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展”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又称“全国展”，即“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的简称。特指由中国书协主办（第一届例外）的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展览。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展”是当代书法发展的缩影，由此，扼要回顾“国展”的发展历程，对于正确把握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走向及特点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展”之路：激情与理思交融
当代中国书坛的“国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催生，而“国展”的不断向前推进，本身也是改革精神的具体体现。从1980年5月在辽宁沈阳问世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和即将推出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已历经39个春秋。其间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当代书法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仅从创作而言，无论是审美风尚，还是创作主体的构成，无论是对传统经典的把握，还是对创新求变的理解，也无论是展览组织、征稿方式还是评审、评奖机制等都有历史性的突破。
王伟林书作
正如连续多届担任“国展”评委会主要负责人的刘艺先生生前所言：“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但书法展览历史很短，近二十年日渐昌盛。以全国书展为龙头，各种名目的书法展览数不胜数，成为书法热的最大标志，对书法艺术繁荣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已成为系列的全国书法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培育了良好的传统，值得认真总结。”
1980年5月，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辽宁省沈阳市开幕，展览由北京书学研究会、上海书画出版社等13家单位联合发起举办，其时中国书协尚未成立。本次展览是在“文革”结束不久，人们普遍心灵处于极度空虚，对文化、对传统艺术怀有极大渴望，因此，展览在当时引起震动。借用1980年第5期《书法》杂志所刊的话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次展览展出了许多已故书法名家的翰墨，如郭沫若、沈尹默、齐燕铭、叶恭绰、潘伯鹰、白蕉、胡小石、高二适、潘天寿、张宗祥等先生的作品。其他参展作者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为老书法家和年高德隆的社会名人，他们的书法功力深厚，代表其时书坛的创作高度；另一部分为中年作者和少量青年作者，由于功力不逮前辈，作品未臻佳境，有不少仅停留在临摹古人作品的水平上。
1984年9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览是中国书协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型书法展览。与第一届相似，老书家的书法作品依然风采照人，构成了展览的中坚力量，舒同、赵朴初、启功、林散之、沙孟海、萧娴、费新我、王蘧常、秦咢生、谢瑞阶等皆有作品参展。并专辟“老同志作品室”，一些老画家、老干部等皆有作品展示，如孙墨佛、李一氓、许德衍、胡厥文、楚图南、黄苗子、赖少其、李可染等。老一辈书家精湛的学识修养为中青年作者提供了学习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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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一、二届“国展”以老书家为主体，书风沿续了清末民国书法的脉络，显得平和持重。
从1987年的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起，“国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境界。其显著的标志是：一大批思想活跃的优秀中青年书家脱颖而出，新人不断涌现，地域书风渐露端倪，书法的形式美和展厅效应越来越受到青睐，评审机制也得以不断完善，每一届“国展”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三届“国展”评审中提倡既要有深厚扎实的传统功力，又要有个人风格的新意之作，因而入选作品大多呈现出传统内蕴与创新求变的结合。同时本届展览改变以往混合展出的做法，而采用按地区陈列的方式，使观众明显感受到地域书风的特色与魅力。河南的雄强、江浙的灵秀、辽宁的精巧、四川的多姿……以上述省份为代表的中青年书家群崭露头角，标志着书坛群体竞争的势头开始形成。
四届“国展”贡献给当代书坛最突出的有两点：1.允许作者自由投稿；2.首次进行书法评奖，设立“全国奖”。这两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书法家的创造性和参与热情。
五届“国展”由于评委会组成方式的变化，最终选出的作者中青年占据主力。本届参展的大幅作品明显增多，反映出作者因追求展厅效应而扩大作品空间的强烈意愿。经过十多年的打造，“国展”在当代书坛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愈益增大。
至六届“国展”，应征稿件已达两万，印证了当代书法人特别是中青年作者高涨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有意思的是，同在1995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中青展中，获奖作者除辽宁施恩波、四川刘新德二人在本届“国展”中同时获奖外，其余皆名落孙山。这反映出“国展”与“中青展”评审导向和评审方式的差异。书坛普遍认为“中青展”强调创新、探索，而“国展”更强调传承与功力，“中青展”走了一条更个性化的道路，而“国展”显然更趋于理性、平和。七届、八届、九届“国展”，伴随着当代书法的推进，书风渐趋多样，书法作品的形式不断翻新，每一届的投稿人数也从25000余人到36630人到55319人节节飙升，昭示出书坛对“国展”的情有独钟。顺应这种潮流，“国展”评审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大。
八届“国展”开始实行分书体评选，评委的产生也更多地吸取来自书坛各方面的意见。至九届，评委数更是达到空前的53人，评审按照分设的篆刻、篆书、隶书、楷书、行草和论文6个组独立进行，参加评选的评委都是某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这便确保了评选的权威性。同时加大监审团和新闻媒体观察团的监督力度，确保评选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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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展”及当代书法创作的复兴，书坛围绕“国展”及书法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未来命运的思考一刻也未停止过：关于书法美学、关于书家学者化、关于回归传统、关于现代派书法、关于书法主义、关于新古典主义、关于流行书风、关于代表作、关于学院派书法、关于艺术书法、关于得意之作……这些思考凝结着当代人对书法的认识，也见证着这个时代书法的变迁。
二、“国展”之思：辉煌与挑战共存
以“国展”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书法展览挟波澜壮阔之势推动当代书法的发展，尽管人们可以列举出当代中国书法诸多领域的辉煌成果，但“国展”的影响力和受追捧程度却是他者无法企及的。近四十年的“书法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国展”为风向标的，“国展”的潮起潮落直接牵动着书坛的风云变幻。无疑，“国展”的成功举办和绵延不断，自然和广大书法人的热情参与、倾力支持分不开，同时也得益于“国展”在审美导向上的正确把握：1.对传统、经典的尊重；2.对创造、个性的尊重。前者是书法的立身之本，尊重传统和经典，就是尊重书法艺术本身。后者是书法发展的动力，尊重创造和个性就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尊重。值得总结的是“国展”在对上述问题的把握上没有孤立、片面地理解，而是持辩证的态度，体现了“国展”宽容而深刻的审美追求。正因此，人们在“国展”中看到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多种形式等既相互激荡又和谐共存的局面。“国展”创造的这种辉煌是其他任何展览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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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辉煌的另一面，“国展”和当代书法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挑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其一，上世纪初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和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对千百年来处在相对封闭稳定状态的传统书法产生致命的冲击，毛笔的实用功能逐渐丧失。至上世纪后半叶，电脑时代的到来更使书法完全变为一种纯粹的艺术。
其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对外交流剧增，日本的现代派书法、欧美的现代艺术与思潮的不断涌入，对中国本土的传统书法产生强烈影响。书法的视觉化、美术化倾向日益加剧，甚至出现在创作中脱离文字内容、淡化“书写性”的现象。
其三，随着书法学科化、专业化建设的推动，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由此发生一个明显的转变，“从修养的学问立场走向专业立场”（陈振濂语），其直接结果就是当代高等教育过多地将书法视作一个纯技术层面，如较多地关注书法艺术的笔法、形态、构成，而对与传统书法息息相关的精神内涵较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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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当代书法创作进入到以展览为中心的时代后，“展厅效应”成为创作者朝思暮想的尤物，而“国展”富有诱惑力的竞争平台更使成千上万的书法人乐此不疲。在这种近乎狂热的追逐中，创作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入展、获奖，一夜成名。于是，“展厅效应”的负面影响凸显，“形式至上”的标榜、“制作”倾向的加剧乃至“丑书”的风行无不显露出当代展览文化所导致的偏激、浮躁、功利的心态。许多人称，书法的“国展”就像奥运会，各省（市）为了金牌和排名，各显神通。于是乎，我们在各种专业媒体上看到了连篇累牍有关“国展”冲刺班、强化班、培训班的信息；在“国展”开幕式现场可看到万人赶集、摩肩接踵的惊人一幕；在布置得密密匝匝的展厅里看到了五颜六色、七拼八凑的当代书法新时尚，甚至看到了东倒西歪、支离变形又近乎如出一辙的流行书风……
关于展览之弊端，近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书法展览已泛滥成灾，展览不停地伤害展览，以书法的名义践踏书法”（薛元明语）。其实，早些年，时任中国书协主席的沈鹏先生对书界的这一现象已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专业化’淡化了书法文化，书法从广阔的文化领域退到书法‘自身’，追求外在的形式感与点画的视觉刺激，减弱了耐看性与文化底蕴，原有的词翰之美消减了，文人气息弱化了，书写的‘刻意’‘蓄意’多于‘无意’‘随意’。若干优秀之作，可以称作机智与灵巧，却达不到古人那样的智慧与风范。”
三、当代书法创作与书法活动的未来走向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书法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以“国展”为中心的全国性书法活动把书法从书斋推向社会，从个体推向集群，展览已成为书法联系广大观众的最主要、最直接形式，原本的艺术个体行为或沙龙式雅集活动转变为艺术公众行为，展览效应已直接导致书法审美观、价值观的转变。另一方面，经过近四十年“书法热”的洗礼，当代书法逐渐走向成熟，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要求书法积极应对，与时俱进。当代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必须尊重艺术规律，以人为本，把作为书法创造主体的书法家和作为群体的各级书法协会、各类书法社团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强调个性化、多样化、学术化、精品化就成了当代书法创作与活动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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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个性化
趋同现象是当前中国书坛的一大症结。它不仅表现在书法家个体之间在书体、书风、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亦步亦趋，也表现在不同地域、群体间的书风雷同。固然，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地域、群体书风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淡化，但盲目跟风导致的“流行”现象只能表明作为创造主体的书法家在审美追求上的不自信及功利化。在当代，不计其数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都被“国展”这张网所笼罩，被裹挟着去参加培训、投稿参赛。为了能入展、获奖，他们往往只注重作品外在的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一味求新求变，靠五花八门的制作去取悦评委。这是以牺牲艺术个性为代价的。
而艺术的深度发展必须有赖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特殊性、差异性、独创性，即个性化。只有最大限度地充分地展示出艺术家个体或一个地区的艺术特色、风貌、人文积淀、综合修养以及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当代中国书法艺术才能真正称得上走向自觉。
那么，如何将书法家的创造活力从大量的被动应付参赛夺金活动中解放出来，让书法创作回到其本来的状态，并进而自觉追求艺术个性？顺着这样的思考，书法活动的“个性化”要求便被提了出来。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案例：
2003年6月，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墙里墙外——当代中国书法邀请展”，受邀的11位参展者均是活跃于岭南地区、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画家、诗人，如莫仲予、饶宗颐、徐续、王贵忱等。“他们在治学之余或在主攻领域的艺术创作之余，出于对书法的关爱，也多以把玩心态介入书法。他们这种在自适心态下所书写的作品，固然没有为适应现代展厅环境而刻意经营的那种远远一望便能感受到的刺激感，但却平添了一份落落大方、自为自在的书卷之味。而且，这种‘鸣远叩思’富有人文情怀的书作也不乏知音。这些‘馀事作书家’的学者们不知道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他们的书作都各具独特面貌，成就斐然。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在这闹哄哄的书坛之外，筑起了另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墙里墙外——当代中国书法邀请展作品集·前言》）。在目不暇接的当代展览中，“墙里墙外”展正是凭借其鲜明的个性受到关注。这一展览的突出意义在于它引出了中国书法在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困惑、尴尬。因而这是一个富有现实针对性和学术价值的展览。今天我们再去回望这一展览，关心的已不仅仅是11位作者的具体作品，而是透过作品、透过展览本身，引发我们去作深入的思考。从展览策划、活动设计的视角来考察，这次展览对如何组织个性化的书法活动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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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多样化
个性化是多样化的前提，多样化是个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书法创作和活动的多样化是书法事业繁荣的必然要求。
张旭光先生在谈到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时指出：“‘九届国展’的评选将更加强调作品风格多样化的问题。”“社会审美对艺术的要求永远是多样化的。进一步强调风格多样化，将写入‘九届国展’评选的指导思想，要在评选工作会上统一思想。同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评委组成和各个程序流程中予以体现。”事实上，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当代书法走过的历程，多样化的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创作领域，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它们一起汇成了当代中国书法丰富而生动的风景线，把它放在历史坐标系中审视，这确是一个探索异常活跃、流派纷呈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由于“国展”为中心的评审导向作用，书坛接连出现因袭模仿的现象：从前些年的“流行书风”泛滥到最近几年“二王”帖系书风的风靡。
正如斯蒂芬·玛格林所言：“文化多样化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多样化是书法艺术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客观上，书法家个体由于师承、气质、学养、喜好等差异造成个性的不同。引申开来，不同地区由于地理、风尚、历史积淀等的差异同样呈现不同的个性。这一个个不同的个性，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生机、富有变化的整体。
书法艺术的多样化格局源自于创造实践的多样化，同时，它也可促进创造者相互之间的交流、互补。“2006·中国书法群落精英联盟展”便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们必须承认，举办书法展览已成为推动当代书法创作的主要手段，对书法的发展作用巨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展览的举办主体已越来越多样化，特色也越来越鲜明。“2006·中国书法群落精英联盟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参与其中的七个群体（古越风、江南风、通州书法群落、五月书会、徐州集团军、雁阵书法部落、永和书社）来自全国各地，皆是近几年来国内创作活跃、成绩突出、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由民间社团自主策划、承办展览、自行编辑作品集、组织研讨，这一现象在这些年中已成为书坛的一种风尚，它反映出民间力量的生机勃勃，同时也作为以“国展”为代表的主流书法活动的有益补充受到书坛的广泛关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了成立于1987年的中国沧浪书社，30多年来，该社以“艺术的独立与学术的尊严”为宗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作、交流、学术活动。作为民间书法力量，在推进横向联系、学术规范和当代书法发展的多元需求，倡导自由探讨、平等民主的学风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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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学术化
学术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强力的支撑，当代书法活动的学术化是当代书法理性发展的选择，它标志着活动境界的提升和品位的提高。新一届中国书协积极推进展览、评奖、学术“三位一体”的工作思路，立意高远。本届“国展”更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中国书法大讲堂”与“国展论坛”，加强学术支撑，促进书法理论研究对创作实践的关注，这本身就是创新之举，必将在“国展”史上揭开新的一页。
事实上，中国当代书法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已经清晰地感受到学术的力量。创作与学术恰似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2005年12月，江苏省苏州市书协推出的“首届‘得意之作’展”便是书法活动学术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苏州的“得意之作”展，从一开始提出概念到策划方案到实施展览直至总结宣传，牢牢依靠学术的力量，发挥学术在现代展览中的导向作用。其中展览方案涵盖以下几个环节：理论准备、学术研讨、方案制订、展览实施、创作研讨、总结宣传。“学术研讨”主要围绕“得意之作”这一命题作如下思考：何为“得意之作”，书法史上有关“得意之作”创作思想创作实践的清理；当代提出“得意之作”创作思路及展览举措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得意之作”展览与“国”字号展览的比较；倡导“得意之作”与确立书法家主体精神的关系。
苏州市书协针对当今书坛流行的由评委主宰作者命运、展览作品一律不退的展览机制，认为艺术展览应更多地尊重作者的自主权，尊重艺术家的创造劳动，因而倡导举办“得意之作”书法邀请展，旨在营造一种宽松、民主、和谐的氛围，探索新的展览模式，鼓励广大书法家创作精品力作。在展览当天的创作研讨会上，参展作者与有关学者、观众围绕展览畅所欲言，“得意之作”的命题与相关学术问题进一步得到探讨，如“得意之作”的创作观及其积极意义，产生“得意之作”的条件，“得意之作”与传统经典的关系，苏州倡导“得意之作”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得意之作”展的预期目标及实现途径。
首届“得意之作”展对于当今书坛是一个新的课题和创举，其艺术性、学术性和非功利性的品格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愈益显现，而其特有的创作、学术融会互动的优势将得到弘扬，长期以来较难推进的书法批评同样会在平等、民主、坦诚的展览运行机制和学术氛围下进行实验。可以预见，学术性展览和展览的学术化运作将在未来发展中受到青睐。
（四）走向精品化
艺术精品代表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高度，创造精品力作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同样，为了促进精品生产，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策划开展各类书法活动时也应树立精品意识，以活动的精品化推动精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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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化必须在“精”字上做文章
当代“书法热”以来，各类书法活动多如牛毛，然而，真正给广大书法爱好者留下深刻印象或从中得益的活动并不多。通常，活动主办方满足于一时的轰动效应，一味追求规模大和数量多，而无暇顾及细节的完美。就拿展览而言，冠以“国”字号的展览每次投稿成千上万，但展览运作近四十年来，就连小小的一个“退稿”环节竟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对策，其他诸如作品的初评问题、获奖作品的赏评问题、展览的布置问题等都令书坛一次一次地遗憾。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一切。”在书法艺术发展日渐理性、成熟的今天，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活动如何做精做美，做透做深，而不图一时的喧哗。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二三年来不少规模并不算大，但明显带有学术研究色彩或实验型的展览在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努力。如2007年9月中国书法院在苏州率先推出的“渊源与流变——‘二王’与帖系书法研究展”在展览的整体策划、设计以及每一个细节的考虑上可谓殚精竭虑。精美的作品集和光盘，每一件作品简明扼要的解读文字，作品集中研究性的“绪论”文字、创研随感和学术色彩强烈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二王’与帖系书风书法研究论文目录”将展览引导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集中一批当代中国的优秀书法家，采取临、创、述评等形式，进行个案式、专题化、实践性的展示和研究，经过系统地梳理与分析，总结帖系书法的学习经验，探究帖系书法的渊源和发展，把握帖系书法的内涵与精义，开展与碑系书法的比较研究，尝试帖系书法继承与创新的方法与途径。”
2、精品化不在于作品尺幅的大小
曾几何时，大幅巨制进入当代书法展览殿堂，延续至今，愈演愈烈。似乎尺幅小就不足以表现书法美，抒发作者情。但是我们看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却并未因为尺幅小而影响其自身的美感。这种现象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国展入选作品多是大幅，对小而精的作品缺少足够的重视。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因大小而别，而在于作品的优劣，无论创作、展出或发表，精品意识应是最重要的。从中国书法史看，流传千载的作品如《祭侄帖》《兰亭序》《苦笋帖》《鸭头丸帖》《神仙起居法》等，哪一件是大作品？然而正是因为精到，技巧、格调、品位俱高，方得千古流传。”（郭子绪语）展厅效应固然对当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误导了一大批“国展”型书家，为参展而创作，为获奖而创作，为评委而创作，作品多大幅巨制，且十分讲究用纸用色和形式感。这种重观感、重视觉冲击力的创作方法恰恰是以牺牲作品的格调、意境的追求为代价。
3、追求精品化一定要有效控制展览的总量
“国”字号展览代表了一个国家艺术的最高水平和最新发展状况，科学合理地布局一定时期“国”字号展览的总量对于艺术的推动和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有积极意义。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各样的“国”字号展览频繁推出，有时一年中达十多项。书法家们为了投稿而疲于应付，根本无暇深入经典，充电吸收，形成个性。而且这一现象客观上也滋生了某种腐败，正如林岫先生在中国文联七届四次全会上一针见血指出的：“现在的书法界展览数量过多、过滥是导致文艺界腐败的一大因素。”因此，“精品化”要求必须控制一定时期内展览的总量。
书法的“国展”将会继续下去，书法的活动也会一如既往地热闹，但愿九届以后的“国展”和书法创作能带给书坛以更多的智慧与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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