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代的超级明星，宋徽宗赵佶给自己设计的签名是“天下一人”。这一个字看起来像个没连上的“天”，有时候脚伸得特别长，有时候又特别短，像个得意洋洋的戴帽子的小孩，却怎么也不愿意“出头”，是最著名的“花押”。

主笔|葛维樱

时代主角

每年到了年底，就是徽宗赵佶最盼望的时间。赵佶是正统社交控，大派对的组织者，首都绝对的主角。他本人带头簪花骑马，让士大夫们在东京的夜晚更加自由。宋代本来就每年有三次大型庆典——“春、秋、圣”，各地老百姓从士大夫到农民无不游乐，繁华盛景吸引仁宗的宫女听到宫墙外的热闹还要抱怨宫里冷清。到了赵佶，干脆从每年的腊月就开始准备，一直嗨玩到正月底。

作为研究宋代开封最重要的叙事和图像史料——《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二者都是以宋徽宗时代为历史背景。后人对于宋代社会生活的论述和描绘，有意无意中也多以徽宗时代作为样本。郑振铎说中国绘画史必定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宋徽宗身上集中的光芒，在后世越来越彰显，以至于现在的任何一种流行美学、高雅的生活方式，都有宋徽宗的影子。身为人的个性和灵性，赵佶在皇帝的位置上不仅没有被压抑，还利用自己占有的绝佳公共资源，彻底大鸣大放了一回。

一切赏心悦目自始。

政和五年，也就是1115年，宋徽宗从十二月二十九就开始期待新年，大放元灯。他觉得观民风、察时态对于自己这位“有道明君”来说就是一个主要任务。到宣和五年（1123），鳌山灯一直从腊月初一放到正月十五，要提前一个多月准备，创下中国节庆史纪录。赵佶已经把“玩”变成了正经的口号，“宣和与民同乐”，大牌子就挂在灯山上，辉煌夺目。

宋徽宗赵佶（1082～1135）

赵佶19岁继承兄长的皇位，仅仅六周后，他就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开始了“不美”的抱怨。当时的宫墙用了翠毛装饰，如同珠宝首饰一样精雕细琢。这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父兄的奢靡审美并不符合赵佶的品味。当时的北宋历经了“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从欧阳修以降，到王安石、苏轼等著名的政治家们，不仅有许多出身平民的布衣宰相，而且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一代”。

一个普通人在人间社会如何生存，这样精神层面的问题，儒教在北宋时还没有完全提供答案。后世人喜欢在“文艺复兴”的思路上寻找当时这些英才们的思想光辉。以“唐宋变革”来看，宋进入“近世纪”，不再是唐代贵族氏族社会，中央集权制里，皇帝本身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官家”这个称谓本身透露着并不高高在上的距离，皇帝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

赵佶的人生尝试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北宋文人从程氏兄弟到王安石父子到苏轼兄弟，有一种摆脱黑暗，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的气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者伊沛霞认为，这种风气是一种理想主义。“面向未来，治理现在。这是经济大好时代的表现。”从这时开始，无论新旧两党，都拼命赞美皇帝以尧舜为榜样，诚意、正心、修身这些品格，成了皇帝和士大夫们都需要的伦理道德。神圣王失去了市场，哲人王成为现实。皇帝成了上司，不是君临下界，而是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的本性，服从同样的伦理规范的领导者。王安石新法被认为是滴水不漏的严密制度设计，是对儒教的深刻理解和对宋代社会现实最华丽的改革。传统观点认为，断送这个中国迈向近代的步伐的是道学，但道学认为是“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是宋徽宗为政的必然结果，还是一次偶然？直到现在也无法做出判断。如果以寻找这个答案来作为看历史的依据，肯定看不到徽宗面对的时代的真正现实。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的《徽宗》被史学界认为是目前研究宋徽宗个人最全面的著作。站在当时的角度，宋徽宗完全符合一个时代偶像的要求，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而非强壮，乘坐轿子，收藏古董和艺术品。“男性的精致文雅的新潮流”，是宋代的一个“转向”：从追求“大丈夫”，到崇拜文人。而这个转向的代表人物，就是赵佶。

赵佶的日常

赵佶15岁封端王的时候，已经和开封最富有的收藏文化圈相互交流。神宗的驸马王诜，《西园雅集》的作者，和赵佶最好，送他梳头的篦刀，同时也送去了高俅。米芾、李公麟等都是赵佶的朋友，他少年时就已声名远播。“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佑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赵佶十六七岁少年成名，作文词妙画，相比与他同时代的皇家子弟，“不凡”这样来自后世的赞美，对应的是他未登基时前朝宰相“轻佻”的批评。

熙宁年，皇亲国戚的月奉7万多缗，官员4万多缗，还不包括公家报销。在赵佶身边，高官俸禄极厚，百万家财者比比皆是，很多东京的高楼、名园都属于私人，这里聚集了高收入群体。因奢侈的建筑、宏丽的花园比比皆是，木材市场兴起，《营造法式》诞生。赵佶本人也是最大的买主和收藏家。五代十国的宫廷画师在宋统一天下后都来到开封，尤其南唐宫廷画师画的壁画点缀着大量开封皇城宫殿、官府，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当时就是壁画之一。高收入和高消费使文化消费变成了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记载中显示，从建筑、宴饮、烹饪、旅游、花园、游戏等等方面都发展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赵佶尽管也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但他已经迈出以规范来定义“美”的步伐。

在理学尚未禁锢人心的时候，宋是一个倡导心性和修养的时代。元代写宋史的脱脱写到赵佶时先写“诸事皆能”，意思就是不会当皇帝。到了目前伊沛霞的研究，1000年来对于赵佶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论点。伊沛霞认为，赵佶这种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背后无不包含着政治和思想的诉求。赵佶面对的是一个升平之世，在他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机盎然，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根植现实的道德伦理，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中央集权对国家统治的纵深远远大于唐，文化影响的空间辐射远远超过宋政权的国土面积。

日本学者小杉一雄认为，宋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

关于瓷最有名的诗句都来自赵佶对美的定义。“雨过天青云破处”是他做的一场梦，其实这首诗也可能是柴荣所做，可是大量的后世文献记载，都把这句话送给了极大提高官窑青瓷标准和质量的宋徽宗，因为他追求极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

探讨赵佶的日常，会被“兔毫连盏烹云液”的茶盏吸引。他的茶花打得出神入化，“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确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现形式，突破了饮的界限。《大观茶论》要求茶盏青黑、有玉豪条达，茶瓶宜金银，清轻干洁的水，配合点茶技巧。北宋官窑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宋代官窑瓷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这就是赵佶的创举。严格按照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产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新成礼器”的一部分。这些带着文化密码的瓷器在当时只是皇家日用品，离赵佶眼中的艺术，距离非常遥远。

《池塘秋晚图》局部，北宋 赵佶 作（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什么是美？如何定义？这样对于美前所未有的热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无论中国、日本还是全世界，有一种布迪厄所谓的“被身体化的嗜好”，很容易就追寻到赵佶身上。其实回到当时的现实，赵佶的书法和画作并没有普及的宣传途径，还得通过他利用资源主动推进。换言之，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就得到了浅薄的奉承式的认可，虽然当时他经常赐给大臣大量书画，有时受赏者一次多达60人，一时间朝廷无不奔走相告，只求一观。后期南宋所藏他的书画已经寥寥无几，到清乾隆时认真求索，赵佶名下的画作、书法真迹屈指可数，而且大多藏于宫廷，世间难得一见。

什么是美的表现形式？赵佶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书法、茶、画、收藏、园林，中国文化现在被津津乐道之美，都在赵佶的日常里，他以自己的力量、标准和品味来发展艺术。这些美的表现形式，流传了漫长的岁月，一代接一代被文化精英、士大夫为主体的审美者乃至今天的平民百姓继承延续。即使赵佶是一个如此失败的皇帝，艺术史、收藏鉴赏史的力量，也逐渐积累下来他对文化的认知。

恒久典范的建立，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如果仅仅以“美学”来概括赵佶的作为，显然过于简单化。赵佶登基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管理帝国臣民的信仰。他对礼乐制度的建设有很高的期待，欲通过礼乐制度建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延续了30年的党争进行到他的时代，新旧党用的已经是一套相同的极端话语体系来互相攻击“忠、奸、正、邪”，作为君王的赵佶却与他的祖父、父亲不同，希望走上古圣人的道路。神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是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心如何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到徽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已经更多地转向礼制文化，力求达到上古“圣王”的目标。

现在中国大部分神的性质、名称，都是《政和五礼新仪》里制定的，从朝廷到普通家庭采取的是完全同一的标准。如此详细制定礼仪规范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王国维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赵佶第一次把古礼器集中定义，内府所藏青铜器达到800多件。中国文人阶层的收藏热至此开端。

创造和定义自我

对于美的空前热烈追求，为北宋人开辟了新的天地。赵佶在31岁时画的《瑞鹤图》。政和二年（1112），元宵节第二天夜晚，先有祥云佛郁，低映端门，然后一群瑞鹤光临，在门之上盘旋翱翔，如应奏节，经久不散。赵佶的日常生活里，在宫廷和艮岳里欣赏仙鹤的姿态很常见，而这个画面里，有几只仙鹤曲颈飞翔，这虽不是转瞬即逝的画面，但绝非静止不动，赵佶没机会写生，只能凭想象和记忆来构图，这样的祥瑞是赵佶艺术上的“作古”。

他喜欢的花叫“欧家碧”，是浅碧色白牡丹，北宋养花、爱花之风蔚为大观，从皇帝到农夫都懂得欣赏这种精神层面的简单美好。

在书法、绘画上，赵佶拥抱过去，开创了一大流派。他的书法学黄庭坚，又自成一法，写字速度飘忽快捷，“省墨水”，前所未有。伊沛霞认为，瘦金体作为一种书体，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秩序、精准、纪律，以及优雅、风格、精美与才能。“宋体”就是秦桧在仿照瘦金体的基础上，做出的“横细竖宽”的通行字体，至今仍是中国人电脑里最常用的字体。有一个关于瘦金体的评价叫“断金割玉”，它被认为是加入了极强个性、思维和情感的书法。现代人的看法是，菱形的笔画特别符合钻石切面的角度，与讲究“藏锋”不同，锋芒毕露，灿烂闪烁。伊沛霞认为，赵佶是用自己的书法，力图表明自己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这与赵佶以往被塑造的形象有了巨大的不同。

丹青可以说是赵佶最擅长的。当时的画家大都选择入内供奉，“艺术类”考生得到了俸禄和地位，也第一次形成了“院体”风格。张择端、李唐都是画院出身，然而题材、画法却没有局限。“笔墨天成、妙体众形”是赵佶画作里的和谐感。2004年，《桃鸠图》在日本公开展出。赵佶画的瞳子是“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幅画藏于日本，被评价为“诗性与再现性写实的融合”。眼睛如此鲜活的鸟儿，让《萤火虫之墓》《风之子》的导演高畑勋看后写道：“从侧面捕捉其姿态的鸠鸟，眼睛溜圆，本来很容易流于平面，成为刻板的图案，但作者有意地从这个角度去描绘，显然正是要借这种不以正面呈现的手法营造出一种装饰趣味和不流俗的美感。对鸟喙的精妙刻绘，浑圆的鸟腹显示出体态的俊俏丰满，这些都让人感受到鸟儿切实的体温与生命活力。”

花鸟表达的是人，特别是大自然和人的关系。“人物鬼神，睛活则有生意。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黄，夹墨于藤黄中，以佳墨浓加一点作瞳子，须要参差不齐。”赵佶用桐花烟来制墨，墨才够薄，每研磨间，其光可鉴。但他也被诟病“一两墨价值一两黄金”。作为动物爱好者，估计赵佶恢复的皇家动物园玉津园不比今天任何一个动物园逊色。他做端王时就喜欢养动物。宋代宫廷本有麒麟、灵犀、神羊、大象之类从天竺、交趾等国进贡而来的动物，但是赵佶是真心喜欢这些动物，他的白鹰和五色鹦鹉之所以画得那么神妙，和这样的心性不无关系。

在赵佶以前，书画尚未能融为一体，但赵佶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确立了文人画的形式。文人画，自此成为了中国文人永恒的精神追求。

国家财力使赵佶把自己品评艺术的能力推广成范本。看看《宣和画谱》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赵佶喜欢的是五代及宋的画作，其中又特别喜欢花鸟和山水，每一个类型他都有特别喜欢的画家。“竹锁桥边卖酒家，乱山藏古寺。”以意境来考核绘画，赵佶还是第一个人，此后奠定了文人画审美的方向。

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最早能对赵佶的画做出描述和赞赏的，只有比他大20多岁的权臣、书法大家蔡京。《雪江归棹》是蔡京亲身看着赵佶画的：“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蔡京的字美，这样的杰作上升到神智与造化之上，属于两人的神交。

赵佶自己的宣和天厩养着御马。“龙种之与世马不同如此。”“宋徽宗的马”绝不是模拟展子虔而来。一直处于主战派前沿的李纲，收藏了两幅赵佶画的马，李纲在“靖康之难”中独担大任，却终遭罢免。他为徽宗“非行非立非驰逐”的画法所展现的纯粹的高贵之美而深感震撼，“如马一毛，如地一尘”。尽管他的心情是“小臣凄愤”，发出“空留此马落人间”的叹息，因为赵佶已经坠入一去无消息的“胡尘”之中。

快乐的底色

看看宋徽宗的行走路线，除了“北狩”，他一生几乎都留在了京畿地区。对于宋朝皇帝，他们大多一生留在宫禁中。而与此相对的，宋朝文人开始了大量山水游记和绘画创作，在更广阔的社会里，旅行在宋朝成为最流行的生活方式。这是宋徽宗人生中唯一未曾涉猎的领域。伊沛霞观察到，“的确，徽宗发现了许多方式，使其生活不需要通过远行也能变得有趣和愉快。他的宗教和审美诉求，都是为了使自己的世界不至于太小。道教的宇宙图景绝非狭隘和限制的。假设徽宗能够有规律地出巡，以检阅他的军队和在现场同他的将军们交流，也许他将会对于如何同女真的统治者阿骨打协商，有一个更好的直觉，又或者他可能会对哪一位将军能够胜任有更好的感觉”。

金明池春天开池，徽宗让蔡京扩大了明池，更加大张旗鼓地娱乐起来。每年三月一日一开池，他的车驾就天天准备好前往，一般三月二十日是他的固定前往日期。水嬉活动在汴梁，有点类似今天的拉斯维加斯、杭州西湖上的著名表演。马戏是以马为辅助表演各种惊险动作，乐舞、百戏、杂剧共组成九项表演。水上百戏今天看起来仍然面熟，“大旗、狮豹、神鬼、水秋千”，水秋千类似今天演员从秋千上跳水的活动，水上歌舞都是普通表演。徽宗带着后妃们出去玩，在自己身边设彩棚。金明池最初修建，是太宗用于操练水军，以3.5万人力建成，引入金水河；后失去其军事意义，逐渐演变成一个市民游乐园，主打节目为“水嬉”——即具有表演性质的水战。“澶渊之盟”后，天子游幸金明池和上元节宣德楼观灯等一道，成为了雷打不动的国家级盛典。到了赵佶的时代，金明池的旅游纪念品是小龙舟模型，这里也成了各种故事、传说和乐趣的发生地。

整体社会的氛围尽管物质奢侈，却不是颓丧，而是绚烂辉煌。斯坦福大学的汉学家艾朗诺发现，在徽宗近300首关于宫廷生活的诗篇中，几乎没有反映宫廷妇女生活苦闷，即所谓“宫怨”方面的题材。赵佶把后宫生活描绘得富贵、快乐和悠闲，他有八十几个子女，“后宫宫女无多少，尽向园中笑一团”。我们能看到的是他的宫词里，宫女们学习射箭、打球，玩选仙，这种被赵佶写下来的理想化的宫廷生活，艾朗诺认为有其“先发制人”的用意。在赵佶看来，对善与仁的追求，本身即体现了美。

日本学者小岛毅认为，身体与宇宙同步，人理追法天理，是赵佶对于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赵佶规定黄钟律管长度是自己的三根手指，三分损益法的十二律管生成，以黄钟为标准，以音响物理学决定音调。24岁时赵佶已经开始创造整理音乐。北宋对此前流行音乐加以总结，做出了新牌调，和词形成了乐府词，此后制定的格律法度，一直影响了宋以后的词曲。大晟乐由宋徽宗创作，还赐给了高丽，完善了高丽音乐。“靖康之难”后，金国向宋朝要求了大量的歌舞人才，始有丝竹之声。

有很多赵佶和道士、骗子们对话的故事，听起来都很玄幻。阴阳、明暗、生死、梦与现实，仿佛如今的怪谈。他积极关心的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关注自己的内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不过伊沛霞认为，徽宗追求道教尤其是后期的神霄派，有其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的宗教信仰的目的。佛寺改宫观，释迦成了大觉金仙，很是混乱了一阵子，与其说他在扶持道教，不如说他想统一三教，构建一个君临其上的王权机构。考察当时妖异浪漫的传统，向新的现代世界过渡的桥梁，不能以启蒙姿态和科学眼光来看待。

徽宗热爱园林，一方面是对于石头的狂热。在一块石头里看出大自然正是当时的人最热衷的信仰，宇宙、神灵寄托于此。在个别事物里体现宇宙，也成为此后日本“枯山水”的源流。

徽宗在宫城东北造庭的一个原因是求子，其实他当时已经有了继承人，但还是希望多生儿子。他对东京没有山这件事耿耿于怀，自己造了座山——艮岳。政和五年（1115），艮岳开始修建，7年后宣告完工。艮岳突破了原有宫城的范围，进而又突破了内城的城墙，面积达到周围十里之大，山高九十尺，上面常弥漫着人造的烟雾，有如仙境。徽宗不无得意地夸奖自己一手打造的艮岳，说它集合了“天台、雁荡、凤凰、庐阜（山）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实际上这些地方他哪个也没去过。

在徽宗替蔡京向世人辩护时，称其为“太平宰相”。太平是徽宗快乐的底色。按照宋代的人口、经济数据，徽宗在位的25年是北南两宋的一个过渡阶段，宋朝的经济还没有在这个时期出现滑坡与低谷，直到艮岳建好六七年以后，曾以为用之不尽的国库第一次显出了空虚。徽宗尽管下场悲惨，北宋灭亡后被囚9年，至死未能返国，各种文本或夸张或隐晦地记录了他的苦难，他自己的文词中却只有无尽的臣服和谦卑。最终留在世间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秾芳诗帖》，“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

,千年巨匠，一代昏君。,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画画天下第一人，误国天下第一人，才情天下第一人，屈辱天下第一人。,一个艺术家做了国君的悲哀,让宋徽宗当皇帝实在是难为他了，做一个书法家、画家、和诗人才符合他的特质，把一个宫庭搞得像艺术殿堂一样，文恬武嬉他都喜欢，三宫六院的女人都不够他受用，还有重口味，去玩妓女李思思，把国家的治理、安危抛在脑后，一个大国皇帝被一个游牧民族打得落花流水，玩尽了老鼠戏猫的游戏，遗恨终身的静康耻，这就用错人的悲剧。,他好像每六天就要玩一个处女,不知道王羲之的书法和徽宗比 谁牛,中国历史上唯一超过300年的就是宋朝,盛世之殇，虽然很多人极度推崇徽宗对中国文艺复兴做出的贡献，但忽视了，国家这一公器，存在的意义不是给小圈子的狂欢提供资源，也不是一场全民性的娱乐至死，而是是为了泰其江山安其黎民，让民众在长期稳定的环境里，获得自由祥和的生活权利，国富而不强，正是北宋歌舞升盛世欢歌背后的侧写，也为靖康之耻埋下了伏笔，历史上每个朝代的由盛转衰，除了不可抗御的天灾和骤起萧墙的人祸外，无不是从将艺术和宗教举过头顶，凌驾于科技、教育、民生、政治改革之上开始的，当从君到民陷入一种娱乐至死的纸醉金迷时，国家便会如行至峰顶的车辆般，快要俯冲向深暗的谷底。以史为鉴是为了警醒现实，而不是以此为谈资。ps:我并不是个文艺小白，绘画、音乐、文学均是心头所爱，但爱不是沉沦。