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隶书初看横平竖直、光洁方整，有些象今天的美术字，细细品味，则是在不变中求变，在同中求不同，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美。作为清朝隶书成就最高的大师之，其隶书气魄宏大、风格独特、影响久远。看懂伊秉绶，对学习伊秉绶书法有着重要意义。
伊秉绶早年师从刘墉，书法属帖学一路，能写工整俊秀的小楷，风格近似刘墉，中年后专攻隶书。他四十岁前学《乙瑛》《礼器》等，用笔稍肥，略施波挑，结构扁方匀称。风格不甚明显，但用笔朴实，结构平和的特点也初见其学书思想之端倪。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为蜕变期，参考的是《衡方》《张迁》《裴岑》诸碑逐步形成了方正雄伟、圆浑饱满之书风。其在嘉庆八年，所书“政声韩史部，经义董江都”一联气魄宏大，用笔粗壮，结构方整，已形成了强烈的风格。
伊秉绶《临汉张迁碑立轴》纸本隶书 84×46.5cm 福建博物院藏
伊秉绶五十九岁临(张迁碑》等，可以看出他将汉隶的扁平结构改成了中宫疏朗，整体效果对称平衡，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意味。有时为了取得构建的艺术效果，将字的偏旁部首巧妙安排，或大或小、或粗或细，对比强烈。这种与众不同的取法方式使伊秉绶的隶书气魄宏伟、具有威严展慑力。
五十岁以后至其终老为伊秉绶书法的高峰期，此时之作将先前之书进一步提纯梳理，注重大疏大密的对比变化，更强调变化后的和谐自然，将清代隶书推向了高潮。
隶书三言联 1798年作
志於道，时迺功。
嘉庆三年六月九日长生古瓦斋，素人先生尊兄属，弟伊秉绶书。
清人王虚舟、林估人等人隶书腕力柔若习气太重，直到伊秉绶、桂馥出现,始遥接汉隶真传。伊秉绶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桂馥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伊秉绶擅长隶书与当时桂馥齐名.“伊秉绶和桂馥用笔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 用笔平直、结构饱满、气息高古.伊秉绶四十五岁隶书联“志于道,时乃劲”用笔受桂馥影响很大.但是后来伊秉绶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强化、归纳, 使其隶书从众多书家中脱颖而出,犹如腾空出世。
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
隶书五言联 1803年作
句赠云岡三兄老先生并正之，
嘉庆八年二月朔，汀州弟伊秉绶
“政南韩吏部，经文董江都”仅有十字，细看字的大小、粗细变化非常丰富。伊秉绶的隶书，早年较粗壮，晚年比较瘦劲。这幅对联横细竖粗，捺较粗，整体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根据总体布局的需要，他还做了一些笔画特殊处理。如“韩”字，右边的“董”，他把横和竖连接而成，使得左右横画极其对称;“都”字他把右边的部首换成了篆书的结构，是为了避免与“部”字重复。“董” 字的几个横画都很细，是为了与最后的长横和整画形成对比。“义”字与 “经”“董”的粗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都是为了整体效果而精心安排的。
隶书四言联 1805年作
变化气质，陶冶性灵。
书为叔鱼三弟清正，乙丑春日，伊秉绶。
嘉庆十年(1805)所作“变化气质，陶冶灵性”虽然疏密相互交错，可外形方满把四周撑起，表现出了雄伟的气势。在用笔上，如“变”和“气”主要以肥美为主，却又不失细劲。这种中锋铺毫的用笔，为结体的雄浑饱满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可见，结体与用笔是存在于一个整体中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从整体布局上来看，如果把字的间距写密了，那本来已经壮气凌人的字就会显得水泄不通，透不过气，伊秉绶却不这样，他把字距安排的很宽，这样“虚”和“实”就会显得黑白相应，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正所谓“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在伊秉绶隶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强烈的对比，让人感觉高有创意，与众不同。
隶书五言联 1814年作
清诗宗韦柳，嘉酒集欧梅。
閼逢閹茂之春，伊秉绶。
嘉庆十九年(1814)所作“清诗宗韦柳，嘉酒集欧梅”。此联尽可能的利用方、圆、三角的对比关系，例如“酒”字，它的右边外形为方形，上半部近乎圆形，下半部为三角形。“欧”字，它的左边外轮廓也是方形，上半部方形，下半部圆形，右边为三角形。还有“集”“宗”“梅”字，右下部变为菱形。这种方、圆、三角的对比，增加了几分生动与趣味。此联中的“宗”字对应的“集”字，伊秉绶在处理“宗”字时一竖收缩，“集”字却是两竖拉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酒”“欧”“梅”字没有三角形的处理方式，可以想象，此联就没有这么多造型变化，整体感觉就会死板，千篇一律。
隶书五言联 1807年作
世家传旧史，盛业继前修。
书为省庵四兄大人雅正，嘉庆十二年六月望，世寓弟伊秉绶。
《隶书五言联》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这是伊秉绶与桂馥在扬州重逢时为桂馥写的一幅作品。此联用笔中锋行笔，平正古朴， 法度森严，点画粗细大致均匀，以篆入隶，而且融合了《张迁碑》、《衡方碑》《裴岑 记功碑》等汉碑的特点，笔力雄厚，高古博大，方拙的外表里追求着一种平正的结构美，毫无做作之感。
桂馥在《晚学集》说;“作隶如果不了解篆体,就不能知道其中的变通之意;如果不多看碑版,就不能知道里面的增减、假借之意”伊秉绶的隶书与传统汉隶在用笔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将作为汉隶的主笔燕尾变为粗细大致相同,又将篆 书的用笔融入到隶书中,使隶书圆浑饱澜,力在其中,金石之气跃然于纸上。
隶书五言联 1804年作
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书为昇屏二兄雅正，嘉庆九年小雪，汀州伊秉绶。
在伊秉对联: “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中体现了伊秉绶的书学思想, “崇古尚朴”、“质厚”的碑学思想，伊秉绶对碑学和金石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加之翁方纲、黄易、阮元、桂馥等都是尊碑主将,一起推动并促进了碑学的兴盛.亦师亦友的翁方纲提出墨迹、法帖不如石刻的著名论断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赵、董书法有着很大的冲击,友人黄易踏遍众多地方寻求碑刻,这些都给伊秉绶很大的启发,伊秉绶的书法也从研媚的帖学中走出,寻求浓重的古拙的金石气。
伊秉绶的隶书有静穆之致,妙处在拙，伊秉绶隶书不仅有厚拙的意境,其他各体也 是拙气横溢. “拙”是伊秉绶书法上最突出的表现,其实看似朴拙,其实充满智慧。
陈振濂说, “无论是邓石如、赵之谦的书法里,我们看到有一种柔性化的倾向,柔性化也就是技巧的熟练与审美的细致,是一种走向完美的表现.只有伊秉绶是以绝大能力冲决了这种历史规定,他的阳刚之气可谓是千古未有的奇迹。伊秉绶隶书在慢条斯理的气氛中,他完成了前人梦寐以求几百年而达不到的境界。
熊秉明说过“伊秉绶将文字内容和书法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的命令句,是棒喝, 犹如本西棒出来的戒律偈.”因此,无论是在伊秉绶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很难找出他这样将汉隶特征转化为自己风格,并发展到极致,取得如此成功的书家.清代论书者几乎一致对伊秉绶的求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如汉魏人旧迹”,“隶书则直入汉室, 即邓石如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伊秉缦采用古程、厚拙的魏汉态势改造近世的书 法审美思潮.随着清乾嘉之后崇碑运动的兴盛,审美思潮指向古朴的自然状态,从而使 得伊秉绶的作品越来越显示出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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