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坊（1492-1563？），明朝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又名道生（后更名），字存礼，又字人翁，号南禺外史。丰坊玩世不恭，不拘法理，性情孤僻。
靖二年（1523年），进士及第，被委任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仕至礼部主事。“改南考功主事，因吏议免官”。
丰坊晚年穷困潦倒，寄居于寺庙，病逝于僧舍。
丰坊善于书法理论，“五体并能”，有“书学渊博”之称；亦善于临摹前代书法，几乎可以乱真。书法最擅草书，腕力极健。
丰家为鄞县大户，历代做官的人很多，家境殷实。丰坊自己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工于文，精书法。丰坊家中有藏书楼名万卷楼，藏书有数万卷之多，为当时东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丰坊自己“负郭田千余亩，尽鬻以购法书名贴”。
丰坊后来家道中落，家财散尽，无力支持万卷楼之藏书。其藏书中的宋椠和写本，被门生和晚辈偷走挪移过半。藏书楼后来又失火，致楼中藏书佳本所剩无几。
丰坊之万卷楼与天一阁渊源颇深。丰坊与大藏书家范钦私交甚好。早年范钦曾经到丰坊的万卷楼抄书。丰坊曾经为范钦作《藏书记》一文。据说万卷楼所剩之藏书后来悉数卖给了天一阁。
浙江鄞县是出书法家的好地方。丰坊博学工文，尤精书法，藏书数万卷，拥良田千余亩，尽鬻以购法书名帖，心摹手追，五体并能，晚年潦倒。丰坊在朝廷是专管官员政绩的，但好景不长，这个年轻人因他爸爸说错了话而遭贬。后来他给皇帝写了一封内容与他父亲观点相左的信，落下了不孝的名声。“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我们不知道历史真相的今天，就只知道这点传闻了。他又不合时宜地做了一些假书，赚钱不多，影响了他的名声，米芾一生作伪晋人书最多，张大千年轻时也仿石涛的作品，艺术史沉默了一下便过去了。因为他们的创造几乎和作伪的名声差不多，都成了一个时代的坐标。
丰坊是抄书匠式的书家，许多长卷都写得洋洋洒洒，笔法老到，功力扎实。从他看家的行书作品来看，取法十七帖、文徵明、王雅宜、文嘉的成分多一些。中庸的审美取向，善变的书法风格，作假的行事习惯，给他的书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故在书史中，丰坊显得乏迹可陈。丰坊说过人品的问题，显然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作过多的自我批评。丰坊作书，在章法上有成竹在胸的习惯，《诗翰卷》章法奇丽，行笔徐缓，笔笔送到，显得有出处。无论枯笔、润笔都犹如印印泥般的一丝不苟，浑厚华滋，血肉胜骨。
丰坊所处的是书法史上的特殊时期，如果他继续留在当时的外交部上班，那么书法史将会重写，最起码也会像张弼那样有出息。历史选择让他重返皇帝身边的时候，他还未来得及圈定自己的政治地盘。也许他像所有的文人一样孤傲清高，不愿意将自己置身于某个政治派别中去。也许是他的文才、谋略和善于变通，让他的对手因怕而妒，惹不起而躲得远远的。古时，朝廷的高官、由皇帝诏见而荣归故里的艺术家都会身价百倍。但以课徒为生的丰坊，晚景却很凄凉。他为什么不到苏州、南京这些当时比较繁华的地方去厮混？也许还能博得一点虚名。或去拜访名人，即使心中看不起，也要装出十分谦虚的样子，他的行为决定了他不幸的命运。选择书法风格，其实也很简单，遵循文氏家法在当时很吃香，王宠、陈道复都这样做了，而丰坊却不合时宜地选上了大王系列，文徵明本来就是学谁像谁的宗师，丰坊一点也不谦虚，怎能写得过文徵明呢？在书史上，他未能留名就在情理中了。丰坊的生前成就和他的身后名，可以看出历史是公平的。他晚年生活困窘，眼睁睁地守着万卷藏书而受穷，这个由花花公子变成的倔老头也够辛酸的。 （小舟）
丰坊草书《自书诗卷》
故宫博物院所藏丰坊的这幅草书《自书诗卷》(图为作品局部)为纸本手卷，纵33．4厘米，横772.5厘米，共124行。该卷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二月十四日。是年，丰坊56岁，正是年富力强，在艺术上逐步趋于成熟的阶段。
关于这件作品的来历，是由于丰坊在嘉靖十五年(1536)春天曾得了一场重病，一位高明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非常感激，因此做了一首长诗作为答谢。事隔十年之后，他的另一位朋友特意来信请他书写大草，丰坊便录写了这首长诗相赠。从作品的跋语来看，他在书写的时候，“天朗风和，笔纸精洁”，心情非常舒畅。但遗憾的是，丰坊的身体状况不佳，腕力虚弱，因此对这件作品并不十分满意。
书癫狂生惜丰坊
——写在明代著名书法家丰道生逝世四百四十年之祭
天一阁的凝晖堂里陈列着诸多明清时期名人名家的法书帖石，来到这里犹如步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其中有与唐寅、祝允明、沈周并称“明四家”之一的文征明小楷真书《薛文时甫墓志铭》，有明大书法家薛晨、薛选父子草书、楷书《千字文》，有明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张苍水的信札与遗嘱，即《三忠遗墨》，有清著名大家姜宸英的行书《老易斋法帖》，还有梁同书、王日升等名家手迹，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明丰坊所写的草书《底柱行》以及其所摹刻的《神龙兰亭》，这不仅因为丰坊的书法精湛，堪称一绝，也不仅因为丰坊和天一阁主人范钦是故交挚友，与天一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因为在这帖石背后承载着丰坊家庭嬗变、挚友离弃，人品蒙谤，才华被掩而坎坷终生的辛酸史。
丰氏乃是清敏公（稷）之裔，是宋时甬上史、郑、楼、丰四姓之一，为名门望族，并以名德享誉士林。丰氏自清敏公后，代有闻人，丰坊曾祖庆更以清廉盛名于世，万季野（斯同）在其撰写的《新乐府——银蜡烛》云：“成化中吾乡丰公庆为河南布政使。有县令以蜡烛馈公，不视付吏藏之。及夜取燃则银也。公密呼令还之，亦不揭其私。”并有诗赞曰：“世间自有杨伯起，莫言大吏无男儿。”据传位于丰宅旁宁波大卿桥是因丰庆虽位居高官，却清廉如水而名之。其父丰照在明弘治十二年廷对时，孝宗亲阅卷，大奇之。虽置第二，但上心重熙，特同赐状元袍，世宗时官至翰林学士。丰坊（1492——1566）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他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世宦之家。他家学渊博，少有才气，警敏好读。五岁时，其父丰熙带他去见御史董钥，董御史问他读什么书，答道《大学序》，董叫他背诵，至最后一句“淳熙已酉新安朱熹序”。故意漏掉“熙”字，董御史问他为何漏字时，他说避家父讳，座中无不惊奇。丰坊在正德十四年（1519）乡试第一，人称丰解元。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可谓青年得志，仕途顺利。张时彻在其《寄讯南禺》诗中，对丰坊称赞有加，“聪明本天纵，旷识穷八垠；研探尽坟索，高论富经纶。”然而第二年朝廷中发生了“大礼仪”之争，由此彻底改变了丰坊家庭的际遇，也完全改变了丰坊后半生的命运。丧亲家变、遭人诋诬、背井离乡等种种人生不幸与噩运紧紧伴随着他，直到他在异乡萧寺中孤独，悲凉而贫病交困中去世为止。丰坊的一生可以用“悲、冤、惜”三个字来概括，让人悲叹，为之扼腕痛惜。
一、悲哉，丰坊！
明嘉靖三年（1524），丰坊随其父熙争谏“大礼仪”，触怒皇上（世宗），受杖阙下。其父熙被遣戌至福建镇海卫，丰坊亦调为南京考功司主事，后再降通州同知。十三年后，嘉靖十六年（1537）丰熙卒于戌所，丰坊悲痛万分，迎柩归葬于鄞县东五十里之北山。当年争谏“大礼仪”的许多大臣，均已获赦并得以重用后，也曾几次上书请求赦免丰熙、杨慎等，然皇上终不肯谅。丰坊甚为其父感到冤屈，遂在嘉靖十七年（1538）上疏，说前谏“大礼仪”非出其父本意，想为之予以辩解，并上书进言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这是因为丰坊感受到自己对其父丰熙生前死后均不能尽孝的切肤之痛，而深知皇上欲尊所生者，乃是人子之至情，体谅到皇上不能给皇考以名份而得以尽孝的苦楚。对此事万斯同在《明史》中亦持肯定态度曰：“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世宗纳其言，并准备起用丰坊，在征求大臣们意见时，却遭到同里而又身居要职的南京吏部尚书张邦奇反对曰：“其人少有文学，行多不检，圣朝岂乏此一人，今郊庙土木大兴，疆场不靖。若复有此举，海内何堪？”因此世宗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只让丰坊在史馆任闲职，未予以重用。不久他去职归里。《明史》及其他史料均记为“丰坊素有文无行，以故世宗用其言，薄其人。”此言不确矣。
清陶正靖在《陶晚闻先生集》中写到嘉靖大礼仪一事曰：“礼重大宗。大宗绝则小宗继，宁绝小宗，大宗不可绝也，有天下者其为宗也大矣。统即嗣也，继由皆继之，其何区分之有。苟曰，继统不继嗣……谬也。”清嘉庆帝在《钦定明鉴》中更明白地说：“嘉靖帝私厚其亲，至位兴献帝于武宗之右，干纪乱统，莫甚于斯！”这就是几千年礼仪之规。然长期在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中文人，在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新的思想潮流涌现，才开始了思想观念上的反叛。此时浙东学术非常活跃，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学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愿，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至良知”，以反传统面目出现，闯入禁区，冲击了“绪千百年绝学之传，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程朱理学，给当时僵化的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丰坊亦受到“王学”的影响，因此充分张扬了自己个性，反对循规蹈矩和复古守旧，但个性张扬却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摩擦与矛盾。丰坊上疏不仅触犯了程朱理学的“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更颠覆了袭用了千年之久的封建礼制，故遭到众多百官的反对和诋毁，以致丰坊既不能为其父申辩而讨还清白之身，还因此落下“不孝”、“悖诞”、“负国叛父”之骂名。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有诗云：“少年攻文耻为吏，群公谬许青云器。陆机词赋何足奇，徒令四海知名字。”这乃是悲之一。
明正德、嘉靖年间，倭寇频频侵扰东南沿海各地，宁波也难免于难，嘉靖二年，倭使宗设来宁波未几，宋素卿与瑞佐复至，互争真伪市舶，当时太监赖恩爱贿庇护宋素卿。宗设大怒。就斗杀瑞佐，焚其舟，素卿窜匿才得免，宗设遂肆无忌惮，所过之处均焚掠一空。后虽被诛，但已给宁波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丰坊家中亦深遭其害。丰坊在嘉靖四年所写的《秣陵七歌》中云“前年倭寇苦杀戮，祖母垂白走且啼，幸存余生胆已裂，昨日书来惊病发。别时衣线犹在身，菽水山中使谁设。”又云“天下穷民我最苦，弟兄三四皆黄土。兀然独留多病身，退不能得进何补。”从诗中可以看到，由于倭寇的掠杀，丰坊那年迈的老祖母因倍受惊吓而发病，几个兄弟也在倭乱之中相继死去，而此时丰坊因争谏“大礼仪”刚被贬至南京，他在《秣陵七歌》的“前序”中写道：“余羁秣陵，乞休累疏而格于新令。郁郁之怀，伏枕增剧。”那种焦急而又无奈之情跃然纸上，既不能回甬为年老祖母分忧排愁以尽子孙之孝，又不能为兄弟亡故进行祭奠而尽兄弟之义。此为悲之二。
丰瑩是丰坊的独生子，以勇称亦能诗，甚得宠爱。嘉靖十五年，丰坊因病去职回家，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在《答俞子木见问》一诗中云：“遣使花间调下马，看儿莲下养生鱼。秋光日日催诗兴，只是幽忧病未除。”然而人生的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丰坊的头上，丰瑩却英年早逝，又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为超度爱子的亡灵，丰坊毕恭毕敬地用古篆文写下了《祝殇子磐生净土序论》，正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咒》、《大慧礼拜观音文》，并白描了庄严肃穆的观音大士像，在点画之中充满了虔诚的祈祷和深沉的父爱，在字间行里流淌着一位遭受殇子之痛的慈父血和泪。此乃其悲之三。
丰坊在丧父、失子、兄弟亡，亲人相继逝去的接二连三巨大打击下，心力交瘁，精神不堪重负，以至患上心疾，心智时清时混，就在这种情况下，家传“万卷楼”的许多珍藉善本被门生辈窃去十之七八。丰氏藏书肇自北宋丰稷，他以枢密之贵，独处一室，恬无他好，惟以图史自娱。南渡以后，历元迄明，代有闻人，收藏愈富。丰坊为丰稷的第十五代世孙，自去官归里后，遂浸淫书墨之中，更嗜爱搜集法书名帖，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他在给何小川的一封信中道：“我因渴想太清楼帖，眠食不安。”而为了得到《泉帖》，他可以对忘年之交的范澈“撒赖”争之，所以他虽负郭田千余亩，却尽鬻以购法书名帖，由此他也把“碧沚”卖给了范钦，写下了“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笔。”而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此时“万卷楼”已聚书五万余卷，而更多的是堪称珍品的法书名帖，相传有唐贺知章《千字文》、章草《孝经》、《龙瑞宫记》，有欧阳询《唐化度寺邕禅师碑》、僧希白重摹《庆历长沙帖》，以及逸少《十七帖》，此帖后为范大澈所得，被誉为“敕本真神品”，乃是世间罕见之珍品。“万卷楼”所藏若从元祐年间（1086-1094）算起，至丰坊晚年止，历时四百七十年左右，是中国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楼。就是这么一座历史悠久，藏书丰盈，而又浸透了丰坊毕生心血的书楼，却又不幸遭火而毁。据传那天丰坊与范钦在月湖上钦酒，至深夜才归，丰坊又在书楼上看书，因困乏又有醉意而忘了吹灭蜡烛，酿成此灾。无疑这给丰坊更是一个致使的打击，世代相传自己又呕心沥血收藏的珍本名帖，竟然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有何面目至九泉之下去见历代祖宗。丰坊的精神也由此被彻底摧垮，心疾更加严重，这时他便把自己的号“南禺外史”改为“南禺病史”，此乃悲之四。
明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说丰坊“不为乡人所容，客居吴中，贫死萧寺。”张时彻亦有诗写丰坊的遭遇：“多才为众忌，守道乃长贫。”又道，“亲识不相顾，旅食经四春，粗粝不充饥，裘葛不蔽身。固穷秉高节，饮泌乐天真。”这在丰坊自己所写的《晚秋遣怀》一诗中得到印证，诗云：“身世真相弃，清贫久自忘。苍苔绿破屋，黄叶漏空床。饭借僧厨米，灯分佛殿光，犹得五经笥，一任鬓为霜。”一个出身名门世宦之家，曾拥有千亩良田而颇有才学的人，今天却落到如此悲惨地步，确让人为之欷嘘悲叹。但这里有一个令人费解之谜，即宁波有丰坊的“挚友”范钦在，却为何要客居到举目无亲的吴中？当丰坊沦与贫病交困之时，“挚友”范钦又给予他以何种的支持与帮助呢？在甬时丰坊对范钦可以说是赤诚相待。当范钦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由袁州知府改任赴江西九江兵备副使时，丰坊满腔激情写下了名篇《底柱行》相送，把范钦誉为“中流砥柱”，对其寄予厚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两人相约在延庆寺饮酒小聚，但丰坊因病不能赴约，便托人告知范钦，望其谅解，还特意嘱咐，“携酒之事，千万免劳”，可见其对范钦细微体贴之心。当有人用假字画来骗丰坊时，被识破后，丰坊又想到了范钦，警告他们不要去欺骗范钦，“率去卖与范东明，日后秽骂，莫怪，莫怪。”既表现了丰坊诙谐一面，更表现了他对朋友的真诚与关心。然在丰坊心疾加重，“不为乡人所容，客居吴中”时，作为“挚友”范钦却漠然处之，至少在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特别是范钦所撰的《天一阁集》中并未见到他对丰坊有任何的帮助与安慰，甚至在丰坊病死萧寺之后，范钦也未有一文予以追悼怀念，以尽朋友之情，倒是“东海三司马”之一的张时彻出银为丰坊刊印了《丰考功集》并写了序，也撰写了《祭南禺公文》以示哀悼。因此对丰坊与范钦二人这时的关系，只有这样唯一的推测，即这二个昔日的“挚友”，今日已分道扬镳，各行其路，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丰坊在“万卷楼”被毁后，将其最珍贵的书帖都给了范钦的侄子范大澈，引起范钦深为不满，因范钦所收藏的帖石均为丰坊在嘉靖三十六年以前所书。二是范钦在嘉靖三十九年被推为兵部右侍郎。当时依旧是严嵩当国，吏兵二部选郎，各持簿任严填发，时称文选郎。故此丰坊认为范钦投靠严嵩，与其同流合污，从而与范钦决裂。全祖望在《闻尚书祠碑》一文中说：“东沙（张时彻）、东明（范钦）皆不能无濡足于严氏，以君子守身之义，言之词当引咎无辞。”丰坊与“挚友”范钦离弃与决裂，这是悲之五。
二、冤哉，丰坊！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丰坊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张时彻在《考功集序》中对丰坊的性格作了十分中肯的评说：“公质禀灵奇，才彰卓诡，论事则谈锋横生，摛词则藻撰立成，士林儗之凤毛，艺苑方诸逸驷，然性不谐俗，行或盭中，片语合意辄出肺肝相啖，睚眦蒙嗔，立援戈相刺，亦或誉姆嫫为婵娟，斥兰荃为薋菉，旁若无人，罕无顾忌。知者以为诡激，不知者以为穷奇也，由是雌黄间作转相诋谟。”虞山（钱谦益）曰：“人翁（坊）负俗多累蒙谤下流，司马（张时彻）持论瑕瑜不掩，使后人犹有抚卷叹息者，人翁可以无憾于九京矣。”
丰坊是一个心直口快，爱憎分明，且又不失幽默诙谐之人。他最恨也最不入眼的便是那些贪官污吏、腐儒假学之士。周世绪《枌社剩触（竹头）》中记其趣事，谓：“一令遣吏索药方，考功曰：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此四语’一夥滑吏’耳！”
丰坊在评议他人书法时，对好的作品溢美有加，称祝允明“枝山颠草，精于山谷，锋势雄强。”赞文征明“小楷根本钟王，金声玉润。”誉陆深“俨山真行，规摹怀仁，出入北海。无媿仙手。”而对差的书作则是口不留情。马孟柯，字负图，号一龙，江苏溧阳人，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三十八年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詹景凤说：“一龙法素师圣母文，颇得笔法。”丰坊说他的字“如盲师批命，不辨点画。”陈鹤，明会稽人，十七岁袭广东南海卫百户；杨珂号秘图山人，隐逸不仕，二人均与徐渭（文长）相交甚密，吴俊云：“故人秘图珂者，今之右笔也。”然丰坊在评说他们字时说陈鹤“书如麻风丐子，拥肿秽浊”说杨珂“书如胠箧偷儿，探头侧面。”王逢元字子新，金陵人，詹景凤称他的字“楷法元常，草法逸少父子。”丰坊则贬之“书如小儿乳臭，学语未成。”李杲堂在《题家藏丰考功帖后》一文中写道，“府君（李生威）间索书其近诗，不即得，稍遂促之，考功不胜其愤，手书答府君曰：“吾非李氏家奴，而自能使之”，他词俱极俚率。由于丰坊滑稽玩世，口无遮拦，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妒喙交张，竟掩其长，往往诬以谩语。
誉为明“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丰坊：“蓄毒蛇药杀人，强淫子女，夺攘财产，事露，人畏而耻之。”在他笔下，丰坊可谓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与王相交甚深的沈嘉则（宁波人），曾和丰坊成忘年之交，后有人从中挑拨，说沈背后姗笑公诗，丰坊痛恨面前背后、表里不一之人，误听谗言后大怒即设谯诅之：“一灭倭寇，二灭伪禅伪学之布衣，嘉则为首，三灭鼠蝇蚤虱。”沈嘉则虽受诅咒，但还是非常公正客观地为丰坊辩解：“若毒蛇以下事无之，第狂僻纵口，若含沙之蛊，且类得心疾者。”他十分了解丰坊是心口如一，毫无顾忌之人，且患心疾，情有可原。确实，丰坊在未患心疾时，他与沈嘉则的友情是十分深厚的。在他的《别沈嘉则》一诗中即可得到印证：“六月齐云道，归来恨太迟，商瞿期五____ ，颜驷失三时。鼓箧无余赆，登山有妙词。霜天一杯酒，聊以寄相思。”而王世贞之所说均为乌有之事，使丰坊的人品蒙谤，这是冤之一。
黄宗羲是著名学者，清之大儒。他的一篇《天一阁藏书记》，使天一阁名扬四海，而他的一文《丰南禺别传》，让丰坊陷入人格败坏，众皆唾之之境地。文中不仅写丰坊“伪造六经”、“訾毁先贤，放言无忌”和诅咒沈嘉则之事，而且还写到“方仕学字”、“晾银子”等事。言方仕为丰坊的学生，他曾伪冒丰坊之名替人写字，四处行骗。丰坊知后大怒，说要派人去将其眼睛剜去，使他不能再作假，让人感到丰坊心胸之狭窄，为人之狠毒。而“晾银子”则说，在宁波梅雨季节过后，丰坊将家中银子搬出来晾霉，仆人趁机偷了一锭，而丰坊只知银两锭数单双，不知银两总数，，所以他数后说少了一锭，责问仆人，仆人说他再数一遍，又趁机拿了一锭，此时丰坊反说“对了”！这里又让人觉得丰坊这么愚傻。这样的丰坊确让人见了耻与为伍，避而远之。黄文所记之事均假钞于明万历时宁波人徐时进所述，徐与丰坊是否有过节，不得考证，但所述之事，均非事实。
而事实上丰坊并非此类之人。明薛冈在《丰南禺先生集序》中云：“人传考功放浪形骸，不矜小节，亦不可一世。今视其诗文，殆抑抑自检，无行不谨之人。”又云：“考功生世家，取巍科，才极奇，学极博，而诗文又极正大，目无一世恒情。”一在他与范钦交往中，完全可以看到他对朋友的体贴与真诚。二在范大澈（范钦的侄子）的《碑帖纪证》中提到一件事，“武陵书驵沈复魁，其背曲而孤贫，忠于谋事而不重利，杭人呼曰“沈驼”，丰坊及许茗山辈俱雅重之。大澈甚惜相见之晚也”，由此可见丰坊既不以貌取人，更不嫌贫爱富，对于有真才实学之人十分敬重，其为人亦可见一斑。“晾银子”之事，这完全是“疯子”的行为，其实丰坊对银子数量甚至成色都十分清楚。嘉靖戊戌年（十七年）丰坊为买一幅画曾付与毛一之白银贰两作为定金，后拿来的却是一幅假画，他说“我平时眼力察见秋毫，况此画乎，……追取原银付我，其银原是十成细丝，足下亲见，不可朋妒诓骗，以启讼端也，千万思之思之”。这里完全可以看到丰坊是一个十分精明而细心的人。
方仕，字伯行，号梅崖，善书能画，有称于时，著有《集古隶韻》和《续图绘宝鉴》丰坊见仕书法深奇之。因此不可能有剜眼之为。而诅咒沈嘉则之事，沈自己已经说明，这是丰坊得“心疾”之故，可以谅解，“伪造六经”、“訾毁先贤，放言无忌”，全祖望亦说是丰坊“病狂”之所为，故对黄宗羲在《丰南禺别传》所记述之事，只有二种解释。一是黄宗羲误听误信徐时进臆测之事，附会之说，戏谑之语。大儒名家也难免会错。二是即使确实其事，亦均为丰坊患“心疾”至“病狂”时所为，如果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所作所为拿来说事，既失公允，也不近人情，更有损名家大儒的气度与风范。明谈迁《枣林杂俎》中说“丰吏部南禺（坊）游妓馆题曰‘虫二’，谓风月无边。” 这原传为唐寅所撰，而今信手拈来，张冠李戴扣在丰坊头上，可谓是无稽之谈。丰坊人格遭贬，这是冤之二。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丰坊，“其于《十三经》，自为训诂，多所发现，稍诞而僻者，则托名古注疏，或创外国本。”钱谦益在《赖古堂文选序》中写道：“盖经学之谬三。一曰解经之谬，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凿空瞽说，则会稽季氏本为之魁；二曰乱经之谬，石经托之贾逵，诗传假诸子贡，矫诬乱真则四明丰氏坊为之魁；三曰侮经之谬，诃虞书为排偈，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矿为之魁。而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更是指责丰坊“自以家有储书，故谬作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则以清敏公得之秘府，谬作朝鲜尚书，日本尚书，则以为庆得之驿馆，贻笑儒林，欺罔后学”。三位明清大儒都把矛头指向丰坊，说他伪造经书，欺世诳人，罪过大矣。而后全祖望感到自己责词过於偏执，故在《题丰氏五经世学》中则对丰坊作“伪学”的原因有所辩解和谅解，“丰氏非漫不读书之人，而悖诞至此，其病狂以后所为无疑也”。即是说这一切均是在丰坊精神失常时所为，那么，这一切指责又有何意义呢？
我不是古籍研究者，无法考证书是否是丰坊所作；我也不是版本学家，所以更谈不上判断书的真伪，但我只想凭我所见所闻而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为丰坊作一番不自量力的辨白。明嘉靖时著名学者郎瑛，他在《七修类稿》中对当时出现的种种书籍伪冒劣迹，从不同角度作了揭露，却只字未提到丰坊。范大澈善于鉴别版本，只要图书过手，均能一眼看出是初印本、原刊或是赝本，他也曾出使过朝鲜、琉球等地，却也无片语只言涉及到丰坊伪作《朝鲜尚书》、《日本尚书》之事，或许因为他们都是丰坊的好友，故意避而不谈。然清初顾亭林（炎武）是位十分著名的学者，他对版本、金石考古造诣深厚，他的考证也是非常翔实，他的评语亦是十分中肯，他在《日知录》中写道“书为丰熙所作，鄞人谓坊所为。”文中虽未详述，廖廖数语，我想也必是经过缜密的考证。这可以在其他著述中找到一些依据，明杨德周（宁波人）在《四明乡先生遗文偶录》中提到“范木王（汝梓）、丰五溪（熙），俱大儒也，著作富而奥，今也罕传，惜也。”据《鄞县志》记载，丰熙在戌所十三年中，足不履公门，日以讲学为事，埋头著书；而丰坊自去职归里后，则是埋头书淫墨癖之中，这里的“书”指的是法书名帖。在众多史料中，均只见丰坊为搜集法书名帖而废寝忘食，可以用千亩良田去易之，以至家财殆尽，为临书法是夜以继日，心摹手追，而从未见到他为某本珍藉孤本而费尽心机，即使要著书立说也是与书法相关的《书诀》、《笔诀》，以及有关金石方面的书，他在《金石韵府叙》中说：“余幼喜学书，尤笃古体，尚病六义之晦，欲辑《书法溯源》以发明之，多病未果。”可见丰熙着意著书立说，而丰坊却刻意书法造诣，这是一。
王世贞，钱谦益说丰坊伪造“经书”，但未见到有何依据，而全祖望的依据是《文渊阁书目》，他在《移明史馆帖子》中写道：“正德嘉靖之间有伪作正始石经者，托言中秘所得，而不知其为书目之所无，其妄立见”。然他又说：“明文渊阁书目不详，撰人姓名不详，卷帙甚为荒略，固无可辞”。《文渊阁书目二十卷》为杨士奇所纂，“草率苟简，为人所讥”。当时文渊阁管理十分混乱，正如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版据大半。……而盗取的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起强半，……至于今日则十失其八，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由于书的大量散佚，文渊阁的书目记载也十分不详，以不详书目说人家伪造，似乎过于草率，这是二。
明清时期私人藏书楼遍及全国，许多藏书家一旦搜集珍藉孤本后秘而不宣，所谓“藏在深闺无人识”。在这种书藉很少流通的情况下，即使是作为大儒名家的王世贞、钱谦益、全祖望等所读所见的书亦极为有限。清谭献《复堂日记》中说：“康熙以来，东南人士几乎专读唐以后书，如绍衣者亦其一也。绍衣於《史记》、《汉书》皆未究心，吾此言不为过”。清章太炎（炳麟）在《救学弊论》文中指出：“清初大儒未涉法言也，夫以宋世占毕之士所知，而明清大儒或不识，此可谓不读常见书也。”而缪荃孙则在《艺风堂题跋》中谈到，“《性理群书句解前集二十三卷后集二十三卷》（宋刻本），《宋元学案》亦未采入，是梨洲，谢山均未见，此书可谓惊人秘笈与？”
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指责丰坊“谬作朝鲜尚书，日本尚书”，但在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中便有《朝鲜尚书》一书。明姜绍书在其所撰《韵石斋笔谈》中说，“朝鲜国人最好书，每次使团来贡时，均有数十人，一到京便散到各处，就是搜集各种古藉珍本，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而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更记载着“日本古钞本以经部为最，经部中又以易、论语为多，大多抵根源於李唐或传钞於北京，是皆我国所未闻。”又说“尚书注疏二十卷（宋椠本）为海内孤本”，“日本古文尚书古钞本，近人谓为日本人伪撰……亦痴人说梦也。”从上可以看到《朝鲜尚书》，《日本尚书》确有其书，并非臆造伪作。在《读史镜古编》中记载“丰稷为谷城令，从安焘，使高丽。”而丰庆亦曾接待过朝鲜来贡使团，故有可能得到此书。正如前所说大儒也难免有错，在学术上也有粗忽随意之时，清徐兆昺在《四明谈助》的序中说“南山，谢山（全祖望）无暇游览，特出于臆度耳！”另外，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谈到范钦析产之事时，说“次子欣然受金而去。”其实那时范钦次子大潜已死，是其媳受金而去，由于全望祖一时之误，黄家鼎、缪荃孙在写到范钦析产之事，均沿袭了全祖望的错误说法，一误再误，都是因为过於相信大儒名家之言了，这是三。
伪书历朝历代均有，即使为儒家所推崇的《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其真伪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几千年依旧流传下来，因它有可读可用之处。全祖望虽对丰坊“伪造经书”大加指责，但最后对书的态度还是“则虽荒略，亦自可宝矣。”而卢文弨曾说：“伪书不可废。”李邺嗣则说：“然余尝间览其《五经世学》，虽多悖於大义，而自能探奇出隐，以深研於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我觉得这话值得我们深思，撇开现在的版权及版本研究不谈，当时有人因某种原因借托古人或他人之名而著书立说，发表、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何必细究何人所著，只须像清大学士张廷玉所说：“开卷有益，古之不易之说存也。”王世贞、钱谦益对丰坊的指责，关键不在於“伪造”，而因为丰坊在“阳明学说”的影响下，他的言行尽弃“先贤之说”，与传统程朱理学大相径庭。正如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说丰坊“排斥先儒，不遗余力”。也如祝淦在《汇订杨园先生全书序》中所哀叹的“明之季也，横议诪张，人心惑溺，程朱之学不传，而礼之道或几乎晦矣。”李杲堂(邺嗣) 说“悖于大义”这就是丰坊为明清儒家理学之士群起而攻之的真正原因，这便是冤之三。
《列朝诗集》说丰坊“家藏古碑刻甚富，临摹乱真。为人撰定法书，以真易赝，不可穷诘。”这种指责纯属臆测之事，捕风捉影之说，在现有的史料中均无有关丰坊偷梁换柱，以假易真的确切而具体的记载，多的是猜疑他“伪作”法书名帖之事。清张恕《南兰文集》中在谈到《苏文忠荔子丹碑》时说：“丰南禺曾临此碑，月峰司马谓从鄞人得一墨本，似是先用的钩法具间架，后乃用笔书之，浓艳而勃发有势，疑是南禺所为。”首先这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其次即使是丰坊所临，那也不见得他伪仿，而可能是收藏之人为了谋利或虚名，就把临摹之作谎称真品，与丰坊何涉？明嘉靖十三年歙西山人汪芝说曾在祝枝山处看到“真笔意书太白的歌诗，宝之久矣，然终弗自惬也。近得南禺公所临，开阖纵横，遒劲飞动，殆谓优孟作楚叔，意到其神也哉。惜乎枝山化去不及见之耳，因并其书，手自登石以传吾所好”这里可以看到丰坊临摹的水平确实令人惊叹，但他并未因此而假冒伪仿欺人。
丰坊曾在嘉靖三年临摹一幅《兰亭序》，现嵌在天一阁前的壁中。后又把家藏的唐诸遂良临本《神龙兰亭序》摹刻上石，现成凝晖堂内镇堂之宝。这是目前尚有争论的帖石。清冯登府认为“天一阁唐摹《兰亭》本乃丰道生伪刻”，并说“翁覃溪认为真神龙本，误矣。”而翁方纲（覃溪）既长于金石考证，书法亦冠绝一时，他认为“四明天一阁兰亭，海内诸临本之冠。”并在嘉庆十八年特书《神龙兰亭诗跋》一首，“寄题阁壁，以纪墨缘。”诗云：“唐临绢本极纷孥，始信朱铅态莫加。漫执神龙凭诸印，不虚乌镇说文嘉。书楼带草盟兰渚，玉版晴虹起墨花。今日四明传拓出，压低三米鉴藏家。”周世绪却说“天一阁所藏丰考功上石记，相传褚河南摹本，余审之当是米南宫临者，今海内推为第一妙刻。”而唐兰先生认为《神龙兰亭》是南宋末年时伪造的，在元代就有翻刻本。丰坊刻石本是从旧刻《神龙兰亭》的拓本上钩摹下来的，而所谓冯承素摹本则是丰氏刻石以后重新伪造的。因此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有幸的是2005年6月16日当代著名摹本书法家李成涛先生来天一阁举办《兰亭摹本书法展》，借此机会，我请他对丰坊摹刻的《神龙兰亭》作一鉴定，他看了以后肯定地说是真本。当然这也并非是最后的定论。假如我们避开文物价值这一点，而仅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言，那么我十分赞同章太炎（炳麟）的话，他在《论碑版法帖》中说：“但论字佳，不问谁手可也。”明陈继儒在《狂夫之言》中说：“唐文皇的兰亭赐欧、虞、诸、薛摹之，四公无一笔似兰亭者。”然各种临摹本都流传不断，就因为四公之书法亦为众人所推崇。我觉得《扬州画舫录》中有一首诗，用它来诠释诸多兰亭本传世是十分妥切的，“兰亭赝本世无真，添得羲之面目新，我欲为君作颂语，书传亿部刻千巡。”说丰坊临摹乱真，以假易真。这是冤之四。
三、惜哉，丰坊！
丰坊质禀灵奇，才彰卓诡。他不仅是一个藏书家、书法家，还是一个鉴赏家、篆刻家、画家与诗家，他的诗、书、画、印都有极深的造诣。丰坊自去职归里后，曾自刻三枚印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土木形骸、仙风道骨”及“精研笔墨、人生一乐”，以此表明自己决绝仕途，不问政事，也从此专心攻书（淫书墨癖、狂痴成瘾，他常常整日坐在书楼中“阅书（碑帖）注目而视，瞳子尝堕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可见他对书法是多么的倾情专注。丰氏万卷楼不仅藏书五万余卷，而其收藏的法书名帖更是富甲天下，也成其藏书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些世上罕有法书名帖吸引丰坊夜以继日，心摹手追，终于成为书学精博，兼通各家，五体并能的明一代书法名家。他在《千字文跋》中说：“效右军书法，虽未足造古人万一，然其点横切布置之间，不敢有毫发差谬。”叶德辉在《游艺卮言》中说：“许巡抚宗鲁、丰吏部坊、徐文长渭大都竭一生之精力，穷志尽气消磨于笔墨之中。”由于某种原因丰坊对书法不懈的追求，他的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堪称一流、冠绝一世。长洲文征明称“丰先生无一点一画，不自古人中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则以为“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也”。范钦在《刻千字文跋》中云：“南禺先生力追古学、备举诸体、书家藉以中兴。二王怀素犹臻三昧，即《千字文》、《底柱行》可睹”。有人更把丰坊的书法推在文征明、祝允明等人之上，明邢侗说：“丰太史直锋运腕、波拂居然魏晋，文征仲不及也。”大瓢山人在其《大瓢偶笔》中云：“文征仲书宜小不宜大，宜真而不宜草隶；祝希哲、王履吉则草真大小无不宜然。三君子执笔尚有出入，似不如丰考功之纯。”张恕在《大令十三行》中云：“南禺外史附跋小楷二十五字，虽未书名，而结构与真草千字文逼似，书船主人称其书法亦是明代第一手。”
丰坊一生书法作品无数，曾“甬上故家多藏其底笔相夸示”，薛冈云：“国朝法书大家祝京兆（枝山）、丰考功（坊）两人世重，其片 若兰亭。”后因人废书，楼又遭火焚，流传下来的不多，仅十二、三幅而已，有《唐人诗屏》、《谦斋记卷》、《秣陵七歌》、《唐诗长卷》等。《谦斋记卷》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纸本墨迹（行书），现藏日本京都妙智院，此作品无论是笔意，还是结字，皆出自黄庭坚，但取法自然，神韵深厚。天一阁藏有《鄙作古今体诗录呈乔庵先生》（草书）、《底柱行》（草书）等三幅，而《底柱行》可谓现存丰坊草书作品的代表，长篇草书，善用枯笔，大有腕力，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形式与内容，诗品与人品是那么和谐统一，堪称书法艺术作品中精品、珍品！细察此幅作品，使人感叹，令人震憾，让人难以忘怀。首先是气势雄伟豪放，映入眼帘的是长竖笔划的字，好像道道闪电，横空出世；整篇草书犹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迎面扑来，势不可挡。不仅折射出黄河中流砥柱雄伟壮观，更流露出丰坊对范钦所寄予的殷殷厚望与无比激动的心怀，此正合篇名《底柱行》。卷中长竖笔划，目的就是破章法上的“平”，达到出“奇”的效果。因此他的字，凭着一口气，逞着一管笔，滔滔写来，情之所至，笔即随之，如平地注水，任势奔放，毫无拘束。其次整体布局却又甚为和谐统一。他虽遣墨纵华如飞，然却点画精到，行气流畅，一气而成，自有一种放逸清隽之气流溢于字间行里。丰坊虽多用枯笔，但却枯而不死，枯而不竭，神韵兼备。他笔下线条厚重，但不呆滞，运笔自如，收锋峻爽，利落大方，从而加强了作品明快奔放的节奏，反映了他狂放不羁的天性。《底柱行》成了他心灵的一首牧歌，书如其人。“狂草淋漓趁酒醺，千钧笔力回超群，满纸尽走龙蛇迹，只见濡豪写性灵”。以此诗赞《底柱行》恐不为过罢。
《底柱行》已让人叹为观止，而其所书《古诗十九首》更胜一筹，遗憾的是此卷今不知是否还存于世上。据清葛金烺的《爱日吟庐书画录》中记载：“明丰道生书《古诗十九首》（纸本），高一尺一寸，长一丈八尺八寸，计三接，嘉靖壬戌（四十一年）八月六日，南禺病史道生寓真趣园，对金莲蕉为德园吴礼中书”。真趣园在苏州，是明南京吏部侍郎吴一鹏的私家宅园。此时吴一鹏已死，为其子吴子孝所有，时任南京吏部主事。丰坊自嘉靖三十九年后就寄居于此，不忍久扰，故又寄居在苏州的古寺荒庙之中，直至老贫亡故。此长篇草书原为休宁朱之赤（卧庵）收藏，后又归高士奇（江村）所有，并跋记云：“丰存礼苦志”临摹其书法，深得古人意，但性情怪诞，坎坷终身。此卷于朱卧庵处得之，知后世有不忍没其能者。康熙乙卯（十四年）八月七日秋晓晴霁，适装成并记。”此长篇是丰坊七十一岁时所书，徐渭说：“丰考功晚痹而跌，株连胳臂于书不无少妨。”然在此作品中却难以寻见牵涉之处。可谓人老艺更精。《爱日吟庐书画补录》更有一番评价，“此卷开首犹为规矩所缚，入后则酣嬉淋漓，不知有今，不知有古，一生精神毕露矣。江村知其妙而未极致，故评论之。”金兆藩在《安乐乡人文》中云：“海内言书画者交口称爱日吟庐著录精审，无夸辞、无误赏。”由此可见倾尽丰坊毕生精力所书的《古诗十九首》堪为精品中精品，珍品里珍品，是时世罕见的镇世之宝。惜无缘得以一见。
丰坊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可以说是到了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年家中良田千亩尽鬻书帖，以致家财殆尽，纵然到了暮年因贫寄居萧寺，往往绝食。以痹而跌，株连胳臂，可临池之兴勃如也。他说：“神情所钟，性命可轻，头目可宝！”丰坊在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的同时，在书法理论上也苦心钻研，并独创一帜，对握笔运笔的方式方法作了大胆的尝试与突破，著有《笔诀》一书，薛冈说：“余家所刻笔诀所是考功最得意笔。”大瓢山人说：“前辈往往专用上三指而废第四指，丰道生特为拈出。”则卞永誉在其所辑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中有更详细评述：“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进退，收往垂缩，刚柔曲直，纵横运转，无不如意，则笔在画中而左右无病矣，此法钟王之后，唯藏真得之为多庶几。”丰坊在《笔诀》中提出用第四指握笔运笔的方法，使后人得益匪浅，清著名书法大家姜宸英在七十岁时专工小楷，用第四指悬腕学晋人书，后叹日：“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考功之后一人哉。”由于丰坊在书法艺术上不懈努力，在书法理论不断探索，因此他的书法，无论在质量上和形体上都表现出更广阔的范围变化，纵横挥洒，无意为能而笔笔中法，笔势飞逸而无世俗拘束，苍凉中凸露了强心铁骨。特别是他的狂草更是变幻莫测，不可端倪。不幸人生使他感悟了人生与艺术的真谛，将草书艺术跃升到了一个时代的顶峰。
对这样一个杰出的书法名家，却有人故意贬之损之。明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云：“本朝知书者推丰吏部，而吴人往往短之。”《大瓢偶笔》亦云：“于明则斥南禺、履吉，似乎所学与所取尚不相符，不知其何说也。”又云：“道生书，前人极称其得右军笔法，然所见最少，岂真见斥于吴人，故不甚流传耶，抑本在祝（枝山）文（征明）下耶？”范钦将《底柱行》摹刻上石时题跋称“先生精研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王世贞便是极力贬低丰坊书法的人之一，他在《弇州四部稿》中评《笔诀》时说丰坊“有书学而无书才者也。”董其昌则在《书禅室随笔》中说丰坊：“大绅丰考功狂恠怒张，绝去此血脉，遂累及素师，所谓从旁门入，不是家珍。”惜哉，丰坊！一惜生不逢时，他人品蒙谤，人格遭贬，故时人认为“丰人翁实有笔，人望不符，天下恶其人并废其书。”二惜生不逢地，真如明范大澈《碑帖纪证》云，”国朝能书者虽众，惟宋仲珩（遂）端木孝思（智），祝希哲（允明）丰存叔（坊）四人得三昧之妙，入右军之室……存叔生吾宁僻处，刻石亦鲜。”有幸的是天一阁还保存了这位四百四十年前书法家的作品，且篆、草、真、行各体具备的刻石，实在难得。
丰坊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篆刻家和鉴赏家。清方士淦《蔗余偶笔》中赞丰坊的“图章印泥更佳，世罕见。”丰坊自刻的印章有二十几枚，如“南禺外史”，“人翁”、“丰氏存叔”，“清敏公家”等等，枚枚刻功精纯，刀法简洁利落，在所存碑石尚可见其妙。丰坊一生摹观书画无数，故对鉴别书画自有一番功底。一次有人将假冒的明林良《月下雁》之画卖给丰坊，他一看就知为假画，因曾亲手临一幅送人。他说这幅假画“浼李文亨（字得愚，工花鸟，规矩吕纪，备极工巧。）临过，付楼□□染表旧色以欺我，且我平日眼力察见秋毫，况此画乎。临乃有芙蓉数朵，用淡胭脂染拂而盖之。”故项元汴等人十分相信丰坊的识别与鉴赏能力，常常把自己搜集法帖名画请丰坊给以鉴定。也因此在许多法书名帖上留下了丰坊的题跋与印记。如《汉西岳华山碑》、《汉娄寿碑》、《唐化度寺邕禅师碑》、《庆历长沙帖》等。
丰坊的画与诗也造诣极深。《明画录》中云他的画：“虽从未曾师古人而自成一派。所作山水，造意高远，兼写花卉，点染绝趣。”遗憾的是至今未见到一幅流传下来纸本的画。唯一能见到的是一幅摹刻上石的白描“观音大土像”，这画线条简洁、明快、流畅，把观音菩萨慈祥、端庄而肃穆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由此亦可窥丰坊画风一斑。
丰坊的诗也恰如其人，狂放不羁，自谓“小船载酒醒还醉，自笑狂夫老更狂。”他的诗虽多牢骚，却不乏光明正大，虽多悲凉，却别有一番韵味。他的诗及书与为人一样，均遭到他人的无端的挑剔与贬议。丰坊在月湖碧沚纳凉时写了首诗：“鉴湖洲上晚凉归，散发披襟送落晖。呜雨乍收微雨续，黑云轻载白云飞。水风篠度偏流座，山月穿松故拂衣，倏忽阴晴堪一笑，年来世事已忘记。”此诗流丽畅逸，即景生情，警拔深契。而有好事者以为雨时何有日耶？对此郎瑛认为“此于无过中寻过矣。”并以杜诗“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来举例，目前一时之事，不可拘于常理。而我想说的丰坊的诗是宁波天气真实写照，宁波老话中便有“猛猛日头大大雨。”晴雨相间之事，宁波极为常见。由此我想到宋时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一段诗话。王安石曾写了一首《残菊》诗，其中有“昨夜秋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之句，欧阳修见后戏曰：“秋花不似春花落，吟与诗人仔细听。”王安石闻而笑云：“欧九不学之故也。不见楚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乎。”其实并非欧阳修不学，而他却另有所指，即当时朝臣相互倾轧，纷争不断。欧把秋菊喻为资深老臣根深蒂固，难以攀倒。这里我们撇开这些历史背景，只是就诗论诗。欧阳修说的是常理，而王安石写的却是特情，故各有其理。
还是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贬丰坊的诗“如沙苑马，恣情驰骤，中多败蹶”而明杨德周对此提出异议，“卮言非定价，卮言于先文懿”（杨守陈）之文，陈约之（束）之诗，丰考功（坊）书及诗，俱褒中有贬，非定论也”。清陆继辂则对王世贞本人的诗文提出批评，他在《崇百药斋文集》中云：“元美诗敷衍无足观，文尤芜杂不入格，其受病在不虚心。故艺苑卮言多诋斥至诮谢茂秦，何不以溺自照，文人吐属岂宜如此。”钱大昕在《跋弇州四部稿》中亦云：“元美以一代文献自命，不应差误，弥盖文人自矜疆记，失於检照，往往有此病”。我不懂诗，更不懂诗的韵和律，只知诗述事，诗更言志，丰坊《底柱行》一诗却深深打动我的心。此诗写在嘉靖二十三年，范钦赴任江西九江兵备副使，丰坊即以诗相送贺。嘉靖十五年时，范钦任工部员外郎，曾因揭发国戚武定侯郭勋私冒官钱数十万，反遭诬入狱，后率从薄罚，表现了一个年轻官员那种刚正不阿，敢于斗争的崇高品德与英勇气慨，甚为丰坊所钦佩与敬重，故以“中流砥柱”来溢美并寄希望予范钦，诗云：“嗟嗟范夫子，直气棱棱羞委靡，中心光明尤爱士，特立独行谁可比？行行江西旬月尔，天下望公如底柱，太宰司马可立取。”通篇诗作气如虹，一泻千里，直抒已胸，是丰坊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的内容与狂草的书法美仑美奂的和谐结合，堪为双绝，使丰坊的诗才、书才和忧国忧民的磊磊正气一展无遗。
2006年是著名书法家丰坊逝世四百四十年祭辰，今再读其诗，观其书，犹见先生当年放诞风流，慷慨悲歌。先生古之狂也，狂者乃负才不遇，愤世嫉俗，孤傲不羁，绝不可以凡心等而视之。先生古之癫也，癫者乃奇气横溢，书淫墨癖，坎坷终生，轻挥笔墨自写胸中块垒。惜先生享年不永，一棺入土，万事飘零，廖落百年，谁与凭吊？幸先生尚存残碑，遗留天一，草隶正行，世人叹讶，辉跃千古。时值先生逝去四百四十年之祭，谨以此文献给伟大而孤寂之魂。 （袁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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