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对汉隶《礼器碑》赞誉有加。粗略地翻了一下资料，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学者、方家对此碑好评如潮。诸如郭宗昌、王澍、孙承泽、方朔、郭尚先、刘煕载、杨守敬等人，众口一词叫好。我归纳一下大致的说法：一说此碑是汉碑第一或汉分第一，无美不备，独如河汉，可望不可接，言之凿凿，推向极致。二说此碑意境高迈，风格兼融，当在《乙瑛》、《史晨》、《孔宙》、《曹全》之上，艺压众碑。三说艺术上别开一境，触处生妙，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尤为奇绝。四说由此碑入手，流丽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纵横跌宕者亦无不可摹也，即说是临习的最佳范本，等等，说成了没有瑕疵，任谁难比。

我不欣赏这种绝对的论述、太过溢美之辞。艺术不比竞技体育，立马可分出三六九等，更不宜说谁为第一，谁是第二。当然也有“天下三大行书”的说法，说《兰亭序》第一，《祭侄文稿》第二，《黄州寒食帖》第三，我理解这只是个习惯排序而已，更多表示的是书作者的年代排序，以及师承、源流诸关系，但此论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就约定俗成了。其实三帖排列孰先孰后，真不好论，至今争议之声仍不绝如缕。因而，对古碑帖或书法先哲名流非要分出个一二三来，我是不太赞同的。

仅以隶书而言，以性情胜者，如《大开通》、《石门颂》、《杨淮表》等，以形质胜者，如《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而《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这孔庙的著名“三碑”，我觉得应归入平正一路，结体严谨，字法规范，寓奇险、疏秀于平正严密之中，属于东汉晚期成熟之隶，各具特色，各臻其妙。

《礼器碑》自然应列入东汉隶书名品之列。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简称《韩敕碑》或《修孔子庙器碑》，东汉永寿二年（156）霜月，在曲阜孔庙立石。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二寸。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阴三列，列十七行；左侧三列，列四行，右侧四列，列四行。碑字数量多而完整，是研究汉隶的重要艺术资料。尤其它出现在隶书发展的全盛时期，笔法、字法、结体、章法俱已完备，气势气象气韵气魄已然显露，历代将此碑奉为隶书之极品、上品，也是理所应当的。

 总体评看，《礼器碑》典雅隽永，骨力洞达，清劲宽绰，雍雅萧散，瘦劲如铁，变化千恣，达到高境。具体分析而言，也确有独到玄奥之处。

一为用笔丰富。清王澍《虚舟题跋》曰：“清微变化，无如此碑。观其用笔，一正一偏，游行自在，动合天机，心思学力，到此一无所用。”《礼器碑》笔锋触处，逆入平出，笔锋劲健，方圆并施，笔端多变，险峻爽利，力能扛鼎。二则气凝于内，遒劲刚健。虽此碑笔画较细，然细而不弱，铁画银钩，如锥行沙，率直峻厉，拙朴无华，线条质感超强。三是结体奇异，横势为主，上下紧密，左右疏朗，平中寓奇，意趣横生。

此外，此碑拉开了与俗书的距离，显得高古、典雅，若从《乙瑛》、巜华山庙》、《曹全》等碑入手，往往容易写“俗”，这也是多位名家的经验之谈。而此碑则不同。往往用笔中侧兼用，提按丰富，线条奔放飘逸，结体错落有致，具有很强的书写性、抒情性，临摹此碑，当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致于陷入“俗”的陷阱。

《礼器碑》碑石四面皆书，其碑阴、碑侧的书法，定不可忽视。从艺术角度看，在这些地方书写得率意自由，用笔变化更大。无论字的大小，排列顺序，更多地渗进了主观意志，随心而运，自然生发，反而显得活泼多姿，意态奇妙。我们为什么常去写一些小品墓志，去临习刑徒砖上的字、残纸破简上的字，正是因为其天真烂漫，不拘一格，具有鲜活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孜孜以求但又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也是我们为何在关注碑阳的同时，一定不能漏过碑阴之故的道理。如果感到上面写的都是捐赠人的姓名、数目，轻易放过，那就太可惜了。

我看，《礼器碑》的碑阴、碑侧，点画时而细密，字形扁方；时而跳跃，甚至粗犷放浪，不拘一格；时而添加些许汉简、行草味道，显得大异其趣，展现出浪漫主义的笔意雅韵。细细品评欣赏，反复临习，从中定会获益，受到启迪的。

当然，此碑并非处处皆妙，一好百好。正由于其碑线条之瘦劲纤细，虽线质并不弱，但有失雄浑豪迈，与《大开通》、《西峡》、《衡方》相距甚远。虽不乏异笔小趣，但与《杨淮表》、《石门颂》之拙趣实不能够相提并论。还是那句老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东汉碑刻大都有迷人的奇特魅力，又有不遂人意处，不应求全责备，去苛求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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