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斋号与用印

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对生活空间的建构和对精致“长物”的追求达到一个高峰，以它们作为“雅俗之辨”的重要载体，在彰显自己身份和品味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追求蕴于其中。对于董其昌而言，他的斋室和印章，便是其毕生艺术理想的寄托之处，是他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的另一方丹青天地。

一、斋号

董其昌筑有多处斋室，一方面，这些斋室是他进行艺术创作与鉴赏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斋室所冠的斋号也反映了他的艺术理想。

“画禅”简而言之，是董其昌将自然、人生之感悟与禅学、艺术思想融汇凝萃为一体。“画禅室”是董其昌书画鉴定、创作的重要场所，斋堂内蓄藏书画名迹甚夥，诸如巨然《松阴论古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此斋名最为人所熟知，也最能体现董氏的艺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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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画禅室小景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明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之《九峰招隐图》，

上海博物馆藏

万历三十二年（1604），休病江南的董其昌在游西湖时喜得一宝鼎，便名其藏书之所为“宝鼎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记董其昌题《宝鼎斋帖》曰：“甲辰秋，余得此于西湖，因以名藏书之室。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征余书者，以此塞请，足以应酬之烦，一似永师作铁门限也。”万历三十九年（1611），董其昌在此斋中作《荆溪招隐图》。苏东坡书法《三马图赞》也藏于此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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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行书宝鼎歌》轴，上海博物馆藏

“戏鸿堂”是董其昌宅第中与书画相关的斋号之一。《戏鸿堂帖》也以保存大量古代法帖而著称，是董其昌将平生所见晋、唐、宋、元名家之法帖真迹，勒成一十六卷所得。董氏对此甚是满意，曾对人说：“宝鼎不如戏鸿，盖戏鸿刻手，颇朴兢兢，尺寸不遑，笔意俱在。而宝鼎出吴中巧匠，以意为锋，务求刻露，其于淳古之意，或反失之。”

至于戏鸿堂之得名，据董氏自述曰：“卢鸿，字浩然，亦曰鸿乙。余题《戏鸿堂帖》曰：‘飞冥易肆高，戏海书家妙。将开鸿乙堂，或免斥鷃笑。’用此事也。严君平为冥鸿，钟元常书如飞鸿戏海。又宋刘次庄有戏鱼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图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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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行书自书谢许使君刻戏鸿堂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墨禅室”之名亦浸润着董其昌以禅论书画之意。《燕吴八景图册》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身居北京的董其昌为送别友人杨继礼而作。此册题跋即书：“董其昌书于长安墨禅室中。”董氏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所作《溪山秋霁》卷亦署“苑西墨禅室”。可见此应为其于北京所用斋号。

▲明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跋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为董其昌的挚友。董氏特意于宅第内建造“来仲楼”。这里依山傍水，幽静安谧。董其昌在其中广植松杉，又在屋右移名贵古梅百株，还筑青微亭于高斋之后，并买古墓之虬松四株，称以此代名人古画。在《来仲楼法书》后，陈继儒题：“董玄宰先生有‘来仲楼’，为余题也。两人登此楼，除法书名画别无间杂事。彦京与竹林之游累积成帖，百尺楼下容勿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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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行书寄陈眉公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二、用印

中国绘画与书法、印章关系密切，元代即有“诗书画印，四合为一”的说法。印要与书画作品配合使用，方能体现美感。北宋的米芾对书画用印就十分讲究，要求“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即印章要与书画作品相得益彰。董其昌也对用印颇有研究，认为“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董氏印章有以下几种：

这是董氏印章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如“董其昌”、“其昌”、“昌”、“董氏玄宰”、“董玄宰”、“玄宰氏”、“思白”、“思翁”等，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

斋馆印的使用，自唐代李泌始。董氏有“画禅”朱文长方印一方，“玄赏斋”朱文长方印、白文长方印各一方。

“画禅”

朱文长方印

董其昌中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由此有“太史氏”之印；董其昌担任过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故有“知制诰日讲官”白文长方印一方；他还曾任南京礼部尚书，故又有“宗伯学士”、“大宗伯”等白文、朱文印章共三方。

这几处斋室、几方印章，都是董其昌营造其空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董氏泼墨琳琅、鉴赏瑰宝的日常生活之体现，更是其寄托与践行“宇宙在乎手”之画道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