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圆笔曲势”是康有为书法的主调,以曲化直、以圆化碑、破觚为圆,是康有为沟通碑、帖的主要方式。康书从点线笔画,到笔画组合,到一个单字,处处体现着弧势线型、曲势结构。康有为代表性书体有楷、行两体,这两种传统上以方为主、曲圆辅之的书体,在康南海笔下尽量以曲圆势出之,这是极有勇气的尝试,如他的楷体作品《袁督师庙记》、《与木石居匾》等等。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有意识地以曲势圆笔书写北碑或汉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帖学系统内的曲圆笔势、圆笔行草书(比如唐人大草或傅山那样的草书),将魏碑精神以圆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确需要非凡的胆魄和长期摸索尝试。

2、康有为的曲圆点画、弧形线式有着鲜明特色,具体到细节上体现为以下几点:

横折部大都做一笔弧转,极少直折硬转;弋钩、竖弯钩类呈全弧圆形;这些折部和钩类对圆笔弧势作用颇大。

“口”、“日”、“目”、“月”、“彐”、“门”、“宀”、“冖”、“囗”等部首或组字构件一般写成圆弧形。

捺笔、撇笔呈弧弯状。捺笔尽弃传统楷、行的磔部而做均粗形弧笔或端细中粗形弧笔,成为康有为招牌式笔画——这样的捺法实际上是极难把握的,然而这种捺在康书中不觉别扭,因为它与其他笔画存在形态与意趣上的默契、和谐。康书还有一种捺法尾部略起波磔,呈脚掌状,颇似龚贤书法中的捺笔,这也看出康书笔画细节上的变化。

横画和直画在康书中被处理得较平直,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笔画被他“做曲”,比如其横画多含隶意,略带弯曲度,部分竖笔也略呈或左或右的弓状。如《译字说诗联》、《读书闭门联》等作中的横笔、竖笔均或多或少隐含弯曲度,而非单纯的平直势(如前作之“中”、“国”、“字”、“小”、“禅”等字,后作之“书”、“随”、“闭门”等字)。

3、康有为书法的线式虽以曲圆线型主导,但这种线型有异于史上草书之“纯圆”线型,而是极具张力与韧劲的弧形线段,或可称为“方势弧线”、“方势曲线”,这就显得笔圆而势方、貌圆而神方、“内劲潜行”。这种线型令人想起八大、赵之谦以及后来于右任的圆笔写法,同样是以曲圆线型呈示力骨与劲势。这里须强调:康有为是在探索以圆笔曲势写碑体、隶意,这较之曲势行、草书难度大得多,也无前贤可以参考。康有为是通过几种主要笔画来打通“曲笔”与“碑意”的:

一是个性十足的弧形长捺、长撇;二是平势横画,基本没有楷、行书的应有姿态,而呈水平设置,且多含隶意,中粗端细或左轻右重(尾部或有隶笔式的上挑之态);三是“走之”、竖弯钩、趯笔等求取与北碑的暗合……

以主导性的圆笔曲势写圭角分明、森严方正的北碑,且不乏“意势舒长”,“雄奇角出”,康有为这些有意识的追求终使其书风自树。

4、康有为书法虽主曲圆笔意,但仍讲求方圆互补,这体现于“方势弧线”以及笔圆势方、笔方势圆等特色上。笔圆势方表现在字形字态的方整上,像康氏《花香海气联》、《义门慈荫联》、《袁督师庙额》、《飞白书势铭屏》、《武侯戒行书屏》等作,多为楷书、行楷,直、横笔多平行或垂直安排,而曲笔依然充盈,笔圆势方。笔方势圆如《请于长作联》、《自坏永留联》、《岌嶪汪洋联》等作,这里的“笔方”是相对的,其实质上仍是方、圆互参,可以说康书中很少绝对意义上的“方直”点线。赵一新分析康书方、圆笔法时说:“其笔端方处多合汉隶、魏碑,笔体圆处似通秦篆、章草,但其行笔过程则形圆而神方。”[3]康有为笔圆势圆、全曲圆式作品占更大比例,如《游北戴河行书屏》、《读书闭门联》、《题大同书诗屏》等,多为晚年所书,更能代表其书法个性,这是天马行空、纵横自如、心手无碍的挥写,碑的精神融于曲弧势点线中,更凸显了雄沉、力度与大气磅礴。康氏这种“全曲”式写法令人想起傅山的“全曲圆”式大草,如康氏《游北戴河行书屏》、《四栝苍苍诗帖》、《千古江山词句》等作与傅山大草几多相似,但傅山草书常为绵延不断一笔书,而康氏草书较少字间连属,更显沉著痛快。

5、突出线、弱化点。康有为书法尽量以“线”“造型”,字间虽很少牵连,但单字内的线普遍舒长延展;各种“点”笔被淡化、或被改造成“线”,比如“三点水”常连为一曲势线,“雨”之四点变一笔,“只”、“真”、“焦”等字下部的点常写成一连笔。康氏行书强化“线”、淡化“点”,似乎在援引草书笔意,其实这与作者的创作主旨一致,即运用传统“帖派”的曲势笔法、圆转结构、乃至行草法来熔铸秦汉北碑,求取“帖笔碑意”。虽然康书风格的形成亦含有个人书写习惯因素[4],但艺术形式上的主动择取是决定性的。

6、中锋为主,较少提顿。康有为书法基本为中锋行笔,以求笔画的厚实沉着,但他的用锋使毫仍比较灵活,翻绞锋、侧锋常作为辅助笔法,前者常见于转折处,后者见于撇、捺等拖长画或者笔画的尾部,持稳的中锋法也强化了许多长笔画的篆、隶笔意(而非今楷、魏碑笔意)。康书还摒弃楷、行书的提顿笔,这也是亲近篆隶笔法、远离帖学楷行笔法的表现。省略提按使点线粗细反差不大,线条中段则粗厚沉实。总的看来,康有为用锋虽不如同样致力于糅合碑帖的赵之谦、沈曾植那样多变,但康氏用其他手法弥补笔法单调感,如常以飞白、迟涩、掣颤、行笔缓疾、单字内笔画牵连以及结构疏密等手法来丰富形式感。

康有为书法的结构与章法

康有为书法结构上的显著特色是:构字茂密,横向取势,字态端正。其结体舒张,外松内紧;字内点线较密,厚重的点画与茂密的结体相得益彰,生发了康有为特有的雄阔与沉毅。同时,紧密的结构中又有一些长笔画向四外拉出,如弧形长撇、长捺,主横画,戈、钩画等。康书力求端正、“横平竖直”,这样一来,康字的“正”、“平”+茂密的结构+舒放的外拉长笔——形成矛盾而复杂的统一体,宽博而茂密,力势内敛又情势外发,或许这正是康书之魅力。比如其书作《云龙天马联》中的“吸”、“骧”,《瑶台白波联》中的“苑”、“波”、“非”等等集中展现了这矛盾。康书总的看是横向取势、左右发劲的,这受益于汉隶与北碑,不过上下字间的联系亦因此削弱了。由于对弧曲势的青睐,康书许多字呈圆势围裹字形,特别是含“囗”、“门”、“冂”、“匚”、“勹”、“」”等部件的字。圆势围裹字形于别人的行书中是较少见的。

字间联系性差是碑派书家共有特征,这与单字相对独立、上下字较少牵连有关,也和书家们取法的汉隶、章草、魏碑的横势结构有关。康有为书法大多为单字独立,很少数的字间连缀也显得牵强,单字个个完美到位,然而单字在塑成完美自我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字间的连贯性,这一特征在少字数的楹联、榜书中不算什么,但在多字数作品中则弱点被放大。章法上的缺陷与其归于个人的技巧与形式,毋宁归结于时代(碑学)使然,熔冶碑与帖的时代新尝试中,寻求完美构局是难题之一。虽然如此,康有为仍有不少章法巧妙的(多字数)书作,如《题大同书诗屏》、《陪恭王踏雪诗》、《焦山住怀寐叟诗卷》、《致毅夫副宪书》、《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条幅》等均为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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