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学者俞樾(1821-1907)
近日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俞樾书信集》（汪少华整理），很多短札属于便笺一类，未见于光绪二十八年《春在堂全书》中的《春在堂尺牍》和《袖中书》。集中颇多作者请托和理财方面的内容，笔者略作摘录，连缀成篇，或许从中可以窥见晚清官场和社会特色。本文题目中的“道”字或可加引号，指门路、门道。
遥瞻大树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俞樾即致书这位甲辰乡榜同年（两人同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称他“老前辈”：
樾侨寓津门，又将三载。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无经费，未能设局，不过从故书中抄撮，终朝伏案，劳而无功。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随园老人，至今艳称之。其人品、其学术，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数十年山林之福，实为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瑞为制府，则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随园，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瑞万万矣。企予之私，率尔布陈，伏惟惠詧。
俞樾应崇厚之邀修志，实非所愿。尹文瑞即尹继善（谥文瑞），雍正、乾隆时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对下属江宁知县袁枚多有扶持，成全他购园增修之梦，得享“数十年山林之福”。俞樾同为浙籍，援引前人先例，暗示自己的人品学术均高于随园。李鸿章当即推荐他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樾承乏紫阳，皆出阁下之赐，遥瞻大树，深用依依”）。同治六年，俞樾转往杭州诂经精舍，年底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字筱荃，也作小荃）由江苏巡抚调任浙江巡抚。本是好事，俞樾又添新忧，向李鸿章直言：
樾自乙丑岁承延主紫阳书院，皋比绛帐忝窃两年。一从大树远移，便觉孤根难托，适马穀山制府以西湖诂经精舍见订，遂辞苏而就浙。且喜令兄小荃中丞移抚是邦，甘棠两树原是同根，初不异躬庇宇下也。今年以讲席而兼书局，丁禹生中丞又推屋乌之爱，吴门书局许挂虚名，笔墨生涯比往年腴润，颇拟稍稍积蓄，为将来入山之计。又拙著各书已刻者四十八卷，未刻者尚五十余卷。倘橐中积有五百金，便可尽刻之。然二者恐不可兼得也。
俞樾主持诂经精舍，也兼浙江和苏州书局，多两份收入。丁禹生即丁日昌，同治七年（1868年）由两淮盐运史擢升江苏巡抚，依然驻节苏州。“许挂虚名”即允领干俸。俞樾这一年所得丰腴，仍自叹刻书乏资，委婉向李鸿章申请出版资助。
挟而求之
俞樾一心从事著述，也长于经营财务。他时常谈及刻印著作所需资金，读信人自然明白用意。为自筹费用，他也直接亮出作文润格，有一次如此回复藏书家费念慈所请：
昨承谈及史世兄求撰其尊甫（编者注：对他人父亲的敬称）墓志一节，卧而思之，忽有挟而求之意。因弟所撰《茶香室续钞》廿三卷、《目录》一卷即拟付之剞劂，然此书字数约在十七八万光景，非洋蚨或百不可，计砚入不足供之。如史世兄能赠我此数，俾刻成此书，则自当敬谨撰述，表扬其先德。但作文润笔，虽古之所有，而此则未免如昌黎公所言“少室山人索价高”者，意甚恧之。因吾兄文字至交，故以奉商，可言则言，不可言则止，勿强人所难也。前年曾有停止作文之诗，附奉一笑。
钱别称青蚨，洋蚨指墨西哥银元，即墨银或鹰洋，一百块约值六七十两银子。俞樾受托写过大量墓志、传、记和序跋，有些收取润笔。“洋蚨或百”，索价太高，不免深感惭愧，好在他也能自解：前年就决定不再作文，有诗为证。费念慈转告了俞樾的“索价”，史家同意，不然就不会有《浙江候补道史君墓志铭》了。
谋求肥差
更让笔者关注的是书信中与厘金关卡相关的请托。太平天国事发，地方上因军费需要，开辟财源，置局设卡，收取厘金。新的征榷制度弊端丛生，不少厘金税款转入经手人员的腰包。然而，正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无法有效监管，读书人反而看中了厘局或其他捐税部门中委员、司事的职位。从事征收，这是稳赢的行当。厘局以及派生的各种货捐局多“油水”，大小管理职位被各地缙绅垄断。
俞樾与夫人姚文玉（光绪五年去世）感情极深，多次致函朱之榛，为姚姓亲戚请托。朱系浙江平湖人，字仲蕃，号竹石，官江苏凡四十年，长期管理苏沪厘金，历任巡抚倚如左右手。俞樾此函为居住在上海的姚祖顺谋求货捐局委员：
舍亲姚祖顺……谨在沪伺候台麾也，其差事望推爱留意。惟闻年内出有货捐局小差，此则名虽委员，实同司事，想沪上自必另有人在，非弟为舍亲求于阁下者也。
推荐了，还要客气，说明那个“小差”沪上所求者必多，不敢请托。姚祖顺消息灵通，打听到上海县保甲差即将现出缺，又央俞樾请朱照拂：
近闻上海县保甲差已届瓜期（编者注：指任职期满），舍亲姚县承祖顺求赏派是差。
回音很快，俞樾作复：
昨承复示，舍亲姚县承祖顺蒙允栽培，同深感戴。舍亲到省已有十八年，历当差使，尚无贻误，谨以奉闻。
姚祖顺大概还有几位兄弟，俞樾费心尤多，再三麻烦朱之榛：
顷有舍亲姚巡检祖诒欲求栽植，无论外县保甲或厘局司事，赏派一差。此君亦弟至亲，故敢渎呈。
也许是同一年晚些时候，俞樾再致一函：
春间为舍亲姚巡检祖诒求赏外县保甲差，蒙允留意，同深感激。其人乃弟至亲，光景甚窘，用敢渎求。如有相当差使，随便赏给一差，戴德无量。
朱之榛不敢怠慢，派了一差。但是这山望了那山高，亦是常情，姚祖诒短期内又得一差，难以兼顾：
再有渎者，舍亲姚祖诒承蒙派委常熟保甲差，甫及三月，姚祖诒已承改派货捐局差，例难兼当。其常熟保甲差，可否推爱派舍姪孙巡检俞侃接办？
保甲差或明或暗的待遇不及货捐局差，姚祖诒就了新差，俞樾希望旧差留给“舍姪”。致朱之榛函中还有一通为姚祖诒索要监印官的位子：
闻贵辕监印陈君已赴署任，舍亲姚巡检祖诒欲求赏派是差，谨附上名条。
姚家兄弟除了祖顺、祖诒，还有一位祖顼：
顷闻常昭内河厘局已另委员接办，未知所委何人？弟有舍亲姚祖顼充当该局司事十余年矣，人颇稳练，是以历任委员无不信任，现充该局支塘长桥卡司事。谨附上名条，伏求荐令蝉联，感德无既。
俞樾书信集，汪少华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俞樾担心这一厘局新委员上任，所辖各卡的司事也会变换，预先向新委员的上司递条子，谅他也不敢乱来。厘局委员任期一到，人人都想得位：
闻常昭海口厘局委员报满，舍亲张令豫立及敝年再姪孔丞昭芬均托转求，想台端自有权衡，弟谨为达之左右而已。
此函最后一句在新冠病毒流行之际特别醒目：
贵局所配太乙辟瘟丹，求赐数锭为感。
何处有美差优缺，这个小群体的人员一清二楚。在以往的语境下，肥缺之类的词汇不带负面含义。鲁迅对汉字背后无形的价值观体会太深，才力主文字拉丁化，并在文章《门外文谈》后署名“华圉”。当然他是过激了，不表。还有一位沈姓的“舍亲”也急欲谋职厘局：
前为沈舍亲求厘局司员，荷承惠允。今闰五月有下游震泽车坊三处司事委员瓜代及期，敢求酌派其一，戴德无量。名条附上。
以前已经嘱托，得到允诺。现在“沈舍亲”探得详情，赶紧请曲园先生打招呼，果然如愿。致朱之榛函第26号书于数年后，显示沈早已得到厘局司员的差事，任职期满，还想蝉联，俞樾为他说情：
舍亲沈庆年蒙派充上游厘局司事委员，已将报满。闻翁少畦大令（编者注：对县令的敬称）为之禀留，未知可破格赐准否？
制度设计出来是防止贪腐的，沈庆年任期一到，本应“瓜代”（到期离职，由人代替），“翁少畦大令为之禀留”，似与规定相违，难道事前俞樾已经示意？现在作书，是请翁的上司朱之榛允准县令所请，予以“破格”。
俞樾主张废中医（两位医生对同一病人的诊断自相矛盾），不过也曾帮助精通歧黄之术者：
顷闻六门落地捐委员已将瓜代，有敝相好徐经历（编者注：掌出纳文移之吏）可范，冀得此差。其人甚稳练，且精医理，敝寓屡延其诊治，颇能奏效。用敢附上名条，敬求言于护院，伏鼎言之力，当可有成也。
“六门”即苏州原来的阊门、胥门、盘门、葑门、娄门、齐门。落地捐是针对各地城镇集市交易物品的课征，也是清朝杂税之一，又称销场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变成厘金之一。这一税金也是交公的少。
笔者旧籍中夹有一张“吴承潞”的名刺，此人即书信集中曾任江苏按察使的吴承璐。俞樾也请托吴承璐：
舍亲姚祖顺在震泽局充帮办，欲求赏调一小卡，弟早以难复之，今因便附闻，如将来或可挪移，更妙也。
震泽邻近古镇南浔，在水路繁忙的年代，应是江浙交界处较大的厘局。“求赏调一小卡”，或可由帮办升一级，当然也会有其他考虑。童米生是俞樾门生，曾拟携老师手书往谒吴承璐，行期推迟，俞樾补作一书，在推介的同时顺便写道：
日前托米生带上一函，闻其迟迟未行，尚滞苏垣。今日有同乡来，言震泽丝捐小委员王君已作古人，不日即当报出。此差乃小班中微薄之差，舍亲姚县丞祖顺可否即赏派此差？随同大委员办事，当不至陨越也。闻米生初一动身，故又草此奉达，伏希鉴纳。米生触暑而来，无非为差使起见，能如其意，俾不虚此行，尤感。
童米生本人在江苏站稳脚跟并做到崇明县令，也全赖吴承璐“赏以青眼”。
不少书翰是俞樾在生命最后几年写的。恩寿出任江苏巡抚，已是新政以后。《苏报》案发，恩寿被迫聘外国律师状告包括章炳麟在内的过激分子。俞樾如何看待高徒，未反映于数十通致恩寿函，但是推介姚祖顺则一如既往：
舍亲姚县丞祖顺乃小孙胞母舅，需次（编者注：旧时指官吏授职后，按照资历依次补缺）吴中，已将廿载，人尚安详谙练，而旅况颇艰。闻赵屯局员刻将瓜代，可否赏派此差？感德非浅。
大约没有立即得到回音，俞樾再致一书：
小孙陛云之胞母舅姚县丞祖顺需次江苏，垂二十年，历次署缺当差，尚无贻误，而其人则亦老矣。闻赵屯港厘局委员已将瓜代，伊意冀得此差，稍有余资，以清宿累而营归计。弟与至亲，故敢为代达，附上名条。
原来所荐之人想在退休前有所资储。恩寿与俞樾相投，两人书信频频往还，俞樾告诉他：“曾孙僧宝喜告曰‘抚台又有信来矣。’”依照惯例，恩寿又会允其所请。
吴大廷是晚清名臣，曾在同治十年过访俞樾，后来还应见过面。集中致吴大廷函仅一通：
吴门一别，自夏徂秋矣。顷闻兼筦厘局，总揽饷源，从此展布益宏，勋名愈远矣。……兹有敝友谢敏斋广文步灜，向充厘局司事，诸凡谙练，人亦朴诚可恃，用敢给函，今其晋谒阶前，无论总局分卡有可位置，推情酌派为感。
这封信可能写于光绪二年秋，据吴大廷自述，“（是年七月）奉沈制军檄，道员兼办淞沪厘捐总局。……计自七月兼办总局以来，日日判事，不换一人，不改一章，惟不受请托，不受小利，与诸僚属推诚相与，征收较前倍旺。”（《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这次俞樾请托，他也不受？“谢敏斋广文步灜”又是一位塾师（“广文先生”）。
营造曲园
同治四年俞樾南归，就聘苏州紫阳书院。不久，他致函崇厚，抱怨书院的住房：
近已迁居紫阳书院，屋虽宽大，而兵燹之后，窗户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鸠既不善营巢，穷鸟又安能择木？窃比于卫公子荆，以一“苟”字处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樾之苟，苟其所无，或较古人更进一筹乎？（“卫公子荆”典见《论语·子路》）
俞樾还是善于“营巢”的，八年后（1874年）以“青蚨千贯典得潘文恭旧第”（致朱伯华函，潘文恭即乾隆朝状元潘世恩）。他透露了自己的购买力：“比年以书院而兼书局，岁入不为瘠薄。”第二年曲园建成，俞樾迁入新居，心中喜悦，自号曲园居士。
曲园位于苏州人民路马医科巷43号，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两千八百平方米，相当于四亩多地。《曲园记》最后一段，俞樾自称园小：
嗟乎！世所谓园者，高高下下，广袤数十亩。以吾园方之，勺水耳，卷石耳。惟余本窭人（编者注：穷人），半生赁庑。兹园虽小，成之维艰。《传》曰：“小人务其小者。”取足自娱，大小固弗论也。其助我草堂之资者，李筱荃督部、恩竹樵方伯、英茂文、顾子山、陆存斋三观察、蒯子范太守、孙欢伯、吴焕卿两大令；其买石助成小山者，万小庭、吴又乐、潘芝岑三大令；赠花木者，冯竹儒观察。备书之，矢勿谖也。
从封疆大吏（“李筱荃督部”即李瀚章）到巡抚、道台、县令，各级官员都为俞樾置地辟园出资，“青蚨千贯”中多少来自贶赠就不清楚了。俞樾致李瀚章第十四函最开眼界：
弟自去年五月奉老母至吴下寓庐，未敢远离。虽西湖精舍，不过佳日作两月勾留而已。吴下寓庐又苦逼仄，今年于马医巷西头买得隙地一区，筑屋卅间。其旁余地，杂莳花木，以奉版舆。而年来砚入所赢微嫌未足，不识公能少助我以草堂之资乎？恃爱渎陈，幸勿罪也。
直接索赏“草堂之资”，超出了读者的预期。下一函是收到礼金之后写的：
弟因故里无家，卜筑吴中，暂谋栖息。承分鹤俸以润蜗居，发函展颂，赤芾三百，惊喜之情，不啻邺骑至而宝玦来也。年内正屋可三十楹，已算初成，卫公子荆以一“苟”字了之。其旁尚有隙地，自南至北十三丈，又自西至东六丈，地狭而曲，如曲尺形，于其中凿地叠石，小筑亭榭，杂莳花木，即如其形，名曰“曲园”。一曲之士，聊以自娱，无当大方家数也。然土木之工亦颇不少，初意不过二三百青蚨，兹则竟需倍之。若非嘉惠，不获观成，将来《曲园记》中定当铭镌盛德也。
“邺骑至而宝玦来”，用了曹丕《与钟繇谢玉玦书》中的典故：“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曹丕书中还有一句：“闻繇有玉玦，密使临淄侯因人说之，繇遂送焉。”钟繇是经曹植派人传了话，才不得不送宝玦的。俞樾是否也曾向《曲园记》中其余十一位资助者明示自己财力犹嫌不足？阅读一百多年前曲园先生的书信，是否应该暂时悬置现在普遍接受的体面、自尊和独立等观念？资助者中未见崇厚名字，他或收到过同样的信，未作复。
集中还有一些书信只是请人“俯赐吹嘘”“勿吝齿芬”，所托之事不明，也许与“求赏一吃饭之处”“当一小差，聊可糊口”“觅一枝栖”“栖息有枝”“遇事照拂”和“随时提挈”的主旨相去不远。还有诸多细节是今人想不到的，如俞樾向地方官商借公家轮船、小炮艇乃至士兵，均如所愿，毕竟他是翰林。当时官僚阶层中的收信人不会感到所求之事过分，他们也受制于积久成习的行为模式，公私不分。家庭、熟人观念主导的社会往往不利于公共精神和服务意识的健康发育，家与社会、国家也不是想当然的同心圆。俞樾书信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文字粲然，今日阅读，钦佩之余却并不为时代的变迁遗憾。一百年前，杜亚泉批判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时写道：“记者曾见一商人在群众中声言，谓天下最坏者为读书人；又闻一农人言，吾乡中绝不愿设学堂，以往事证之，吾乡中苟有一识字之人，则乡民无不受其累者。其嫉恶如此。”他还试图诊断社会的疾病：“吾侪社会中，大都不生产之分子多，生产之分子少。而此不生产之分子中，其小部分之侥幸者，常横领社会之生产物，席丰履厚，恣为淫侈，以酿社会之腐败。”这是新一代读书人发出的声音。俞樾是学者中的学者，待人善良，但是他所保荐的人，难保也会出现个别不生产之分子中的侥幸者。
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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