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书法常常成为人们的谈资，津津度量于两国书界之仲伯。同为东亚文化圈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国文化，相近而又存异，自是一件有趣话题。日本国历史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最多，至今很多华夏文物流于日本，甚而本国已无、在彼独存，成为赴日旅游者寻赏怀古的项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举国“脱亚入欧”，人谓与华夏文化渐行渐远，其实，有些方面依然藕断丝连，兴味不减，而书法方面，甚至“逆水而行”，再一次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振兴现代日本书法的营养，而此一营养的最大供应者，并非李鸿章、张之洞一类名满朝野的显宦，而恰恰是七次入京会试空手而归的湖北宜都杨守敬。
在日本，杨守敬（1839-1915）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传灯之祖师”，称他给日本书坛带去的，是一场“晴天霹雳”。这并非某些人的随意嘉许，而是堪称日本书法界多位领袖人物的一致推举。
历史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杨守敬不是作为出使日本四年的随员，从而有机会接触日本书法界，这样的历史机遇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同时，如果杨守敬不是腹有深厚的书法和文化积淀，如果不是身怀日本书法界彼时所无的另一格调，也很难激起被日本书界称作的“杨守敬旋风”。
三路归一
治学刻书，成清代学术终结者
杨守敬如果始终在国内，终其一生，会成为一个晚清时期的学问家。在时间上，他与陆润庠、吴昌硕、张謇、康有为、郑孝胥是同时代的人，但与他们比起在国内的地位和声誉，距离之远自不待言。然而这些同样在书法方面载誉甚隆的名人却都没有杨守敬那样在东瀛日本赢得至高尊崇。杨守敬何以独擅胜场？细究之下，杨守敬确乎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同时，也是中国晚清时期“尚碑”潮流的外溢效应。
他一生有三条路可走：科举做官、商业经营和治学著述。事实上，历史让他进入第三条路。
杨守敬一生用力最勤之处不在临池练字，而是包括碑帖研究在内的学问探求。4岁时，他父亲咯血而死，家里经营着两个店铺，不得不关掉一个。5岁时他在自家店内玩耍，对往来钱币中的古钱特别感兴趣，这一天性贯穿杨守敬终生。11岁时，杨守敬即辍学在宜都帮助祖父经营店铺，空余时间自学。他有一弟，本极聪明，但后来吸食鸦片，经营商业实际上只靠杨守敬一人，如果他专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至多成为宜都一位富庶商人。然而，杨守敬的心意萦绕于学问，他不是不会经商，事实上家中的经济也常让他操心，但他志不在此，作为家中长子长孙，他一直为家庭生存奔波，但最为热衷的还是求学深造。
时代也断绝了杨守敬入朝为宦的路径，他是非常会写文章的人，14岁县考中应试即夺第13名，19岁时入府试“他人未脱稿，守敬已交卷”，五场皆获第一名，24岁时在乡试中顺利夺得举人。然而他的应试之途到此猝然转折，从25岁到48岁，七次入京会试，皆不中。实际上每次他的试卷都经人抄出，在学子中争相传阅，广受赞赏，阅卷学官甚至直接找到上级为他力争，然而每次都名落孙山。终于，在48岁第7次赴京科考不第之后，他彻底对这条路心灰意冷，完全投入到治学刻书上面。
在此之前，杨守敬三路并进，人到中年，他把米店改为纸店，交由儿子打理，自己则全然投入治学、交游、课徒和刻书。而这几项活动，无不与学问缠绕。人一生最擅长的事情其实从很早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还在25岁第一次入京赴考时，京城书肆让这个从湖北宜都而来的年轻人大开眼界，当离京还家时，他是带着整整一骡车书走的。这样的事他后来不断重复，可谓购书饕餮，功名没取得，买书的钱倒花去不少。
杨守敬终生买书、读书、写书、印书，他最大的兴趣在于历史地理学方面，后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日本，心心念念都是这方面的学问，这个自幼“信而好古”的读书人没有辜负那些梓版青墨，为中国传统学问中的舆地学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最耀眼的是文字学、训诂学等“小学”，而杨守敬以他的舆地学成就为清代学术增添了一把别样之火，他的剑走偏锋使清代学术愈加丰满。他同时是金石学家、书法理论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和书法艺术家，他对书法碑学的阐发弘扬，比康有为还要早20年。学问做到他那个程度，已经远不是“四书五经”所能轩轾的了。杨守敬的最后5年是在民国时期度过的，他在实际上成为清代学术的终结者。
杨守敬那个时代的学术中人，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是要自己出钱刊刻成书的，对学人而言，一方面是要有学术成果，一方面是要有钱印制发行，否则难免幻灭于无形。当然，印制发行做得好也是可以赚钱的，杨守敬刊印的一些书就成效不错。
学者眼界
著《历代舆地图》为古代历史地理学卓绝之作
杨守敬从累世经商的家庭里走出，讲究重实务，讲效率，广交友，凡事一究到底，绝不半途而废。他一生著书80余种，主线为舆地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地理学。他于《水经注疏》用力最著，几乎纵贯他的全部学术生平。他是一边读书写作，一边雕版刊印，常常一头扎进雕版工坊审视，成为雕版印刷的内行。杨守敬对雕字要求极高，决不允许出现错误和丑字。在日本时，他的严格要求甚至带动提高了整个工坊的技术水平。一次，日本刻书坊老板半开玩笑地让他在十几个雕版工人制出的书版中认出其中领头人所雕书版，这不啻是一种考试，因为那所刻书坊普遍制作水平都很高，所刻书版几乎一致，然而杨守敬巡看一遍，拎出其中一版，众人当即起立鼓掌，无不钦佩。
杨守敬很会调动资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交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能够彼此助力。晚清名流中，梁鼎芬、张裕钊、陈宝琛、张之洞和罗振玉等，都曾给予他很大帮助。
杨守敬为罗振玉所藏汉画像砖题跋
19岁去武昌参加府试时，虽然他五场皆是第一名，但他不是一门心思只扑在考试上，而是藉此结识各地才俊，以后每参加一次这样的考试就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有些与杨守敬建立了终生友情，从生活、商业和学业的拓展和解困多方面相互支持。但他绝不是没有原则，有一回张之洞在北京陶然亭召集在京政文两界人士，名单中有杨守敬，而他以“迹近标榜”而未从。在驻日本使馆时，新任上级说出不好听的话，他转身收拾铺盖就要走，还是那位上级亲到舍馆道歉才罢休。但此上级后来还出资让杨守敬刊刻出版了舆地学新书，以后又在杨守敬归国时向朝廷推举他任职。
也是19岁那次府试，让杨守敬第一次接触到舆地学。那次他看到的是《六严舆地图》，那是江阴六严编绘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全名《皇朝内府舆地图临缩本》，是在其叔父六乘如所绘《内府舆图》和《大清会典图》基础上绘制的。杨守敬一见倾心，就此成为他奉献一生从事的事业。杨守敬在几十年的光阴里搜集古书，对其中的地名、地图、山川形势、行政区域进行勘定、剔除讹误，自《左传》以下典籍无不清理，工程极其浩繁，最终在自己的著作《历代舆地图》中用地图和标记展示上三代以来各朝各地的地理沿革，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卓绝之作，至今仍是这一学科的重要参考文献。杨守敬的代表性巨著《水经注疏》和《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成为我国传统历史地理学的高峰之作。《水经注图》完成时他已67岁，自述“余为此图，皆循郦氏（郦道元）步趋，必一一证合，以书考图，以图复书，无不吻合”。罗振玉将杨守敬的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及李春兰的算学，赞为清朝三绝学。
杨守敬所著《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中的《禹贡九州图》。
结缘传道
点燃日本书界求新求变之火
杨守敬不是以书法家自诩的人，但未料在不经意间，点燃了日本书界颓靡之际的求新求变之火，使他自己也成为令日本书界仰慕的圣贤。“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是苏轼对韩愈的称颂，能够在异国他乡扭转书道颓靡，以复古旗帜开创书法艺术新局面，难道不正是起衰济溺？
初时，杨守敬只是要把字写好。18岁第一次参加府试时，他的试卷答得很好，但却未被录取，他听说主持官员书法甚佳，于是悟到自己的字写得太差，成为落选的重要原因。自此，他着力习字，并在不荒废学业的前提下顺带注意书法理论研究。第二次入京会试时，落第留京考取了景山官学教习，住在前门外东侧太平会馆，在馆内教书，每天下课后走好几里地步行去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帖文字，常常日落天黑后才回来，路上已寂寂无人，成为同伴们的笑谈。
他如此痴迷于碑版法帖，常常把钱花光用于购买这些东西。30岁时，他已写出《评碑记》、《评帖记》，对古来碑帖遗存做出梳理和评判。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晚清碑学正在兴起的时候，他无疑是这场碑学大合唱较早的加入者。碑学不是仅仅靠一两个名人兴起来的，后来人们尽知康有为是碑学的旗帜和弘扬者，但其实，杨守敬对碑学的鼓呼要比康氏早20年。杨守敬本人的书法风格质朴、凝重、苍劲、老辣，充分显示着碑学审美趋向，他自己就是碑学的实践者。
去日本的时候，他是携带着13000件碑拓同往的。同道总是相知最易，首先是杨守敬本人的书法吸引了日本书道人，在交往中，日本书道人又从他这里发现了无与伦比的碑拓原件，那些从中国古代走来而从未被日本人所见识的妙品，让他们惊异而又叹服。日本书道沿袭着中国晋唐帖学书法的道路行进，至此已渐入颓势，而中国这边已经兴起的碑学潮流并不为日本书界所知，杨守敬携13000件碑拓原件和他自身的书法面貌及理论见识，一廓日人眼界，使他们不禁惊呼他山之石终于来到眼前！他们称杨守敬带来的新奇之风为“晴天霹雳”，足见震惊到什么程度。
杨守敬是42岁至46岁这段时间居留日本的。他在使馆接待了不少日本书界人士，其中友谊最深的为岩谷修一六、日下部鸣鹤、冈千仭振衣等人，这些人都是日本书界有影响的人物。杨守敬的名声在日本书界传开，人们在他这里观赏并购买了他从国内带去的汉魏六朝碑版和古钱、古印，那是他多年寻访而得的积蓄。他在国内时，长年对古碑文字痴迷，每次进京应试，都带回大批购到的碑拓，一次从京城返回宜都的路上，在汲县庙前野地里发现《修太公庙碑》，到住地后又携毡墨用具步行前往，在月色下拓得回来。多年如此辛苦积蓄，使他拥有了那么多稀见碑拓，最终在日本大放异彩，震撼了尚未感受过汉魏六朝古朴书风的日本书界。日人渡边寒鸥对杨守敬大加赞语：“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噏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杨守敬使用“邻苏园”专用纸给其日本友人日下部鸣鹤所写书信，对日本书法家赠与他的书法作品赞道：“蒙赐华翰，珍逾拱璧”。
日本书界人士与杨守敬接触后，仰之弥高，经常到他的寓所交流，双方语言不通，便采取笔谈方式，好在大家对汉字都是熟稔的，其中杨守敬与严谷一六的笔谈收入1967年由日本书道资料株式会社出版的《八稜研斋随录》，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
杨守敬富有多年书法研究的理论心得，笔下又有独特的书法面貌，日本书界首脑人物无不叹服，他们也请杨守敬创作书法作品，一些重要的社会书法活动请他执笔，为纪念传说中毛笔的发明者秦朝大将蒙恬而镌刻的《蒙恬将军之像碑》便是请杨守敬撰文和书写的，此碑至今犹立，存于日本东京墨田区三围神社内。
1882年杨守敬在日本期间应邀为传说中中国毛笔发明人、秦朝名将蒙恬所撰写的碑文。此碑现立于日本东京。
杨守敬成为日本书界最受欢迎的人物，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当他回国之后还陆续有渡海而来的追随者。他在日本的书法活动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影响，他的到来也引发了日本书界的历史性转折。
而这一切都是不经意间发生的，貌似“无心插柳柳成荫”。杨守敬一生科考不如意，历史给了他一次巨大的补偿，成就了他在东瀛的盛名。
书法从来不仅仅是技巧问题。首先，书法是一种文化形态，书法的成功高度依赖于整体文化水平；其次，书法仅靠临池苦练是不行的，书法人的内在文化修养、审美取向、阅历见识甚至年龄，都成为影响个人书法特征和成就的重要因素。作为书法家的杨守敬是这样理解书法的：“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他主张，“精”一定要建立在“博”的基础上。一个学习书法的人，如果不对文字学有兴趣，如果不广泛涉猎文化领域各种学问，只下纯技术的功夫，那么，凝结在笔下的书法内涵很难丰赡。杨守敬书法之所以在日本引起轰动并深刻影响了日本书法的历史进程，与他博大精深的学养关系极为密切。
舆地学之外，杨守敬又是金石学家，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他是目录版本学的斫轮老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胸有航标。他对历代书法的研究用功极深，撰写的《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书法理论著作彰显着他的书法见识。他一生共有83种著作传世，可谓著作等身。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晚清显宦端方何以前后两次请他到南京、上海为其藏品作跋、刊刻，张之洞邀其任两湖书院教习，书院改为学堂后任四品衔总教长，又为湖北通志局纂修，袁世凯请其为顾问参政。正因为杨守敬是书籍的全方位内行，从撰著、编辑、刻版到印制无不精通，所以，他69岁时，礼部侍郎陈宝琛荐举他为礼部顾问官，专司刻书。他的淹博学问令人惊叹！
深厚的文化学养，宽博的眼界见识，刻苦的临池功夫，成为杨守敬取得巨大书法成就的依托。杨守敬的成功，给书法人留下深刻的启迪。
古卷归宗
购数万卷古籍归故国
杨守敬在日本出让汉魏六朝碑拓和古钱、古印等物，绝非为了发财，而是有一个明确指向，那就是用这些钱购回散失在日本民间的中国珍稀古籍。
他结识的日本朋友森立之送给了杨守敬一本目录著作《经籍访古志》，杨守敬按目访书，购求到三万多卷中国古书。当时，日本正急于“脱亚入欧”，中国古籍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街摊，价钱非常低，这倒欢喜了杨守敬。他深深知道那些书的珍贵价值，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国内已极其罕见，譬如六朝、唐代抄本，宋元古籍，在晚清的国内已极其罕见，作为版本学家、藏书家的杨守敬如鱼得水，如入宝山，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由于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巨大影响，不久，日本学界重拾汉学古籍，推波助澜，竞相购藏汉文古籍，扭转了汉书市场走向。
我们不能不感谢杨守敬此番大量购求中国古籍，后来当他46岁归来的时候，将这些历代古书全部带回。50岁时，他在黄州筑屋藏书，因此地城北即苏东坡赤壁，故而取名邻苏园。他后来又在武昌建藏书楼，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最挂心的就是自己数十万卷藏书。他73岁那年适逢武昌起义，乱局如麻，士兵已进入他宅内索财，他的日本朋友直接写信给时任都督的黎元洪，要求保护杨宅，黎元洪发布禁令贴于杨宅门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皆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此期间，他的家人奔走于黄州、宜都、武昌、上海之间，保护存放在各处的书籍。所幸的是，这些辛苦购藏的古书，全都在国内存留下来。
杨守敬在日本传书法之道，在国内则传古籍之道。作为读书人，他可谓俯仰无愧。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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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师是潘存，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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