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簠（1622-1693）书法品品

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少时便立志习隶习，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清方朔《曹全碑》跋：“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驰则败矣。”其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包世臣《艺舟双辑》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

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郑簠擅隶书，亦精行草书，兼工篆刻。初师宋珏，后改学汉碑，主要有《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得力于后者。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之“草隶”。

规范的隶书笔法中，加入富于个性的轻重用笔，或用枯笔，结字也不呆板。与时间稍早的王时敏相比，郑簠的隶书稍接近汉人和富有古意。这些都为隶书开创了新的出路，成为乾嘉以后碑派书法追求的境界，影响甚大。后人把他与写“六分半书”的郑板桥合称“二郑”。包世臣《国朝书品》将其与金农的隶书同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郑簠以行草书笔意，写《曹全碑》的体势，其书遒媚飘逸，开清代书法崇尚碑学之法门。郑簠是清初最重要的参与访碑活动并肆力学习汉碑的书法家，他的隶书获得其时知名文士的集体追捧。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驰则败矣。”其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其传世书迹主要有《杨茂源酬于附马诗轴》、《卢仝新月诗轴》、《浣溪少词轴》及《灵宝谣》。梁巘《论书帖》称：“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钱泳《履园丛话》称：“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彝尊)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结束了帖学近千年的统治地位，给靡弱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书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以篆隶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三百年的清代隶书创作，名家辈出，人才济济，是汉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以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郑簠广习汉碑，《曹全碑》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郑簠的书风与艺术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对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如高凤翰、金农、高翔、郑板桥的影响更为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簠的隶书创作，影响了他之后的一个世纪。清方朔《枕经台题跋．曹仕碑跋》云：“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史晨碑跋》云：“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郑汝器，同邑邓顽伯。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沈著而兼飞舞。”可见郑谷口是偏爱汉碑《曹全》及《史晨》两种，他可以移步换形，化为烟云。沈著而兼飞舞，却很适切地概括了郑簠那种飘飘然如羽化登仙，铮铮然似曲音升华。皆是师古人而能消化成自已的血肉的很好的例子。但这不是一蹴可及的，清张在辛《隶法锁言》曰：“作字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下必迟迟，敬慎为之。”这当然是指的书学的基础，要有点滴的累积，辛勤的耕耘。最重要的是诚心笃实，持敬为之。

著名学者、同时也写隶书的朱彝尊（1629-1709）对郑簠表现出相当的激赏，不仅认为郑氏八分之妙堪为其师，更将他视为本朝第一，阎若璩（1636-1704）则尊其为书坛“圣人”，与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等大儒并而列之。在给戴唐器的一封信中，阎若璩说：（本朝）十二圣人者，钱牧斋、冯定远、黄南雷、吕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锡鬯、顾梁汾、顾宁人、杜于皇、程子上、郑汝器，更增喻嘉言、黄龙士，凡十四人，谓之圣人。无论是集中歌咏一位书法家的隶书，还是将一位在世的隶书家尊为“圣人”，在书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以强烈的书写性与写意性为特征的郑簠隶书对同时及后来的书家有着相当的影响，根据统计，承袭其面貌的书家约有十数人。他也因此成为后代谈论清初隶书的标杆。饶有意味的是，在当时享有重名的郑簠，从康熙后期开始却遭到陈奕禧（1648-1709）、杨宾（1650-1720）、王澍（1668-1743）、钱泳（1759-1844）等人的严厉批评，甚至是嘲弄。这一遭遇表明，同是崇尚碑学，早期与后期的审美与技法追求却有很大不同。透过郑簠个案，我们恰恰可以洞观清代碑学观念之演进。

郑簠一生不曾出仕，他秉承家学，以行医为业，他的医术在当地相当出名，直到晚年仍日“以医道应酬”。有段时间因为疾者盈门他有了逃名之念，李渔（1610-1680）为此作诗讽劝，《赠郑汝器》小引云：“汝器文人也，能诗工书，且笃友谊，以岐黄术噪名于世，疾者盈门，车无停轨，自以为苦，欲逃其名而不得，故作是诗以勉之。”郑簠虽一介布衣，但他生活在冠盖辐辏的旧京，又善于结纳，所以“无论识与不识，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他结交友人非藉行医，而是通过他的隶书。结合文献与传世作品约略可以考见其受书人之一斑。如鼎革后流寓苏州的姜埰(1607-1673)逝后，于颖为撰传记，由郑簠隶书。同居南京的周亮工（1612-1672）明言自己“素从谷口学书”，他曾倩郑簠为所刻《赖古堂印谱》、《广金石韵府》、《字触》等书抄写序言或是题签。身在陕西的王弘撰（1622-1702）在一封给郑簠的信中直接要求“弟有所求者望即挥赐为感”，他的独鹤亭联额亦有出自郑氏手笔者。

浙江学者朱彝尊的“曝书亭”亦到处悬挂郑簠所书的匾额、楹联，倾倒之至。曾任职扬州的孔尚任(1648-1718)，康熙己巳（1689）与郑簠共度中秋，是夜郑簠为他尽情挥洒，所得不下十数纸，孔氏感叹“此一乐独俾仆一人消受之”。在郑簠传世的80余件隶书中，有一些“记录”的受书人亦相当知名，如曹贞吉（1634-1698）、张贞（1632-1712）、姜寓节、樊圻（1616-？）、颜光敏（1640-1686）、靳治荆等。值得注意的是，郑簠的友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乃金石学者，如顾炎武、朱彝尊、曹溶、王弘撰，清初金石学的发达与隶书的振兴有很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