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本质是抒情。法外求法，有法无法，在自由的艺术王国里徜徉，这是书法最动人的一种境界。
书法有三个层次：一是方正停匀，点画不差；二是铸碑帖，能出己意；三是技进乎道，以有限笔墨尽万象之美。此篇即为第三层次而说。
人情不外乎喜、怒、哀、乐、愁，观天观地，看山看水，似乎都能有所依托，但是，寄之于书法线条，难于上青天。一难是必得以汉字为载体，而非鬼画符；二难是点线须合技法要求，而非随意挥就；三难是要除去执著心，而不可有意为之；四难是要有真情真性，决不能故作声势；五难是胸中要广纳万象，而不能就字写字；六难是若不积学养气，下笔一定虚脱。自然，不只这六个方面。
有人认为，草书最能达人性情，也不见得。实际上，楷书、行书照样能充分体现性情。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越；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不独楷、行；隶、篆诸体也有同样的功效。所不同者，只是书家性格、兴趣爱好差异而已，而无优劣之分。
人的性情，譬如潮汐，涨落虽有定期而难为外物所抑。因此，书法写性情，如果囿于成法，必定难以畅怀。常常是破法比坚守技法更重要。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合技法的破笔，或者说是败笔。这是为了达性情合理的破法，可产生一种残缺的美，历代大家也难例外。尽善尽美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真实的美。二是离了法而去求道、求意，无迹或者无法可寻，然莫不合法。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即以意作书，不拘成法。其实，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的几句话说得更明了。他说：“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见有无法者，意即是法。”
由此可见，法外之法，全在一个“意”字上。这不由使我想起玄学的创始人，魏晋时的少年天才王弼关于言、象、意的辨析。他既提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提出“言生于象”“象生于言”。三者关系既分离，又有因果连锁，而最终目的是“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个观点在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上影响非常大，其直接成果是在六朝和唐宋分别产生了“意象说”和“意境说”。
那么，再回到书法，无论意象抑或意境，首先应着眼于“意”。因为书法是最为抽象的艺术，若要使点线心灵化，必得离法趋意，寻求自由的发挥空间。意到则笔到，笔到则见意似，意似则生万象，万象出而境界成矣。同时，意也是多元的。从抒情上说是美学的，从思辨上说是哲学的，从实用上说是合乎人道伦理的。这一点，又恰恰建立在法的基础上。
总之，中国书法就是理与趣、法与意、技与道相生相成，水乳交融的一种境界。若要求法外之法，功夫即在书外。一旦求得，就能达到庄子所说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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