鉴别，著有《过云楼书画》、《缘眉楼词》，郑兰是藏书家，杨守敬最早就是在他那里看到了六严的《舆地图》，并影绘二部，从而开始了与历史地理学的结缘。
考取举人后，通过进京会试的机会，杨守敬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从而为自己的学问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自己在晚年自撰《年谱》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进京会试时说：“正月入都，由一山（遂溪陈乔森）得见文昌潘孺初（存）先生、归善邓铁香（承修）同年。孺初精诣卓识，罕有伦匹，铁香卓荦不群，皆一代伟人。守敬得闻绪论，智识日开。”陈乔森、潘存、邓承修三人与杨守敬从此成为终身好友，对杨守敬影响很大。陈乔森后来任广东雷阳书院讲席近三十年，弟子数千人。杨守敬到日本后，曾向日人宫岛诚一郎介绍说：“弟所深交诗人有陈君乔森，旷代奇才……尔时彼二十余耳，今已近五十矣。先生如以诗投之，弟为介绍……此人初入都时，年二十余，名震都下，一时无两，张之洞且退避之。”潘存擅长书法，杨守敬谓“凡学问流别及作文、写字，得其指授为多。”邓承修后任御史，晚年主讲广东丰湖书院，有著作《语冰阁奏议》问世。
由于在京能与学者文人交游，增长学识，在第二次入都应试落第后，杨守敬留在了北京，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乙丑（同治四年，1865）三月会试，荐而不售。是时都中友朋均劝余留京，余亦以都中为人文渊薮，乐与赏奇析疑，为学问进步，并非为他日发迹计，盖其时已屏除时文于意计外矣。”后来又与钱塘谭廷献、山阴李慈铭、桐庐袁昶相交往。谭氏有著作《复堂类稿》、李氏有《越缦堂日记》、袁氏有著作数十种，后汇入《渐西村舍丛刻》中。杨守敬前后在京师来去呆了十六年，“在京日多，在家少”。在京师与文人学士的交往，对杨守敬奠定学问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来日本后，曾对日本友人说：“弟生于偏乡，无良师友，二十三举孝廉，同入京师，得交当世贤豪，故于学稍知门径。”
在来日以前，杨守敬在金石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已具备了良好的素养。这些素养对他以后在日本访书取得重大收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来日以前，杨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金石学方面，据他自己说，在他还只有五岁时，数钱时就喜欢挑取古钱来玩，看来他嗜古来自天性。曾一度租住他房屋的顾文彬是鉴赏名家，或许对他也有些影响。留居京师后，他在教学之余，每天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常常流连忘返，归时街上寂无一人。经过历年辛苦搜寻，他收藏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已基本齐备，后来携到日本的万余件金石拓片，为他在日本用以搜寻换购书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搜购金石拓片时所培养的鉴赏力、搜寻方法的训练也对他日后的访书有重要的帮助。
杨守敬来日前在金石学方面的学术素养，还可以从他已完成数种相关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他当时在金石学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有《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1877）、《激素飞清阁藏碑》，已完稿的有《平碑记》、《平帖记》、《集帖目录》等。
金石学之外，杨守敬在经史方面也下过功夫，这方面的著作当时已出版的有《论语事实录》（1869），和人共著的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1879），还撰写过《小学记录》，后佚失。这些著作反映了杨守敬在经史方面的深厚造诣，如《论语事实录》对前人研究《论语》的成果重新予以检验和评价，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其中引用的书目近百种。杨守敬对自己在经史方面的基础也很有自信，来日后，在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的谈话中，杨守敬曾很自负地说：“弟不佞，若使弟遇狩谷，固当北面，若使弟遇息轩，则当与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狩谷指狩谷望之（1775－1835），江户后期的儒学者，在文字学、考证学上有深厚造诣，著作有《笺注倭名类聚抄》等；息轩指安井衡（1779－1876），是日本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日本人名辞典》称其为一代泰斗，著作有《论语集论》等多种，可见杨守敬对自己自许甚高，而从后来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看，他当时的自信并非是空穴来风。狩谷望之和安井衡都是日本考证学的代表人物，杨守敬将自己与二人相比，也是认为自己的学问基础与二人相似。
在来日以前，杨守敬对目录学也发生了兴趣，他在与岩谷修的笔谈中说：“弟于目录之学颇留意，中土自丧乱以后，经籍沦亡，后生小子欲求书无路，前岁在都，与张君香涛（自注：名之洞，亦号孝达，知之否？）其督学四川时撰《书目答问》一书，收罗最广博，而以于汉学、于宋学之书取之太少，且胪列各本，不甚分类。弟尝病之，欲别撰一书，疏列各善本，并著其佚存，其板今在何地何家，于汉宋之分亦略著其说，此书若贵国刻之，亦可知中土学问门径，且此书不过五六本，刻之亦易，□有意，我为刻期成之。”从上文可以看出，自光绪二年（1776）《书目答问》问世后，杨守敬由于对其不满意，已有意重撰一书，来反映中国学术发展源流，因而开始关心目录学，在杨氏来日时，对其框架、内容已有基本设想，甚至可能已经撰写了部分初稿，我们可以从杨守敬后来出版的书籍中追溯到部分踪迹。据《杨守敬集》中《丛书举要》的整理者说，他们曾发现一部《丛书举要》的残稿，其体例是：“先是全录张之洞《书目答问》的经部解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按张说以汉学家法为重，故不得不严，然既以稍有出入者为低一格，则不妨从宽。且乾嘉以下经师多断代称引，于小学为独专，而于微言大义多有所略。道光以来，魁硕之士更追溯西汉，尤兢兢于微言大义，则宋元以来自抒心得不悖于古义者，未必尽无所取。故今甄录较多，非调停于汉魏之门也。径途既端，则取舍自有准绳。若以驳杂以省目力，此为读书者言则可，为著书者言则不可也。’”通过比较，整理者发现，这部残稿与《书目答问》在编纂体例上十分相似，残稿所收经部丛书，都为《书目答问》经部所收，而且两者对这些丛书在著录用语和内容上都基本一致，因而整理者推测：“光绪初年，杨守敬看到《书目答问》后，对张之洞‘经学小学书以国（清）朝为极’，‘宋元明从略’的观点持不同看法，认为‘为读书者言则可，为著书者言则不可’，于是着手编纂一部学术性目录，其成果则为《丛书举要》二十卷本。”这正与杨守敬与宫岛谈话中指出《书目答问》“于汉学、于宋学之书取之太少”相印证。关于《丛书举要》的撰写时间，据《邻苏老人年谱》载在光绪二十八年“写成待刊”，但据李之鼎在《增补丛书举要序》中说：“壬子避地沪上，与宜都杨惺吾先生过从甚密，先生尝与鼎言，汇刻丛书目录，前有顾氏《汇刻书目》，后有朱氏《目睹书目》，近年海内刊刻丛书，虑数十百种，且向有之书，为二目所漏者，亦尚不少。向曾萃合二书，益以日本之《群书类从》，宋、元、明、高丽之校本，《大藏经目录》。然前之所略，及近三十年新刊之书，皆未能采入。手此稿本以赠鼎曰：‘吾老矣，所撰《水经注疏》迄未脱稿，此书子其任之。’”杨守敬以《丛书举要》手稿赠李之鼎是在1912年，而杨守敬谓“近三十年新刊之书皆未及采入”，当以其原稿始撰于三十年前，而其时正是杨守敬赴日前后，只是到光绪二十八年重新写清定稿，并未对近三十年的新刊著作进行增补。因此，我们推测，《丛书举要》就是杨守敬当年与岩谷修谈到的准备为补证《书目答问》而撰写的著作的一部分，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手稿赠与李之鼎后，李将该书由二十卷增补至六十卷，编辑体例，思想已大有改变，与杨氏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了。但这部丛书仍提出了一个切合丛书发展实际的分类体系，对后来的图书分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中仍可看到杨氏在目录学方面的造诣。
正是由于杨守敬来日之前已具有深厚的学问素养，从而使他在搜寻中国古籍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来日之前，杨守敬对日本存在有不少中国珍贵古籍应已有所了解，除了中国史籍上有关于此方面的记载外，他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一是他在著作《论语事实录》中引用过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山井鼎以日本足利学校收藏的《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孝经》、《孟子》钞本或稀见版本对通行的注疏本进行校勘，订正了通行本的许多缺讹。该书出版后，传到中国，收入《四库全书》，阮元又把它校订刊刻出版，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杨守敬对此事一定记忆很深，来日后，他曾特意搜寻当年山井鼎用过的版本。《日本访书志》卷一足利活字本《七经》条载：“足利学活字本《七经》，山井鼎所据以著《七经孟子考文》者，……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见经即购存，积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同卷《尚书注疏》二十卷宋椠本条载：“此则中土久佚，唯日本山井鼎《孟子七经考文》得见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顾其原书在海外，经师征引，疑信参半。余至日本，竭力搜访，久之乃闻在西京大阪收藏家。”从上可见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由于杨守敬搜寻到许多连山井鼎都未能见到的版本，因此他萌生了就自己搜辑到的古本重新对《七经》进行校刊的想法，这个想法在日本时就已有了。王重民辑《日本访书志补》影日本古钞卷子本三十卷《春秋经传集解》条载：“余尝谓，据今所得日本古钞本重校一过，当胜山井鼎，此其一证也。光绪壬午年（1882）夏六月宜都杨守敬记于东京使馆。”一直到晚年，杨守敬对此事还念念不忘，《增订丛书举要》卷二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条下杨守敬跋谓：“此日本山井鼎等就其国足利学校所藏古钞本、宋椠本及足利学校活字本合而校之，颇为精审。然余于其国得《周易》、《尚书》单疏，《毛诗》黄唐残本，《礼记》单疏残本，《左传》古钞卷子本及单疏残本，皆山井鼎所未见，又得古钞《七经经注》。如数通以校山井鼎之本，时多出入。缘山井鼎仅就足利一学所藏，余则遍觅其国中古本，故所见多数倍也。拟为重校七经本，仅成《论语》、《左传》，余未脱稿。而余老衰眼花，不复能细校勘，然其书皆什袭藏之，未敢散逸也。”是杨守敬后来曾据自己搜寻的版本对《七经》作过校勘，只是未能完稿。
来日前，还有一件事使他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留下了深刻影象，以至于他后来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还特意提及：“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吕氏读诗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意必有秘籍孤本错杂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由蔡姓者运至宜昌贩运的古书中“宋、元椠甚多”，这对嗜古如癖的杨守敬来说，无疑使其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之多，板刻之精，充满神往，这或许是中国有嗜古癖文人的一种通病。当杨守敬来日后，给李慈铭写信说：“（日本）其国中古籍甚多，所见有唐人写本《玉篇》……又有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又有《续一切经音义》，补慧琳所遗，又有隋杜台卿《玉烛宝典》，隋杨见善《太素经》三十卷，皆钞本，其余秘籍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胜收。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夥。”李慈铭接信后，也不禁“闻之神往，有怀铅浮海之思。”
杨守敬来日前对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的了解使他能够对在日本访书有所思想准备，以及相应的物质准备。
二、杨守敬访书获得成功，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学问素质外，还与他来到日本的时机有关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崇尚西洋，鄙视汉学，古籍弃如蔽蓰。据当时中国人《日本杂记》（阙名）载：“在其改政之初（指明治维新），几欲废置汉学，国中所有中国书籍，皆贱价出卖，又多为中国人购回。如《太平御览》，一部价才十余元。”王之春《东游日记》载其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在东京购书事谓：“入市购买古书……，尤喜者中土书籍亦群萃于此，如《四库全书》、《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无不皆备，更有中土终老穷经而未得一窥之书，如《易经》注释约三百余种，其他类是。余尝闻日本喜购中土书籍，未之敢信，观此则人言真不我欺。”明治年间游历日本的傅云龙也说：“（日本）未读西书以前，守汉籍如拱璧，千百年物犹有存者，今散佚多矣。”原本保存汉籍经卷的寺院，也在排释毁佛的风气下大量流失。
除了世风改变以外，明治维新后实行的政策措施直接对汉籍造成了打击。一是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是医疗制度的变化。
明治后实行新学制，短时期内大量的学校由传统的塾之类的学校改为新式学校，在明治六年全国学校约有12597所，而至明治十九年十余年间增至30388所。旧学教材多学中国传统经籍，而新式学校则以西学为主，使汉籍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功用丧失，故一般人家大都贱价出售汉籍。医疗制度的变化也给汉籍的命运带来重大的变化。日本无科举制度，而其传统医学则主要源自汉方，因而日本医家多收藏中国医学书籍，兼及其他经籍。明治维新后，实行新的医师考试制度，规定此后开业行医者必须通过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药剂、内外科等六门考试，也即汉方医师必须通过西医考试才能领取执照。这种压制汉方医师的政策除了使汉方医师后继无人外，也使汉方医师所收藏的大量汉籍失去了用处，因而纷纷贱价出售。如著名汉方医师藏书家多纪桂山家的藏书全部被卖掉，汉医森立之也将自己的大量藏书卖给了杨守敬。杨守敬在日本所搜藏到的图书特色之一是医学书籍最多，其原因当也在此。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说：“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医员为多，喜多村氏、多组氏、涉江氏、小岛氏、森氏皆医员也，故医籍尤收罗靡遗。”杨守敬在日本拜访森立之欲购买其藏书时，森氏说：“只经史之书及医书等，可沽却者或有之耳。”也是将医书首先出卖。
与日本汉籍大量贱价出售相对比的是，这时中国图书市场的古籍价格却在上升。震钧《读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载：“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值极贱，宋椠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少。到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骏，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然其价亦不一，宋椠本计叶酬值，第叶三五钱，殿板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钱；然如钱黄顾诸书，价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诸书，则视纸板之精粗，道途之远近以索值，大抵真字板较宋板字赢十之三，连泗纸较竹纸亦羸十之三，道途之远近者又蠃十之三，于是同一新板，有倍价者矣。（《天咫偶闻》）”光绪初年北京图书市场价格上涨时杨守敬正在北京，他肯定对中国同日本图书价格的差距有深刻印象，因此他来到日本不到一年间，就购买了三万卷图书，只要是已经毁板的图书都尽力收购。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一是由于中国人大量购书引起日本图书市场价格上涨。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说：“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为秘籍，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原注：近日则闻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不仅是由于中国人在此大量购书，日本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汉学并不能完全排斥，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载：“方今西学盛行，然不通汉学者至不能译其文，年来都鄙诸黉争聘汉学者为之师，而文人学士亦不能如前此无进身之阶，汉学之兴，不指日可待乎？”实际上，到明治后期，日本的汉籍价格就已超过了中国。严修《壬寅（1902年，明治35年）东游日记》九月十六日载：“西京（京都）书肆较多，规模亦较东京闳敞，所见监本纂图《尚书》三册，索价百五十元，《唐文粹》三百元，《事文类聚》、《容斋随笔》价不确记，大约皆较北京场肆加昂。”日本只是在明治初期一个很短暂的阶段图书市场汉籍价格低廉，而杨守敬以一寒士身份，正好在这个时期来到日本，这不能不说是天时之助。
三、日本友人的帮助是杨守敬访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1． 日本友人为其提供古籍信息，并帮助借阅转抄稀见图书
杨守敬来日之初，对日本古籍的具体收藏保存情况并不熟悉，好在不久他找到了一本由森立之等人撰写的《经籍访古志》，里面具体记载了日本稀见古籍的版本、收藏处所等，为杨守敬搜寻图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自己多处提到这本书，在自撰《年谱》中，他说：“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在铅印本《经籍访古志》上，杨守敬又有批语谓：“大抵此书所载传本，守敬约得其半，其不能得者，亦多方影钞之，至于奇籍出于此录之外者，守敬亦多有之。”从中不难看到杨守敬根据《经籍访古志》按图索骥的具体情形。
杨守敬在日本时，森立之还在世，与杨守敬也有密切交往，除了他自己的图书大都卖给杨守敬外，还经常为杨守敬提供各种图书信息。《日本访书志》卷一《春秋左传集解》条载：“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籍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较，此书现藏枫山官库，不许出，恐非外人所得见。”正是通过这个信息，杨守敬通过史馆编修岩谷修借到该书，请书手十人日夜影钞，遂得带回国内。
森立之之外，对杨守敬访书帮助最大的就是岩谷修。杨守敬在自撰《年谱》中提到在日本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岩谷修。当时岩谷修是修史馆一等编修，由于工作关系可以借阅各处藏书。仅从《日本访书志》所载，岩谷修先后为杨守敬借阅供其影钞、校勘的图书有《尚书正义》古钞本、《春秋左传集解》古钞本、《集韵》宋刊本、《太平寰宇记》宋刻残本、《外台秘要方》影宋本、《樊川文集》宋刊本，还把自己的影照古钞卷子本《王子安文》送给了杨守敬。
博物馆局长町田久成则为杨守敬转抄《文馆词林》，影写《新撰字镜》，摹写日本古钞本《一切经音义》，并将自己收藏的宋刊本《广韵》转让于杨守敬。收藏家向山黄村除将自己收藏的《春秋谷梁传》和宋椠本《竹友集》转让外，又将自己收藏的《孟子章句》残本借给杨守敬校订其他版本。此外，寺田宏、岛田蕃根、杉本仲温、柏木政矩等或转让赠送秘籍，或帮助搜寻佚书，积极提供线索，杨守敬正是通过柏木政矩提供的《文馆词林目录》从浅草文库又抄得五卷佚文。而《留真谱》一书，则更是在日本友人的支持帮助下才得以编成的。杨守敬在《留真谱初编序》中说：“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数巨册，使见者如遭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本《河间献王传》语也。余爱不忍释手，立之以余好之笃也，举以为赠。顾其所摹多古钞本，于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补之，又交其国文部省书记官岩谷修与博物馆局长町田久成，得见其枫山官库、浅草文库之藏，又时时于其收藏家传录秘本，遂得廿余册。”
2． 通过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提高了对古籍的鉴别能力
杨守敬来日以前，虽然对目录学已开始留心，但关注的重在图书的学术分类，版本收藏情况等。具体对古籍辨别鉴定，并不十分内行。在同日本学者的交往中，他在这方面得到很大提高。如对日本钞本中注文多有无谓虚字的原因，就是通过森立之指出后才悟得的。《日本访书志》卷四释元应《一切经音义》条载：“忆余初至日本，与森立之遇，谈及日本古钞本注多虚字，以阮文达《十三经校勘记》之说以为日本人所为。森立之变色言曰：‘此在《经典释文》已言之，君不省之乎？’余曰：‘《释文》言多虚之，为注脚某也、某某也之类，非如也下安之，哉下续矣之类也。且自有刻本之以后，此敝已全除之矣。’立之随即入内，取此宋板《音义》出，指数处也之、哉也等处，并有也也叠刊者，因谓‘此非宋刻本乎？’余乃歉然。厥后悟得钞书者欲注文两行整齐，不及细核字数排匀，故随意以虚字填入。”回国以后，杨守敬又将自己的体会再一次告诫世人。《日本访书志补·古文尚书》日本旧抄本条载：“唐以前古书皆钞写本，此因钞书者以注文双行排写，有时先未核算字数，至次行余空太多，遂增虚字以整齐之，别无意义。故注文多虚字，而经文无有也。至宋代刊本盛行，此等皆刊落，然亦有未铲除尽净者。如宋椠《玄应一切经音义》是也。并记于此，以释来者之惑。光绪壬辰（1892）春杨守敬记。”
对古钞本中误字的价值，杨守敬也是在同森立之的交往中逐渐加深认识的。《清客笔话》卷四载杨守敬到日本后的第二年与森立之的一次谈话谓：
杨：《玉烛宝典》误字甚多，掖斋所校十之二三耳。若以《太平御览》及《礼·月令》郑注、蔡氏《月令》等书校之，其误字当有五六也，仆仅校三四叶，已改其误字数十。
森：我辈以有误字本为贵，若其误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后说立，说立而后校注成。别作无一误之定本则可，不得以古本为误本也，是我家之读法也。
这件事对杨守敬印象很深，直到晚年，杨守敬还提到这件事。他在《宋蜀大字＜史记＞》跋中说：“忆余在日本，初晤森立之（著有《经籍访古志》），以古刻书相质，余谬言此书讹误满纸，虽古刻未为奇也。立之艴然曰：‘君于古书未也，书无讹字，尚何足贵乎？’余乃相视而笑，以立之为知言。壬子四月，邻苏老人书于上海虹口寓庐，时年七十有四。”在这之前，他就强调过古本误字价值，《日本访书志补·论语义疏》日本旧钞本条载：“光绪甲申余归后，总理衙门致书日本公使，索皇氏此疏原本。使署中随员姚君子长以根本刊本进，且称其古钞本多讹字，不足据。是真买椟还珠矣。”
此外，在怎样通过字体、纸质、补刊、行款格式来辨别古书版本价值上，杨守敬也从森立之处学得了不少知识。
在日本访书过程中，对杨守敬帮助较大的或是古籍收藏家，或是书法家、或是汉学家，大都是与汉学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热心帮助杨守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汉学发源之国的亲近感。尤其当时日本汉学正受到压抑，汉学家或与汉学相关的人不受到重视。森立之曾愤愤地说：“西洋，无此二字，则乞食于人间，亦夷、齐之徒耳！”当杨守敬劝他将自己的著作刊刻出版时，他伤感地说：“在今日则如此书，见之读之而解其意者，日本国中无多有，刻之亦如画饼耳！”而对中国，则充满好感，在与杨守敬谈到《春秋谷梁传》的刊刻时，森立之说：“日本小岛，且在今日则学者扫地无一人，只汲汲为浮云之贵者皆是。虽然同好者流亦唯有四五辈耳。噫，如贵邦则如《谷梁传》读之者不知有几千人，我邦无一人读《谷梁》者，况其善本与否，谁分泾渭是为耶！”其对日本现状的愤激之情与对中国的向往溢于言表。他甚至希望能到中国发展，对杨守敬说：“一身犹健，若得闲，则往于贵邦，周旋是祈。”森立之是考证学派，曾师从狩谷望之，他对日本学术界也深为不满，曾说：“日本今只诗文世界，其诗文轻如纸币，如经学考证，拂地而无。”这正与杨守敬志趣相投，两人无异于异国知音。因而当杨守敬对森立之说：“仆以前专心金石文字，于经史未用功，近日始颇有意学之，——然是邦可与谈学问者，公之外尚有几人，当访之。公髦而好学，我辈愧汗，仆若得留此，常常往来求教，公以为孺子可教乎？”希望今后常能共同切磋学问时，森立之立刻回答道：“唯命是奉，若昆山之玉，与日本青玉相磨而锵锵有声，则不复一大美观乎？”正为遇到知音而高兴。
其实，森立之不仅将自己的藏书转让，他还帮助杨守敬从他处钞录古书。杨守敬在影钞天治五年《新撰字镜》钞本后跋说：“余初从书肆得影钞本五卷，惊喜无似。惜其不全，遍访诸藏书家，亦绝少传抄本，后知其原书在博物馆中也，因托东友为钞之，久不得端绪。余以为有此奇书而不得钞传，辜负此次访书之名，私心必欲得当而后快。后商之森立之，乃为诺诸司书者钞胥。就其余钞之，阅半年而后成。盖非余坚忍不辍，则不能之；亦非森君好古夙成，乐此不疲，不肯担之也。盖森君每见余钞录其国古书，则拍手称快，似亦嫌当今少知己而乐得异邦之有同心已。光绪癸未正月。”杨守敬跋语中道出了杨守敬访书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本人的“坚忍不辍”，一是象森立之这样的日本友人“好古夙成，乐此不疲”。森立之之所以为中国人传抄古书而“拍手称快”，则也是希望古籍能越过国界，长久流传，以使汉学兴旺发展。
当然，杨守敬和日本友人的交往，并不是单方面的受益，而是互惠互利。修史馆编修岩谷修曾为杨守敬访书提供过很多帮助，但他从杨守敬那里也受惠良多。岩谷修是日本著名书法家，两人之间的友谊主要是通过书法的交流而建立起来的。杨守敬赴日时，曾携带了一万余种历代碑帖，给一直依靠元明法帖的日本书法界以巨大的冲击。杨守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收藏品向日本学者开放。在与岩谷修笔谈中，他说：“此次来贵国，见好古钱者甚多，而碑版藏弄者甚少。故欲尽发所藏，为此邦人别开生面，使千载后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愿已足。”他并向岩谷修建议说：“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此非一二日所能尽。若必欲观者，弟检数十通附上，阅毕再易，以次看下，方能全览。”杨守敬在和森立之谈话中也提到：“仆所有珍物，日下部、岩谷修等皆常借之，至今存放彼处者不下数十种。”受杨守敬的影响，日本书法家岩谷修、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等人将研究视角伸向六朝，书风大变，从而带来了日本书法的发展，以至后世将杨守敬称作日本书法界的大恩人。
町田久成是博物馆局长，如前所述，他也为杨守敬访书提供过很多帮助。町田久成喜好篆刻，是篆刻家。杨守敬对金石素有爱好，来日后与日本篆刻界也有不少交往。村山德淳《印人小篆》首载町田久成谓：“町田久成，号石谷，又号心庵，萨摩人，以博雅著于朝野，襟情高远，有嗜古之癖，善书法，精音律，旁能篆刻，……其所藏钟鼎古器，金石书画凡数百种，倾囊倒橐，不少悭吝，暇则把玩，商榷古今，鉴识精审，世比欧庐陵之博。”次载滨村微山谓：“滨村微山，以篆刻为业，深研六书义于段玉裁，多所厘正。会同人讲究讨论，每月数次。近遇清人杨守敬，质音韵并及古篆，考征历，守敬也服其精敏。”很可能杨守敬曾参加过篆刻界同仁的讲究讨论会，滨村微山或就是在同人讨论时向杨守敬“质音韵及古篆”，町田久成作为篆刻界“同人”之一，当也常参加这样的活动，而与杨守敬日渐亲密，故杨守敬将其称为“东友”。
在杨守敬回国时，黎庶昌在上奏皇帝的保荐文中称其“学问优长，与东土士人交接，甚有声誉”，纰紦矠应该真切地反映了杨守敬的学问得到了当时日本学术界的承认，从而为其赢得了友谊和声誉。而基于共同的志趣，共同的愿望，以及双方的互惠互利，则正是杨守敬得到众多日本友人帮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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